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琴挑文君”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对琴挑文君的故事是很看重的。他为什么看重？它的价值何在？首先，《司马相如列传》取材于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尽管司马迁作了必要的省易，但其基本材料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琴挑文君的故事就是当年相如、文君在临邛爆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传奇色彩极浓，类似小说，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不到500字，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内蕴极丰富。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非常之人”（司马相如语）的性格，十分突出。司马相如，当他认准卓文君是自己心中的佳偶之后，他敢于设局，以“琴心挑之”，他敢于“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敢于“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敢于“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终于在爱情上获得了成功，先有了他一生中两大幸事（“上有汉武帝的宠信，下有卓文君的****”）之一，有了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他的行为突出地显示了他这位才气横溢、雍容潇洒，当过景帝的郎官、做过梁王的门客，经过历练、受过波折，智慧中有狡谲、勇敢中有斯文，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司马相如语），以至于“众人惧也”（《索隐》引张揖语）的“非常之人”的个性特点。卓文君，当其意识到自己的所爱，一定会遭到父亲的反对时，她敢于抛弃千金小姐的一切，“夜亡奔相如”，敢于市中“当垆卖酒”，做老板娘，无怨无悔，一个“雄警女子”（姚苎田语）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让人惊叹！而王吉、卓父，或一两个动作，或一两句话语，鲜明的形象，亦栩栩如生。故事既是奇事，又有奇人，因此长期来，它一直是诗歌、小说、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仅以戏曲而论，据统计，现存剧目竟达50个，“没有任何一种历史上的题材可与相比”（吴祖光语）。由于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价值很大，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看重琴挑文君的故事，绝不仅仅是“爱奇”，作为历史学家，它更看重的主要是它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中国，尽管桎梏人性的封建礼教尚未全面形成，明确写着“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即：再嫁）之文”等规范妇女行为的《女诫》尚未产生，但是封建社会已经成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纲五常”等封建社会的规矩，早已存在。当时的时代正是封建礼教逐渐向系统、细密的方向发展的时代，董仲舒躬身践行的“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日日在渗透。自主婚姻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性越来越受到压抑。青年男女因家庭财富及其他因素，而难以与意中人结合的事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遭遇，绝不会是个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相如文君的故事，表明封建礼教与反封建礼教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学贯古今，精通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的思想家司马迁，他本身具有先觉的睿智，他记下这样的史料，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当代追求爱情幸福的男女勇士树丰碑，为后代追求爱情幸福的男女众生指迷津。实际上是对民主意识的呼唤，对一切反抗封建礼教、争取自由婚姻的男女的一种鼓励。在反对包办婚姻、争取自由婚姻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史记》问世之后，在历史的发展中，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日益突显，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广大的文人学士用各种形式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历史上第一个对琴挑文君故事持肯定态度的是东汉撰修《汉书》的史学家班固。班固经历丰富，可能他已经亲眼见到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他既没有受他妹妹班昭所著的《女诫》的影响，也没有理睬汉明帝刘庄针对琴挑文君的故事批评过司马相如。在《汉书》中全文仍然照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原文中“琴挑文君”的内容，一字未加改易。《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极受后人的重视，这应该看做是《史记》之后、最早对琴挑文君故事价值的重视和认定。
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以《汉书》文字太繁，令历史学家荀悦仿左氏传作《汉纪》，它实际是《汉书》的缩写本，此书用词简约，但在《孝武皇帝纪》中竟用了300余字介绍司马相如的生平和文学作品，并摘录了《谏猎书》一段，而讲琴挑文君的故事，却用了70余字：
初，家贫，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孙置酒请令，并请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孙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与俱归成都。后家贫，夫妻酤酒临邛。卓王孙耻之，杜门不出，后不得已，乃厚分财物遗文君。
荀悦在叙述故事时，特别强调了相如“善鼓琴”，文君“好音”。荀悦是专门为皇帝写的《汉纪》，在极有限的文字中，也舍不得去掉这个爱情故事，为什么？是作反面教员？不是。从前面的文字叙述中可看到，文中无任何贬损之词。这充分说明，他是非常看重故事的历史价值和在当时的意义的。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文人学士欣赏、肯定“琴挑文君”之事者，首推魏晋之际的嵇康。嵇康是鲁迅十分赞赏的一位思想新颖、力抗顽俗的著名作家。他的《圣贤高士传》将司马相如与老子、庄子等古代圣人一并列于传中，既有传，又有赞：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初为郎，事景帝。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邹阳等。相如说之，因病免，游梁。后过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归成都。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著犊鼻裈，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尝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其家。
其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传文119字，相如文君故事竟占了53字，而赞语中把相如琴挑文君和“犊鼻居市”作为赞语内容的第一点，加以肯定和颂扬。比起前面的《汉书》与《汉纪》两本史书讲，它是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司马相如其人其事的态度。此时，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早已发生，作为“越名教”的嵇康是一定了解这个悲剧的。另一位便是南朝陈代的祖孙登，他的《赋得司马相如》一诗对相如的行为、才华极力赞美：“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寻。当垆应酤酒，讬意且弹琴。《上林》能作赋，《长门》得赐金。唯当有汉主，知怀封禅心。”这首诗八句，有四句是称颂相如琴挑文君之事的。
唐代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激发了众多名士的吟咏之情。
曾做过邓王府典签的卢照邻，邓王比之相如，曾任新都尉，他的《琴台诗》感慨万端：“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槚春。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寞鸣莺处，空伤游子情。”他用“云”拟作“作赋客”的司马相如，把“月”比为“听琴人”的卓文君，用情意浓浓的美诗，歌颂相如文君的浪漫爱情，传达了他向往的情思。
陈子良这位相如县县令，他的已收录入《全唐文》的《祭司马长卿文》写道：
惟君夙敏，雅调雍容。含章挺生，慕蔺斯在。题桥去蜀，杖策入关。终倦梁园之游，还悦临邛之客。杨意为之延誉，王孙以之开筵。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金门待制，深嗟武骑之轻，长门赐金，方验雕龙之重。及乎茂陵谢病，游岱无归，空留封禅之书，遂感宸衷之悼。是知声名籍甚，绝后光前，厥迹犹存，余芳无泯。
“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这是多少人艳羡的美事。陈子良用深沉的语言，表达了又称颂又艳羡的感情。
诗圣杜甫的《琴台》诗，应是写琴挑文君诗中最著名的：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琴中传情，酒肆甘苦，是相如文君爱情故事中最为美妙动人、缠绵哀婉的情节，杜甫拈出此二事以表现他们爱情的忠贞，正是点到了最精妙之处。诗中首联“茂陵”二句，对相如文君爱情的赞美，古人评之为“千古情种，风流佳话，尽此二语”。尾联“归凤”二句，与首联相应，是将古与今对比后而发出的感慨：相如、文君那样的美满爱情，现在很少有了啊！杜甫的怀思，算是对“琴挑文君”给了一个百分之二百的高分，对故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商隐是古代著名的爱情诗人，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常常牵动他的诗情，“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寄蜀客》）“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送崔珏往西川》）充满了对相如、文君的怀念赞美之情。
宋代肯定称颂相如文君之事者，相对少，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一诗，显得很突出：
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手弹南风琴，心调东邻女。杂身庸保中，初不忌笑侮。大者固已立，下此皆可补。三赋争日星，一书起今古。其余不自秘，辄为人所取。何当尽见之，真是文章祖。
凛然千载下，英气犹可睹。儿曹尔何知，杯酒那可污。故台已丘墟，胜绝谁敢据。我来访遗迹，低回不忍去。诗成欲叫君，云车隔烟雾。
邵博是邵雍之孙，曾在西充任过职，后又在嘉州、成都做过官，这首诗在吟咏“琴挑文君”故事诗中是动了真情的。
其他，宋祁《司马相如琴台》：“故台千古恨，犹对旧家山。半夜鸾凰去，他年驷马还。死忧封禅晚，生爱茂陵闲。惟有飘飘气，仍存天地间。”陆游《长卿琴台》：“归凤求凰又一时，琴台遗址草离离。彩毫有赋留金马，绿绮多情结翠眉。武帝祠前云影散，浣花溪外酒帘垂。无端封禅留遗恨，玉检尘埋此共悲。”晏几道《题司马长卿》：“犊鼻生涯一酒垆，当年嗤笑欲何如？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理学思想纵横左右的宋代能有这么多粉丝，懂得琴挑文君故事的价值也足够了。
明清两代有大量文士用诗赋欣赏、赞颂琴挑文君的故事：如汤显祖诗：“相如美词赋，气侠殊缤纷。汶山凤凰下，琴心谁独闻？阳昌与成都，贵贱岂足分？子虚乃同时，飘然气凌云。卧托文园终，不受世訾氛。清晖缅难竟，遗书《封禅文》。知音偶一时，千载为欣欣。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汤显祖诗文集》第二十）如岳钟琪诗：“少城西去有琴台，地僻台空径草莱。绛节未驰驷马返，丝桐先引凤凰来。岂知涤器当垆日，已识临轩献赋才。流水高山今绝响，伊人千古尚徘徊。”（《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如陈一沺诗：“琴台秋老木芙蓉，落落铜官第一峰。偏有女儿识名士，人生那不到临邛。”（国朝全蜀诗抄）但更多的是直接在文章中肯定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其言论、认识，让人耳目一新。
明代的“非常之人”思想家李贽，他在《词学·儒臣·司马相如》中指出：
方相如之客临邛也。临邛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皆财倾东南之产，而目不识一丁，令虽奏琴，空自鼓也，谁知琴心？其陪列宾席者，衣冠济楚，亦何伟也。空自见金，而不见人，但见相如之贫，不见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谁能听之？然则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
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负也！
封建统治者为迫害李贽，曾把这一条作为李贽的罪状之一。
冯梦龙《情史·卓文君》后有按语，说：
妻者，齐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后为齐。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是妇是夫，千秋佳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今之蓬州，唐谓之相如县，迄今有相如祠。相如之取重后代若此，彼风流放诞者得乎哉！……文君以身殉相如，相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誄，已足千古。
明人谭友夏评《紫玉歌》时说：“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读《紫玉歌》，益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
清人姚苎田在《史记菁华录》中说：
以相如之才，且又令客，车骑雍容，亦久为富人所瞩目，则以令为蹇修，文君不患不归相如矣！而乃必挑以琴心，奔于亡命，何哉？盖相如、文君，千古之佳俪也，使以令为媒，以势相合，以利相随，则亦贾儿贩妇之常径耳，何以见两人之自具锦心，自留青眼乎？彼挑此奔，所以明此段风流绝不缘势利作合耳……史公娓娓写之，固欲传奇耳，岂以著其丑哉！
清末王闿运大概是在了解到更多受害女子的事例后有感而写，他在《湘绮楼日记》中说：“司马良史而载奔女，何以垂教？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直言这是为受迫害的女性指出的一条生路！这也正是史公所述相如文君故事历史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