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这事儿发生在三代以前的尧舜时期，那我还相信几分，因为那时候的氏族领袖过的比老百姓还不如呢！
退一万步，那太伯的觉悟本来比较高，人家天生就比较大方，但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说不通：要知道当时周族正处于需要扩充实力同殷商王朝作战的时候，太伯和仲雍这时候带着族人离去，无疑会使周族的实力受到削弱。就算太伯宁愿把国君的位子让给季历，他也完全没有必要逃到千里之外，到对于周人而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荆蛮之地去。他们完全可以留在本部落内部协助季历，这才符合周族的大局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这段语焉不详的上古记载之中，隐藏着一段极其残酷而惊人的历史：为了争夺王位，周族内部太伯、仲雍等部族联合起来，同季历的部族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部族争斗，甚至是战争。季历的部族最终取得胜利，将太伯、仲雍部族赶出周地。
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太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带着族人迁徙到那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去———失败者总是要逃得越远越好的，否则胜利者迟早会打过来斩草除根的，那样可就死定了。
太伯和仲雍逃到了荆楚蛮荒之地后，肯定也经过一番艰苦的争斗和厮杀，最后，当地的百越族土著被周族人收服，太伯于是在这里自立为君，国号句吴（跟句践一样，句为吴语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今江苏省太湖旁边的无锡、常熟一带）。从此，吴地的老百姓在周族的教化下，在渔猎之外，也开始从事农业起来。
为什么太伯要将自己的国号定为“吴”，一种说法认为：“吴”字其实就是“鱼”字，在中国古文中，鯱、五、鱼、吴四字为同音字，那时太湖一带，河道纵横交错，初民们以渔猎为生，泰伯和百姓便把鱼作为“图腾”，乃至国号。吴地崇鱼、喜鱼的习俗传至今日，每逢过年，家家门上贴挂鱼图，以示年年有余，在房门上贴挂“鲤鱼飞跃图”，以示“鲤鱼跳龙门，全家交好运”。
但是根据《吴越春秋》记载，太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跟他一起逃亡的弟弟仲雍又名吴仲，而太伯没有子嗣，所以将国号定为“吴”，以让自己的弟弟继承君位。
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仲雍除了名吴仲外，还有一个名字叫虞仲。今天江苏常熟还有座虞山，据说就是虞仲死后所葬之地。
此外，今天江苏的泰兴和泰州就是因为曾是泰伯的属地，所以才有这个泰字的，据说太湖的名字也是打这儿来的。
稍早一些时候，希伯来部落酋长摩西率领他的人民，从已居住了四百三十年的埃及出走，进入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今巴勒斯坦），开创了信奉一神的犹太教。这件事与太伯仲雍出走吴地似乎有着惊人的巧合。
谦让是一种美德
吴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就默默无闻了，历西周一世及春秋时代的前半部分，史书对吴国的记载，都是简而又简，除了历任国君的名字，吴国好像被这个激荡的时代遗忘了一般。
太伯的后人也是周族大家庭的一分子，为什么数百年来他们都不和中原各国联系交往呢？是交通不便？还是吴国的世系根本就是伪造的？这里面留给了大家巨大的想象空间。
可是到了公元前584年左右，吴国突然崛起，开始在春秋舞台上崭露头角。吴国的第十九代君主寿梦像个幽灵一般横空出世，自称为王，四面侵略，先是攻打晋国的小弟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北），后又侵扰楚国的小弟“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搞得大家晕头转向：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以前咋没听说过。
在大家都比较晕的时候，晋国先从混乱中回过神来，向吴国派出了一个特殊的使臣，那就是在晋楚争霸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人物巫臣。他将中原先进的车战之法带到了吴国，并教唆吴国和晋国一起对付楚国。
这就是晋国的远交近攻之策。这一招太妙了。楚国在晋吴的联手摧残之下，霸业渐衰，从此再也无法专心用兵中原，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吴王寿梦在位二十五年，也跟楚国打了足足二十五年的仗。正是在他的手里，鸟不拉屎的吴国开始日益强大起来，给日渐沉闷的春秋霸局增加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危将死。他有四个儿子，分别叫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其中季札学问最好，人品也最好。所以寿梦想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
寿梦这一点就做得不对了。古公当年希望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那是因为商朝末年周族的宗法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到了春秋末年，周朝的宗法制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了。总的来说，周朝宗法制中注重嫡长子继承制比较于商朝时注重血统关系的亲亲制度而言，还是有它的先进性的。这样做能杜绝诸子和诸弟的继承权，从而解决了王位继承中因名分不定而产生的祸乱纷争，从而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正因为周礼的嫡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代各诸侯大都严格地遵循。凡是跟这个制度较劲的人，大多没什么好下场。从前的一代霸主齐桓公正是因为违背了它，所以晚节不保，落得个凄凉而死的可悲结局。
寿梦好像完全不懂得这一套，非要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小儿子季札。这说明周礼在吴国没有一丁点儿生存的土壤。多年不与中原来往，原先的周族后人早已被当地的蛮夷土著给同化了。
作为当事人，季札对这件事的看法却出乎了大家的预料。小伙子虽然生长在蛮夷之地，但从小就对周礼十分向往，那觉悟可不是一般的高，所以当他一听说父亲想要让自己当王，就死活也不肯答应。他说：“天下间周礼最大，怎么能因为父子之间的私情而干犯礼法呢？我不能当王，谁让我当王我就跟他急！”
季札觉悟高，本应继承王位的寿梦嫡长子诸樊当然也不能落于人后。他说：“你不当，我更不能当！当年周太王古公亶父认为周文王圣明，想把王位传给少子季历，我们的祖先太伯因而让贤逃到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而周王朝得以兴盛。我身为太伯的光荣后代，一定要继承先人的优良传统，退位让贤，离开宫廷，去乡下种地！”
两个人你谦我让，吵个不停，病得晕乎乎的寿梦头更加疼了：这俩小子谁也不肯当王，那我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谁来给我发扬光大呀！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寿梦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案，他说：“别争了！诸樊，你来当王，不过你要答应老爸一句话，这国君的位子一定要按照你们四兄弟的次序传下去，直到传给季札为止。”
说完这个遗嘱，寿梦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心力，这个开创吴国霸业的一代雄主，就这么双腿一伸，死了。
寿梦死后，诸樊还有吴国的百姓还不肯放弃，一个劲地要求季札来当最高领导人，季札被他们搞得心烦意乱神经衰弱，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乡下种田去了，死活不肯回来。他还说：“求求你们了，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想当你们的国君！”
大家无奈，只好放弃，诸樊正式当上了吴王。
吴王诸樊当上国君后一心只想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跟楚国拼命，倒不是因为真跟楚国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他想在激烈的战争中把自己的命给拼掉，这样一来季札就能早点上台了。
可是这事儿怪了，无论诸樊打仗怎么轻死犯勇，他就是死不了。诸樊急了，开始故意怠慢鬼神，不事祭祀，仰面对天，祈求速死。
公元前548年，诸樊终于如愿以偿，要死了。临死之前，他对继任者二弟余祭留下遗言：“一定……一定要把国家传给季札。”说完就死了。
余祭于是找到季札，死活要把延陵（今江苏武进市）封给他，好让他熟悉政务，为当王作准备。
季札无奈，只好从乡下回来当官，因为他的封地在延陵，所以世人都尊称他为“延陵季子”。
余祭当上吴王后，不但老和北边儿的楚国开战，还经常攻打南方的越国，就想学他大哥一样想早点死掉，好让季札早点上位。
公元前544年，吴国又去攻打越国，抓到一个俘虏，砍了他的双脚，派他去看守船只。一次余祭去战船上视察工作，喝醉酒后就在船上休息，没想到那个越国俘虏趁机偷偷爬了过来，解开余祭的佩刀，将余祭给暗杀了。
余祭死后，吴王位传到了三弟余昧手里。余昧知道自己下面就该轮到季札了，便又将季札任为国相，大事小事都交给他，以便他尽快当上吴王。
季札怕余昧死得太快，将那该死的王位留给自己，便建议余昧交好中原，不要动不动就打仗。余昧答应了。
于是，在吴王余昧继位不久，季札就开始对中原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友好访问，这一连串的外交活动，不但让吴国度过了几年安定团结的平静时光，还让季札在列国之中声名鹊起，成为和当时齐国晏子、鲁国孔子、郑国子产还有晋国叔向等人齐名的大贤。
使臣的荣耀
可以这么说，季札是中国春秋时期唯一的文化使节，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第一个从事此一活动的外交人物，所以此事乃是春秋文化外交史上的一个重点，必须好好地介绍一番。
季札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鲁国。
鲁国是个二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并不重要。然而由于它是周朝标志性人物周公旦的封地，继承了周朝文物典章的正统，特别是在春秋社会大动荡时期，始终以礼乐之邦著称，是中原文化荟萃之地。季札选择这个国家作为他国事访问的第一站，是有其深意的。
经过数十天的跋涉，季札终于来到鲁都曲阜，见到了鲁国执政叔孙穆子。穆子很欣赏季札，两人相谈甚欢。季札提醒穆子说：“你要小心啊！我听说君子应该选贤择能，而你这个人心眼虽好，却不善于用人，再不注意的话祸患迟早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季札的话后来真的应验了，六年后，也就是鲁昭公四年（前538年），穆子被自己宠信的家臣竖牛幽禁，活活地饿死在了家中。
季札和穆子聊完天后，又提出要求，说想见识一下闻名已久的周乐。
所谓周乐，就是周朝大圣人周公旦所制作的礼乐，是周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虞、唐、商、周各代乐舞。这些都是周天子的礼乐，在吴国这样的偏远国家根本听不到，而鲁国沾了周公的光，应有尽有。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周乐就相当于现在京剧、歌剧之类的高雅音乐，不像流行歌曲，没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根本欣赏不了。
季札之所以突然要求欣赏周乐，一则是为了表示自己向往中原文化，不是一个普通的乡下人，而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文艺青年；二则是为了显摆一下自己的博学多才和艺术修养，从而打响自己的知名度。
一句话，季札想红啊！所以他想靠周乐来炒作一下自己，同时借此提高吴国的国际地位。
季札首先欣赏了“革命歌曲”《周南》和《召南》。
周朝的歌曲有两种，一种叫弦歌，一种叫徒歌。弦歌有伴奏，徒歌没有伴奏。《周南》和《召南》是《诗经》的头两篇，属于弦歌，所以都有伴奏。因为这两篇乃是周礼奠基人周公旦和召公自北而南从岐周传到江、汉之地的，所以名为《周南》和《召南》。
季札摇头晃脑地品评起来：“美哉！瞧这歌词写的，多好哇！周朝的王业开始奠定基础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还是勤勤恳恳没有怨言。”
果然是牛人，闻弦歌而知雅意。
鲁国人碰到了知音，大喜，接着又为他演唱了《邺风》《鄘风》和《卫风》。邺、鄘、卫这三个国家的地方本来是殷纣王畿，后来都并到了卫国之中。
学问深厚的季札又一下子猜中了正确答案，他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德行就像这样，这大概就是《卫风》了吧！”卫康叔、卫武公是卫国的两个著名君主，康叔是周公的弟弟，开创了卫国的基业，武公则曾经在褒姒之难中帮周平王赶走过犬戎，两人算是卫国革命先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