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 Seeger， Idealism singing
皮特·西格（Pete Seeger 1919—），在美国音乐史上，在美国文化史上，都是个传奇历史人物，他的歌手生涯与美国大半个世纪的音乐交织在一起，沉甸甸到难以描写刻画。继1996年格莱美终生成就奖，1996年最佳民歌奖，2008年他又得到格莱美最佳传统歌曲歌碟奖。2009年是他90大寿，在纽约举行了“清水（Clearwater）演唱大会”，许多歌手献唱，纪念西格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环境保护主义歌曲运动；该年在******总统就职仪式上，他和孙子陶·西格（Tao Seeger），以及著名摇滚歌手斯普林思廷（Bruce Springsteen），三人代表三代人，演唱了著名的美国工人民谣《这块土地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过了大寿，应当歇一歇了吧？不，2010年他又为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写了歌曲《上帝指望我，上帝指望你》（God Counts on Me， God Counts on You），抗议之声还是那么强劲。不难想象，今后，我们依然会有机会听到这位近百岁老人嘹亮如旧的歌喉，感受到他永远用歌声追求正义的勇气。
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皮特·西格是个过气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兴起后，乐坛似乎就不再有他的地位。但这位九旬老人本身就是历史，没有一个文化运动是凭空产生的，即使是摇滚这样属于“叛逆少年”的运动。欧美摇滚运动有几个相当清晰的源头，其中之一是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谣复兴运动”（Folksong Revival）。这种民谣，指的是美国工人阶级、黑人、印第安人等“民间歌曲”。民谣复兴运动的参加者们不仅采集歌曲，而且自己写词作曲，到草根“普通人民”中间去演唱，歌曲的整个流程全参与，与现在资本运作的娱乐公司完全不同，因此他们被称为“歌诗人”（Songwriter）：这个称呼现在保留给一些真正有原创能力的歌手，而这个作风的开创者就是西格。群众音乐热衷于群众政治，这个风气更是西格所创。
西格真正将美国整个20世纪音乐贯穿成一条线，还因为他的一家都热衷于音乐与政治的结合。他的父亲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音乐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因“树敌过多”而不得不辞职；他的生母康斯坦斯是小提琴手，音乐教师；继母露丝（Ruth Crawford Seeger）是美国20世纪最有成就的女作曲家，曾给中国1927年大革命后流亡美国的诗人作家蒋希曾（T.C.Tsiang）的《中国革命歌谣》（Poems of Chinese Revolution）谱曲；西格的兄弟姐妹中有四个热衷于音乐，都是较有成就的歌唱家，西格的孙子也是著名歌手。1992年的费城民谣节上，西格集合了65位家庭成员登台合唱，那种手足同堂、亲密无间的场面堪称民谣史上的经典瞬间。
西格是个坚持理想信念的人，在音乐上更是如此。16岁时，在一次民歌采集活动中，他爱上了印第安人使用的“班卓琴”（Banjo），把它改造成“长颈西格班卓”，此后一生他讨厌电子吉他，认为那是哗众取宠的“机械惑人”的乐器，为此不惜在20世纪60年代与他扶持的鲍勃·迪伦反目。早在1936年，西格17岁时，就参加了“少共”（Young Communist League），1942年参加美国共产党（CPUSA）。他在哈佛就读时，热衷于参加音乐活动和政治运动，中途辍学，索性就从事民谣收集工作，1940年与美国民谣的另一个传奇人物古斯里（Woody Guthrie）等人共同创办了“历本歌手（Almanac Songs）音乐合作组织”，这个组织可以说是最早的“乐队”建制，专门创作、表演、录制美国左翼工会运动歌曲。
“历本”解散后，1950年，西格组织了民谣史上赫赫有名的“纺织工”乐队（The Weavers）。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西格被列入了黑名单，幸运的是，爵士、布鲁斯音乐发掘者约翰·哈门德（John Hammond）独具慧眼，签下了西格的乐队，西格因此而真正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音乐之旅。在音乐路上，西格以复兴民歌为己任，写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如《再见爱玲》（Goodbye Irene），占据流行榜首达13个星期。他最著名的歌《假如我有一把铁锤》（If I Had a Hammer），是工人运动的战斗歌曲，这首歌当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都会唱的歌曲，美国历史学家把此歌列入曾经对美国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之一。
If I had a hammer
假如我有一把铁锤
I"d hammer in the morning
无论清晨
I"d hammer in the evening ，all over the land
还是夜晚，我将锤遍大地
歌曲前三段，分别以“假如”开头：“假如我有一把铁锤……假如我有一口钟……假如我有一首歌……”最后一段，从“假如”变为“已有”。
Now I have a hammer and I have a bell
我已有一把铁锤，我已有一口钟
And I have a song to sing all over this land
我已有一首歌，它响遍大地
It"s the hammer of justice， it"s the bell of *******
它是正义的铁锤，它是自由的钟声
It"s the song about love between my brothers and my sisters
它是兄弟姐妹间的友爱之歌
All over this land
响遍大地
1956年，西格创作了《花儿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据说灵感来自苏联作家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62年美国著名的金斯顿三重唱小组（The Kingston Trio）将其唱红，后来一直作为反战歌曲流传。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时光过去了多年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花儿都到哪里去了？很久很久以前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Young girls picked them， every one
它们都给姑娘们采摘去了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姑娘们都到哪里去了？
Gone to young men， every one.
她们嫁给小伙子们了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men gone？
小伙子们到哪里去了？
Gone to soldiers， every one
他们都当兵去了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战士们都到哪里去了？
Gone to grave-yards， every one
他们都进了墓地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墓地都到哪里去了？
Gone to flowers， every one
墓地都开满了鲜花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他们何时才明白？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他们何时才明白？
这首歌把民谣质朴、自然、顺口易记易传唱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歌词运用了民谣常用的问答式，顶真式，巧妙地构思，一问到底，将美丽的鲜花和残酷的战争放在一起，令人震撼。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开始发酵，西格深入到南方黑人地区，参加黑人运动。著名的民权歌曲《我们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虽不是西格本人的曲子，而是黑人的宗教灵歌，但西格首先把歌词改编成一首四段体的和平之歌，第一段坚信胜利，第二段战胜恐惧，第三段歌唱真理和自由，最后一段呼唤和平。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将胜利，我们将胜利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有一天我们将胜利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噢，我坚信，在心底深深地坚信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有一天我们将胜利
……
We shall live in peace， we shall live in peace
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We shall live in peace someday
有一天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噢，我坚信，在心底深深地坚信
We shall live in peace someday
有一天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这样简洁而充满力量的民谣，很有召唤力，此歌被很多人翻唱，至今风靡，依然响起在所有群众抗议运动的队列中。《转！转！转！》（Turn！Turn！Turn！）是西格另一首著名的歌曲。
To everything ，turn， turn， turn
对于任何事物 （转，转，转，）
There is a season， turn， turn， turn
都有对应的季节（转，转，转，）
A time for every purpose under heaven
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有对应的时间。
A time to be born， a time to die
有出生时，有死亡时
A time to plant， a time to reap
有种植时，有收割时
A time to kill， a time to heal
有杀戮时，有治愈时
A time to laugh， a time to weep
有欢笑时，有流泪时
……
A time to gain， a time to lose
有收获时，有失去时
A time to rend， a time to sew
有撕碎时，有缝合时
A time for love， a time for hate
有热爱时，有痛恨时
A time for peace，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
有和平时，我敢说不会太迟了！
整首歌虽然很长，但曲式、句式整齐，节奏短促，铿锵有力，歌词易记，明显的民谣风格。每一段前面都有三句同样的帽子，说明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无常，后面五段用同样句式，变换歌词，简洁明了。此歌后被用作电影《阿甘正传》的插曲，广为流传。
西格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人：美国左翼运动遇到的困难，也使他的音乐历程困难重重。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西格坚决反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他出了一张当时引发极大争议的《为美国老百姓写的歌》（Song for John Doe）。在歌曲里，他讥讽罗斯福总统发动战争是为了讨好摩根家族，并旗帜鲜明地对罗斯福政权日益高涨的对抗纳粹德国的倾向表明了他的忧虑，这使得一向支持民歌运动的罗斯福夫人都难以容忍。像大多数美国共产党组织成员一样，在德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他强烈地反对对希特勒政府动武。直到德国入侵波兰，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成了废纸后，西格才发现自己受了时局的欺骗，他马上又像当初支持德国一样坚决地投入反对德国的行动当中。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他和阿瑟·米勒等著名左翼人士“作证”，他在“审判”中侃侃而谈，引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款，反指这个委员会违宪，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在苏美“冷战”时期，左翼立场是不容易坚持的，因为很难逃脱“听命于莫斯科”的骂名。西格也“离开”了美共，成为一名独立的激进主义者。晚年的西格在回忆时说：“我依然认为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苏联造的，正如基督教不是教会造的。”他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他说，“我到苏联去时，应当要求看看集中营。”西格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反对战争，热爱事业，这些思想影响了后来的琼·贝兹（Joan Baez）、鲍勃·迪伦，直到现在的安妮·迪弗朗科（Ani DiFranco）。
西格的歌，一直是那么晴朗，那么乐观，充满了力量，西格喜欢在演唱时加入即兴朗诵和即兴演说，这使他的演唱多了一种特别的风格。西格也是一个率性的歌者，比如他演唱《小盒子》（Little boxes）这类童谣政治歌曲时，几乎看不出是一个在争议中被人指责的激进分子，少了那种“愤青”色彩，也没有那么多愤世嫉俗的怒气，更像一个调皮的顽童。晚年的西格，也为孩子们写了不少天真的童谣。民谣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大众，也更接近人的本真。做个理想主义者是不容易的，一辈子坚持理想主义更是不容易。我不是说西格是圣人，恰恰相反，理想主义者很难不自相矛盾。在西格为******就职典礼献歌的网页上，有人惊叹道：连西格都为美国政府唱歌了，这个世界没希望了！正如上文所说，西格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但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是一个在争议中坚持对自己真诚的人，坚持理想是令人尊敬的，而坚持为理想歌唱，更是令人尊敬的，这也正是西格和他的民谣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