北京保卫战
朱祁镇被捕以后，也先也不杀他，皇帝嘛，留着当然比杀了更有用，最不济也能骗点银子。朱祁镇也让一起被俘的袁彬给明朝写信，消息传到京城，宫里的太后和皇后慌忙打点很多金银珠宝送到蒙古，想赎回皇帝，朝堂上也乱成一团。到了第三天，皇太后孙氏命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1]监国，召集众臣议战守之策。满朝百官听到消息，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只知道哭。翰林侍讲徐珵[chéng]跳了出来，什么星象啊，历数啊说了一通，然后说明朝天命已去，咱们南迁吧。对呀，永乐皇帝迁都的时候，南京名义上还是首都，北京只是暂时的，现在迁回去，不是挺好么？徐珵自己，早就意识到北京可能有危险，把家眷都送回苏州老家了。
有一个人反对，严重反对。谁呢，于谦。于谦大声说道，“言南迁都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南宋渡事乎？”[2]于谦坚决的态度得到内阁学士陈循、吏部尚书王直等人的支持，徐珵不敢再说，被赶了出去。在很多官员的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也下决心抗战到底，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于谦临危受命，眼下最紧张的问题就是北京城可以被瓦剌进攻，而明朝黄河以北的军队全部被朱祁镇败光了。第二天，于谦即上疏请调两京及河南备操军，这是离北京最近的明朝军队，虽然只是预备役；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这是针对倭寇的现役部队；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这部分军队其实长年没有操练，实际都沦为搬运工了；还有宁阳侯陈懋所部浙兵，这是客军，浙兵和南京的部队经运河进京也比较快。只要在北京周围还能够算是兵的，全部召来。
兵有了，还有一个难题，通州。通州就在北京城东十里的地方，比北京小的多，每年运往太仓的税粮、漕粮大部分就屯在通州，通州的积粮此时有数百万石，这可不能留给瓦剌军。北京如果危险，通州更危险。怎么办？
搬！根据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于谦向朱祁钰请调顺天府五百辆大车，凡是运粮二十石的，给运费一两银子，银子很值钱的哦。凡在京的部队，每人给布两匹以外，再发半年的军粮，自己去搬；凡进京的部队，每人给银一两，布两匹，也是从通州搬了粮再进京。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没两天，又出事了。朱祁钰午门听政的时候，右都御史陈镒要求惩办战败元凶王振误国之罪，刚刚接管朝政的朱祁钰一下子不敢明确回答，群臣也都跟着趴在地上哭着请求，要将王振灭族。王振的走狗，锦衣卫指挥马顺居然还敢出来，厉声想把这些官员骂走。给事中王竑当场扯住他的头发，咬住他的脸上，一边还骂，“你这奸党，罪大恶极，应当杀了，今天还敢这样。”[2]群臣一哄而上，一下子把马顺给打死了。朱祁钰吓坏了，想躲，王竑率群臣紧追，想干什么？王振还有走狗啊，毛贵和王长随，还要追究。朱祁钰就把这两扔出去，又被当场打死。这是虽然是午门，可也是朝堂啊，而且正是朝政的时候，打死人虽然很表现自己的正义和决心，但是这几个人虽然该死，却没有经过法司定刑，这些群情激奋的满朝大臣们一下子成了杀人凶手。大家都乱了，有一个人出来了。还是于谦，于谦推开众人走到前面，拦住朱祁钰，请他宣布：“马顺等人罪有应得，打死这几个人的官员都不追究。”立刻给这个事情当场定性。然后，事件才进入正常的轨道，朱祁钰又下令把王山（王振的侄子）绑赴刑场凌迟处死，斩王振全家。这就是大将风范，临危而不乱。当时的局面，大家都情绪激动，而且事起仓促之间，谁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有于谦能保持冷静，并能立刻想到办法，挺身而出，稳住局面。这事情连尚书王直都很佩服，散班走出左掖门的时候，握着于谦的手说：“国家真正需要仰赖您这样的人，今天的事情，就算有一百个王直又能做得了什么。”
九月一日，朱祁钰登基做了皇帝，改次年为景泰元年，不再是监国了。
瓦剌军真的来了。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脱脱不花和也先拎着朱祁镇，率军到了大同，对大同守将郭登说，“我把你们的皇帝还给你吧。“郭登说，“不用，我们家又有一个皇帝了，这个旧的皇帝不着急。”一听这话，也先就知道，明朝早有准备了，就不攻大同，绕道紫荆关，直接进军北京，其它各路瓦剌军也纷纷从长城沿线破关大举入侵。郭登立刻将瓦剌进犯的战况向朝廷报告，接到郭登的战报，京师戒严。北京城的总兵石亨提议，咱们不打他，就躲在北京城里，北京城是天下第一坚城，瓦剌军又能怎样？于谦坚决不同意，敌人这么嚣张，不打他，更张狂。于谦调兵十二万出城迎战，他规定，有盔甲不出战者，斩！主将不顾军先撤退的，斩！军士不顾主将撤退的，斩！他自己也披上战甲，身先士卒，示以必死的决心。全北京城士气高涨，准备迎击瓦剌军。
初九日，瓦剌军攻破紫荆关，守将孙祥、韩清战死。十一日，瓦剌军进抵北京城下，又把朱祁镇拎出来了。给银子，派个大臣把皇帝接回去吧。朱祁钰动摇了，派人问于谦。于谦说，今天我只知道打仗，其它什么都不需要问。就是嘛，这时候还叽叽歪歪的磨叽什么呢，什么都是假的，都不过是幌子，只有打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十三日，两军会战于德胜门，于谦先派石亨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民房里，然后再派一支轻骑吸引敌军。瓦剌军果然上当了，一万多部队冲入包围圈，石亨的部队一下子冲出来，火器弓箭招呼。也先的弟弟平章勃罗卯那孩，素有“铁元帅”之称，在此战被火炮击毙。瓦剌军转攻北直门，守将孙镗率军奋战。趁敌军稍退的时候，孙镗追击。瓦剌军继续向北直门增兵，把追击的孙镗团团围住。孙镗不敌，败退。明将高礼、毛福寿一路军，石亨另一路军也前来助战。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撤退。德胜门和北直门都攻不下，在北京城下，也先战败了。
胜利后的明军立刻修正在战斗中的问题，重新进行了部署。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失败后，又组织进攻彰义门。明军利用火器和弓箭强力打压瓦剌军攻城的前锋部队，挫败了敌军的攻势，但是有数百骑兵明军冲出争功，冲乱了阵营。瓦剌军趁机反击，明军败回，被追击至土城一带。土城的百姓们也加入战斗，王竑、毛福寿也率军赶来支援，瓦剌军支撑不住，只得再次败走。
另外一路的瓦剌军，率五万人攻居庸关，因为天气冷，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弄了一个冰城，瓦剌军攻了好几次，都没结果，反而被罗通派兵出来冲杀了几次，砍走了无数的人头。
北京不是土木堡，也先终于明白北京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于十五日率军北归。撤退的时候，于谦又炮轰瓦剌营帐，又被死了一万余人。在焚毁了明皇帝长、献、景三陵寝殿和供器后，也先带着朱祁镇经紫荆关回到关外。也先撤退以后，关内还残留不少小股瓦剌军，于谦派杨洪、孙镗、范广等追击，俘虏了很多残余的瓦剌军，并解放了被掳百姓万余人。军队士气高涨，各地百姓也纷纷组织反抗瓦剌军。到十一月初八，北京解严，北京保卫战胜利了。
纵观明朝前后两场战役，战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双方的兵力多寡，英宗率领五十万大军，实际兵力至少二十五万以上，面对的仅仅是两万的瓦剌骑兵。于谦在北京主战场的兵力仅有十二万，兵数并不比几路瓦剌军多多少，而且还都不是明朝正规军。可见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将帅的信念，以及民心士气。
战争刚刚结束，战后的国家四处断壁残垣，亟待恢复。可是，在战争中，那些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大臣们，这会儿倒开始活跃了，他们忌妒于谦的功赏，开始刻意贬低就是保卫战的战绩，甚至四处罗织罪名弹劾于谦。王振的余党，也企图反扑，称杀马顺等人是贼臣。这些人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如果没有于谦，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没有于谦，他们又会落得什么下场？好在景泰帝朱祁钰还算明事理，最终在于谦据理力争之下，把这事情平息了下去。武将们则觉得，北京打了胜仗，他们有理由留在北京升官发财，不想去边远的边关镇守。紫荆、倒马等重要的关隘，直到瓦剌军退后一个月，仍然没有驻兵愿意前去。还是于谦，在与叶盛等人的极力推动下，朱祁钰终于决定整饬边防。
明朝一共有三位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但很可惜都是昙花一现，于谦就是其中的第一位。朱元璋为了预防军队的隐患，有意识的在军事制度上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随后的发展，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每况愈下。最早的时候，是朱元璋设立五军府，所有的兵都归五军府管辖，到了永乐年间，朱棣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增加了三千营和神机营，和原来的五军营，称之为三大营。这些三大营的兵，其实都是全国各地五军府各地的兵，有事的时候征调而来，没事的时候又要再散还各府，所以久而久之，都不怎么操练。蒙古也先逐步强大的这些年，京师经常有战争预警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些兵更是赖在京师，不回各府操练，军队变得越来越失去战斗力。而且，积聚在京师的三大营，各自有自己的总兵提督，到了临战的时候，十分不方便统一指挥。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深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强调平时对士兵的操练。于是，他在战后创建了团营法，从三大营中选出十万人，分成五营操练，以五十人为队，每两队一百人设一个领队官，每一千人设一个把总，每五千人设一个都指挥。试行了一年，感觉很不错，又请兵五万，再设五营，于前面的五营一起，称为十团营。可以看得出来，这已经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军事系统了，军队不再是临时凑集，而是平时训练保持战斗力。十团营到了弘治年间，又增加到十二团营；正德年间，增设了东、西两个官厅；到了嘉靖年间，严嵩建议特设戎政府，辖制京师内外所有的士兵，由仇鸾统领。仇鸾被杀以后，团营法又恢复到原来的三大营的体制。
[1]朱祁钰是朱祁镇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也是英宗唯一的弟弟，朱瞻基的贤妃吴氏生，时年二十二岁。
[2]指宋朝南渡以后，丢失了黄河以北半壁江山。
[3]《明史》卷170《于谦传》，“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