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个性使然，戴高乐越来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他处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他总是喜欢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愿遵守军队的规纪。他的固执，接二连三地给他制造了许多麻烦。一次，戴高乐公开违抗命令，擅自决定急行军，当晚返回营地。但军人违抗军纪是严重的错误行为，重者可能要被关两个星期的禁闭。但由于报告到了贝当手里，他则对自己的部下大事化小，网开一面，戴高乐竟然毫发无损。由于戴高乐的部队所在地气候寒冷，训练严格，所以，一些有后门、有靠山的士兵总是想方设法调离这里。有一个新兵通过国会议员办理了调转关系，结果被戴高乐送进了禁闭室。议员到陆军部告了戴高乐一状。戴高乐又一次拒不执行命令，按规定他可能要被关上60天的禁闭。他和部长们的关系因此闹得很僵。戴高乐又搬出了自己的“后台老板”，贝当再次出面，戴高乐才被免于追究。他的执着、自信经常给他带来麻烦，而他的忘年交贝当则屡屡出面，为他消灾弥难。因此，可以说是在贝当的保护下，戴高乐的性格棱角才没有被社会、生活所磨平。
由于自信，难免固执偏激，戴高乐的人际关系很差，他在部队的生活一直都不太得意。但尽管贝当对于戴高乐怎样赏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当戴高乐出版了《建立职业军》时，他和贝当的关系彻底决裂。戴高乐是有正义感的人，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但在重大问题上，他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决不作任何让步。在许多情况下，戴高乐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是执着的，而且总能表现出不畏强权的性格。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野心逐步暴露，戴高乐警告法国人，要做好应付遭到突然袭击的准备。尤其是《慕尼黑协议》签字后，贝当成为“绥靖政策”的支持者。这种政治观念上的对立，使得戴高乐与他曾经崇拜过的、给予他许多帮助的贝当彻底决裂。在关乎国家、民族命运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戴高乐的执着、坚忍是有道理、有意义的，也是他对正义事业充满自信的表现。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了精心准备的“闪电战”。当此危机关头，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但此时的法国已成为一辆不堪收拾的破车，他的周围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许多政界要员向法西斯投降。戴高乐清楚地感觉到要想拯救法国，光凭现在的政府和现在的军队是毫无希望的。于是，他决定筹建一个打败法西斯的政府。
这个政府，戴高尔暂时决定设立在伦敦。他必须首先征得丘吉尔首相的支持。几次接触后，丘吉尔意识到，戴高乐才是法国将来的领导人，只有他能够拯救法兰西。
他所拥有的最大的本钱没有丢掉，这就是他的意志和品格。他选择了英国作为他继续战斗的基地，而丘吉尔为他抗战到底的决心所动，愿意为他继续战斗提供一个基地。他组建的“自由法国”开始战斗了。
“自由法国”建立以后，本应得到流亡海外的法国人的支持，可是事与愿违，许多人不支持戴高乐，使征得自己同胞支持的计划和希望落空。除了英国之外，另一个西方大国美国也对戴高乐几乎是冷眼相看。在戴高乐坚持抗战的4年里，美国总统罗斯福竟然没有一次会见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他甚至对戴高乐表示怀疑和敌视。鉴于他的力小位卑，他的活动没有多大效果。戴高乐孤军奋战，不仅要和重重意想不到的困难作斗争，还要和各种歧视、冷漠、不信任、怀疑作斗争。但是戴高乐没有动摇和屈服，他坚信，有着光荣传统的法国人民不会屈服。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戴高乐百折不挠的信心支撑着他的信念。他的自信和远见，让他决定重建一支军队，用军队的力量取代卖国的傀儡政府，担当起领导法国人民抗战的重任。
即使有怎样高明的打算和想法，由于戴高乐在英国属于寄人篱下，必须接受英国统帅部的指令。为了自己的事业独立发展，戴高乐选择了法国的非洲殖民地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据地。1940年10月，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打出了新政权的招牌，发表了著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彻底否定了维希政权的合法性。第二年9月，戴高乐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一个成型的政府组织起来了。
尽管他一无所有，但他不乏铮铮铁骨和超人的自信。他要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象，但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不是为了个人的显达，而是为了整个法兰西民族。在这样的前提下，戴高乐的形象和地位是与法兰西民族的地位和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戴高乐天生固执自信，在他的身上，既有目空一切的气度，也有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灵活性和非凡的品质，这一点在戴高乐的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
但凡是涉及到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问题时，在这一点上，他从来不和任何人有妥协的余地，他需要英国的支持，但决不愿以法国的主权为牺牲的代价，即使在实力单薄的情况之下，他面对着强有力的对手，依然是有理有节，寸步不让。戴高乐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永远值得后人的敬重。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及其所领导的抵抗运动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在一种夹缝中生存。但戴高乐始终以一种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态度，同英美两个西方大国周旋，顶着压力，以不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争取民族斗争的胜利，戴高乐身先士卒，和他的战友们一起，顶着来各自方面的压力，为法兰西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不朽的业绩。由于各个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戴高乐被迫离开了他奋斗多年的事业。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真正地息影泉林，归隐田园，他时刻都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和变化，终于，在他沉默政治13年之后，由于国内政治一片混乱，国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戴高乐临危赴难，于1958年底，再次出任法国总统。在西方阵营中，二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已经确立，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听命于美国，而戴高乐却公开对美国说“不”。这就是戴高乐的性格。在对外关系上，无论战时，还是和平年代，戴高乐一贯奉行独立的政策，这也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戴高乐重新出山后，为民族独立、争取法国的伟大和大国地位，表现得依然固执与顽强，显示了法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特色。他在国际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沉着冷静，采取了联苏抗美，在外交上做出令世界震惊的举措。如，1963年，法国正式拒绝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坚持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4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66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7年，撤除美国在法国的驻军和军事基地，戴高尔在处理国际事务问题时，极少主张维护正义，他多次抨击苏美两个大国的霸权主义，并且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严正的批评，这些作法都是与西方超级大国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也令它们恼怒万分。在西方阵营中，只有戴高乐才能做得出这种事，因为只有戴高乐具有这样的性格。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戴高乐永远是一个另类的角色。
1969年，因为国内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戴高乐回天乏术，被迫辞去总统职务。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逝世。只有戴高乐的家人和当地的议员才获准向他的遗体告别。按照戴高乐生前写好的遗嘱，他的葬礼一切从简，没有奏军乐，没有哀乐，墓碑上只刻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执着和自信的戴高乐似乎在向人们暗示，他的功过由历史和时间来评说。
3.自信过头常自傲
左宗棠的性格是由自信和坚持煅造而成的，他不畏强暴，内除忧患，外抗侵略，他的性格是值得欣赏值得学习的。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乡人，清末著名大臣。曾主持洋务运动，出兵新疆，收复伊犁。他为人处世秉性刚毅，性格颇为自信，常常自我夸耀。
他戍守在新疆时，由于当地风沙大，把他的眼睛弄出病来，只要一见光，一吹风，就泪流满面。因此，他配了一副眼镜来挡风遮光。平定新疆后，左宗棠功成身退，调升为东阁大学士。一天，他去朝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劝慰夸赞了他一番后，忽见左宗棠泪流满面，满心疑虑，于是，太后就问道“卿泪流是何缘故？”左宗棠不敢隐瞒，诉说前情，说：“臣老眼昏花，染此眼疾，殊为不敬，朝见太后故卸下眼镜，但一卸下眼镜，便会如此满面流泪。”太后问道：“你的眼镜带来没有？”左宗棠说：“已带来了”，太后说，“既然带来了，你就带上吧！”左叩头谢恩，抖抖索索地掏出眼镜，正要带上，不料镜架光滑，一失手掉到地上，把眼镜摔个粉碎。慈禧太后看他老态龙钟，状甚可怜，于是命太监取出已故的咸丰皇帝御用过的玳瑁框黑晶眼镜，赏赐给左宗棠。
左宗棠得此殊荣，自认为莫大荣幸，于是每天都戴着那副黑眼镜，任何场合，均不卸除，即使朝见皇帝，也不例外。京城官员们见左宗棠戴用此黑眼镜，很像磨坊中老牛蒙黑布，滑稽得很，又因为他天生自负“牛气”，于是给他取了个外号“左老牛”。
左宗棠曾在曾国藩手下工作，但常常与曾的意见不合。于是，曾国藩出一上联讽喻左宗棠说：“季子何言高，与我意见大相左。”因左宗棠字季高，故联语中嵌其字以嘲笑。左宗棠也毫不示弱，立即回敬一联：“藩臣堪误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联中也嵌入了曾国藩的名字，并贬低了曾国藩的才能，当时左宗棠官小位卑，敢如此言语足见其不卑不亢的自信。
左宗棠的自信，是以能力为基础的，而且，他有能力，也有功业，这是他的成功之处。汉武帝和成吉思汗的铁蹄踏出了中国辽阔的疆土，他们的背后矗立着强大的帝国；左宗棠却背负着一个病弱的中国驰骋沙场。在丧权辱国的清王朝统治时代，左宗棠无疑是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左宗棠的历史功绩：洋务运动的先驱。创建了洋务派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福州船政局；历时14年平定新疆的阿古柏，并迫使沙俄归还伊犁，屯垦戍边，建设新疆，使数千里疆土重归于中国；中法关系日趋紧张，左宗棠不顾压力，站在抗法前线，让侵略者威风扫地。
福州船政局的建立证明左宗棠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为了建立大清政府的海上防线，仿制外国轮船，以求“为海疆长久之计”。为了让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能注入一线生机，左宗棠风尘仆仆地选择造船厂的厂址，为筹建船厂四处奔波。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刻，西北回民起义爆发了。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际，召唤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立即率领湘军奔赴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这是船厂筹建的关键时刻，正在为中华奋发图强而呕心沥血的左宗棠进退两难。可是君命难违，战事也是刻不容缓的。
左宗棠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他上奏皇帝请求缓行出兵。为了坚定皇帝的信心，左宗棠立下了军令状，他承诺：“此事由我倡导，并开始试行的，如果什么地方考虑不周，以致出现疏漏，将来如果查出来，就把我交付礼部议处，作为对那些做事不慎重的人的告诫吧！”自信之情溢于言表。清政府同意左宗棠暂留福建，但要他在四十天之内将所有事情料理完，然后立即赴西北上任。左宗棠陷入“不成功则成仁”的危险境地。西北战事如若有误，清政府势必降罪于他；如果船厂不能按时建成，不但前功尽弃，也给了反对派可乘之机，排挤打击会接踵而来。左宗棠实际已经把他放在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位置上。他夜以继日，与外商谈判。筹购机器、募雇工匠、选择得力接班人，还要创办学堂，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他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挥发着生命的辉煌。四十天的期限，福州船政局神话般的宣布成立。心力交瘁的左宗棠离开福州，赴任陕甘总督。清政府下谕称赞“创立船政，实为自强计。”“左宗棠大臣谋国，自当坚定，以期有效也。”
六十八岁时，左宗棠的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但是收复新疆迫在眉睫，为了收复伊犁，刚毅的他拖着病体上马出征。这次他带领的左家军不但带着壮志和豪情，还抬着他为自己预备的棺材。为了他效忠的大清江山，他视死如归：“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
艰苦卓绝的西征大获全胜并不是上天的垂青。抬棺西征的左宗棠又一次创造了历史，他没有死在西征的路上，更没有战死沙场，带着他的雄武之师凯旋而归。
中法战争爆发，时年七十三岁高龄的左宗棠又一次站在了抗法前线，他意气风发，英勇无比，准备一吐“四十余年之恶气。”他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使大清王朝软弱的外交得以扬眉吐气。此时，左宗棠积劳成疾，但左宗棠还在为大清担忧，他口授了《清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并且提出了加强海防建设的建议，为清政府设计了一幅海防蓝图。在归朝的途中，罕见的强台风带来的闪电雷鸣，风狂雨肆，左宗堂乘着这股劲风魂归故里。暴风雨中的福州城还飘荡着他临终的遗言：“此次与越南作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强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有人曾经说过左宗棠是一个儒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儒将，他有诸葛之余风、公谨之遗响，他自己也号称“老亮”。左宗棠就是生活在儒家仁德规范中的真人，活得真实而又豁达。他倔强、刚毅、善斗、自信的性格总是在展示他刚毅果敢的人格的风范，在应该儒雅的时候他选择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人生之路。
自信让左宗棠刚介正直，又说一不二，极按原则办事。
左宗棠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无论在达官显贵面前还是洋人面前，他都不卑不亢。由于清庭对太监的宠信，使他们的势力嚣张，即使对朝廷命官也不屑一顾。左宗棠应诏进京述职，太监照例要收费，左宗棠勃然大怒，他说：“我出入百万军中，也没有一个人敢拦我。你们这些无名鼠辈居然敢拦我？朝廷给我的廉俸，自己还不够用，哪来的闲钱给你们？现在你们不让我进去，那好，我原路返回！”左宗棠拂袖便走，太监们吓得目瞪口呆。见到皇帝后的左宗棠余怒未消，执意让内务府对这几个太监进行惩罚，吓得魂不附体的太监们向老佛爷求情，老佛爷笑着说：“左宗棠这个人功高性憨，先帝还得让着他几分，自己去向他求情吧！”
左宗棠的这种天性刚毅不屈的性格，即使是面对外国人，同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次朝会，美国公使威妥玛高踞上座，左宗棠一进中厅便怒火中烧，毫不留情面地指责道：“这上座是王爷的位置，我都得坐在下面，你凭什么坐在那里？”使傲气凌人的威妥玛羞怒交加。这一切皆是恃才刚毅性格的外在流露。具有刚毅性格的左宗棠一生刚正不阿，对国家忠心耿耿，他的我行我素的处世风度，锐不可挡的浩然之气，他的所做所为，揭示了一个大写的人生境界，钢一般的意志是他事业有成的重要保证。
左宗棠的刚毅还体现在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上。在朝廷内他时常直言犯禁；对朋友他也口无遮拦……他的刚毅使他感觉上一不以为然，就可以和人家决裂，并且由于他的夸大张狂，也就可以把人家说得格外不好，因此他一方面不易容于人，另一方面也不能容人。有些小事上他显得尤为量窄。他对当铺的报复就让人啼笑皆非。左宗棠没发迹时，经常到当铺当东西。由于身材矮小，上下梯子很困难，伙计们都拿他开心。当他封侯拜相之后，下令全湖南当铺的柜台一律锯去三尺，简直像小孩子斗气。
左宗棠的刚毅自信来源于他的赫赫战功，满清统治日益没落、江河日下的情况下，作为中兴名臣，统治集团需要能人，因此，即使在有人对他不满的情况下，他仍能够稳坐官椅，大摆“牛气”。如果在歌舞升平的盛世，像左宗棠这样的性格，如果在朝中为官，必然要得罪权势，不会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