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罗斯福不再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了，他越来越关心外来的危险和美国的防务了。
整个欧洲大陆笼罩在法西斯的阴影之下，美国举国上下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孤立主义氛围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战争所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视而不见。他们倾心于对付大萧条引起的无穷无尽的个人危难，无视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的劝告。他们反对美国卷入那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恩怨和纠纷之中，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宣称：“让我们把眼睛转向国内。如果世界将变成一个荒芜、仇恨和苦难的原野，那就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守护和保全我们自己的自由绿洲。”
但是，在罗斯福看来，国家之间是相互依存，国家之间为了长期的繁荣与和平应该互相信赖，同时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国内稳定牢靠的支持，繁荣与和平之间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换言之，他相信，美国经济的繁荣最终要依靠国外正常经济的恢复——通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的贸易强国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的恢复。罗斯福发现世界经济萧条和侵略问题是不易解决的，他担心美国严重的困难和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是否允许他在海外作出任何行动。
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探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国父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华盛顿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信守这样一条准则：即坚决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免使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华盛顿的遗训被历届国会奉为圭臬，它在普通国民中的影响也相当广泛。美国与多事的欧陆间隔着大洋，并且交通不便，天然的屏障给美国人一种地远心自安的保守、自重心理。
坚决反对美国卷入国际纠纷的言行以及阻挠罗斯福可能迎击法西斯势力扩张侵略的活动，主要来自国会、内阁甚至罗斯福智囊团中的孤立派。它们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它们反对那些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东部大财团和英国的国际金融财团。此外，赫斯特报系、库格林神父、朗、三K党人、德裔美国人联盟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组织等，都是坚决的孤立主义分子。
20世纪2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资料的重新发掘与研究，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卑鄙的争夺战，并与军火的制造和贸易息息相关。美国媒体也认为1917年美国是被“发战争财的人和协约国”两种势力卷进了一场毫无价值的战斗事业中去的。舆论界的一些领袖甚至公开为他们在1917年把美国带进战争感到内疚，并决心永远不再滥用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历史学家进一步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南北战争一样，是个悲剧性的大错。修正论者认为，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他们因此把布赖恩推崇为一战前外交活动的英杰。他们认为威尔逊发表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声明，掩盖了谋取暴利者们恶劣的贪欲，而且全国都受到协约国巧妙宣传的摆布。参议员威廉·博拉等人则深信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军事机其中的一个齿轮”。还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应当迁就希特勒，他要求生存空间似乎并非无理；他想把所有德国人联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做得比威尔逊在凡尔赛所做到的还要忠实。和平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极为盛行。
国内孤立派对罗斯福总统戒心重重，他们在罗斯福上任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有关武器贸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响的调查。为了敲山震虎，1934年4月，参议院又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为首的调查军火工业的特别委员会，主要调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制造商和银行家。调查到最后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1917年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既非保卫本国的利益，又非捍卫民主制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军火利益集团和金融家们施展阴谋诡计而招致的结果。该委员会同时发掘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证据材料，以支持、佐证上述结论。于是美国民众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华尔街为牟取暴利而需要战争。《芝加哥论坛报》、赫斯特报系以及一些历史学家和作家顺势推波助澜，使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变成一种极其天真的意见，认为美国上次是受人蒙骗而卷入战争，为的只是让“死亡商人”发财，我们若再干预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就等于犯罪。
由于受民众反战情绪的影响，再加上国内大萧条的深重局面等待收拾、整顿，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性及可供他发挥的余地。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罗斯福1932年竞选胜利所付的部分代价——即无条件地反对美国同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努力进行合作和奉行建立在不卷入国外纠纷基础上的谨慎的中立政策——使他很难立即在当选后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充其量只能做一个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国际主义者”。所以，在很多公共场合，他只能迎合着孤立主义者的论调来谈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怀疑，在孤立主义的大氛围下，外交政策的轻举妄动将会损害他所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因此，他对于伦敦经济会议的冷漠和打击、对于胡佛的国联和战争贷款政策的继续贯彻以及听任国会通过空前的高额保护关税，都是他权衡利弊后不得己而为之的一种结果。它们是一种从原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退却。总之，这一切，都可概称为“罗斯福的现实主义”。
但是罗斯福并不甘心一味地退却。当他有调查得知，将有大约2/3以上的议员赞成美国参加国际法庭时，1935年1月他立即要求参议院批准该法案。但是这一提案却在美国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以库格林神父和赫斯特报系为首的孤立主义极力渲染，把国际法庭说成是与国际联盟一样的可怕的组织，是国际银行家和财阀的罪恶工具，恪守传统准则的美国万万不能加入。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电报如同雪片般飞向国会，邮差用手推车把它们不断地送到参议院办公室。同时，强大的院外集团成员也为反对此法案通过而四处奔波。参议员中的反对派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36名，该法案最终以7票之差未获2/3多数。罗斯福再一次体会到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厉害，这也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总统，他在外交事务中暂时还不能随意行动。他只能在斡旋中等待，或者在适宜的时候进行解释和引导。
孤立主义者反对参加国际法庭的呼声拨动了当时美国国内几根绷得最紧的琴弦，显示了美国对欧洲赖账不还的行径的满腔怒气以及唯恐欧洲不顾美国利益把它拖入又一次战争的忧虑；同时也显示了杰拉尔德·奈领导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揭露的事实真相，这使人们产生战争将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最后拖垮的担心。
同时，国际形势急剧恶化。1935年3月，纳粹德国不顾任何方面的反对进行扩军，同时还正式宣布德国在军备方面将不再受《凡尔赛条约》的约束。随后，德军举行了以进军莱因区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国防军司令部制定了代号为“红色”的对法作战方案和入侵奥地利的“奥托方案”，以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与此同时，墨索里尼则通过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向东非集结军队，意大利法西斯不宣而战，越过马雷布河边界，从南北两方大举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日本法西斯在这年的4月以后，紧锣密鼓地制造了旨在侵吞中国华北5省的“华北事变”。
严峻的国际局势使孤立主义者认为应立即制定一项中立法案或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避免美国卷入战争。这不仅没有给罗斯福自主行事的权力，而且，由于报纸头条新闻充斥着埃塞俄比亚战争动向的消息，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更加受到掣肘。议员们向国会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严守中立决议案。罗斯福试图把决定中立的问题从外交委员会那里夺过来以防止国会通过一项无区别对待的严守中立法案，但此举立即引起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4月初，杰拉尔德·奈通领导的调查军火贸易特别委员会也将把中立问题交给外交委员会去处理。罗斯福设法采取其他行动以阻止国会，他要求参议员皮特曼把提交外交委员会的全部中立法案搁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