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马车行驶在清晨充满积水的乡村大路上，四周充满小鸟啁啾，渐渐使他又畅快了一些。他想到了凯伊，想到不久就将和他会面，想到了费尔先生，想到了钢琴课，家中的大钢琴和他的小风琴，再说明天又是星期目，后天，开学的第一天，也还是平安无事的。啊，他摸着他的扣绊靴上还带着点海滩上的沙子……他要请老格罗勃雷本永远别把这点沙子擦下去……哗叽衣服也好，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孩子也好，管他什么事，来就让它们来吧！反正他有的他们是抢不走了。当一切苦难又压在他头上的时候，他会回忆起大海和海滨的旅馆的。他会想到夜晚在一片寂静中，细碎的波浪怎样从神秘地酣睡着的远处滚过来拍溅在防波堤上的声音，只要一回想这个，他就能得到安慰，一切逆境都没有办法损害他……
摆渡过了，伊色列朵尔夫林荫道也走过了，再经过耶路撒冷山和城外的旷地，以后就到了城门了。城门右边耸立着监狱的高墙，威恩申克姑父就关在这里面。马车沿着布格街驶过去，过了考贝尔格和布来登街以后，一拐进渔夫巷的斜坡路，马车就得一边走一边煞着车……眼前就是那所带有白色大理石雕像柱的红房子了。当他们从中午充满暖空气的街头走进阴森的石头走廊时，议员已经从办公室里出来迎接他们，他的手里还攥着一支钢笔……
只有在过了许多许多日子以后，小约翰才习惯了没有大海的生活，才习惯了那战战兢兢、无聊得要死的日子。永远要提防着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孩子，只能从凯伊、费尔先生以及音乐中找到些安慰。
布来登街的几位本家小姐和克罗蒂尔德姑姑一看见他马上就问，过了这么长的假日以后上学的滋味如何，发问的时候嘲弄地挤着眼睛，表示他的处境一点也瞒不过她们，同时又带着成年人的那种特有的傲慢，好像一切与孩子有关的事，他们如果不是不闻不问，便要尽量地开玩笑。可是汉诺却一点没有被她们问住。
在回到城里三四天之后，家庭顾问医生朗哈尔斯博士到渔夫巷来检查海水浴的效果。他首先和议员大人长谈了半天，才把汉诺叫进来，衣服脱得只剩一半，进行一次仔细检查——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现况、像朗哈尔斯博士一边望着自己的手指甲一边宣布的那样。他检查了一遍汉诺那不发达的肌肉组织，量了量他的胸围；听了听他心脏的跳动，让他把身体各种器官机能全部报告了一遍，最后用针尖从汉诺的细胳臂上取了一滴血，拿回去化验。总之，他似乎还是不满意。
“咱们倒是晒黑了，”他说，一只胳臂搂着站在他面前的汉诺，另一只长着黑汗毛的手搭在汉诺肩膀上，仰着头看着议员夫人和永格曼小姐，“可是脸上还是这么愁眉不展。”
“他想念海滨啊！”盖尔达·布登勃鲁克说。
“啊，是这么回事……这么说来你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啦！”朗哈尔斯大夫一边问，一边用他那双骄傲的眼睛盯着小约翰的脸……汉诺的脸变了色。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朗哈尔斯博士显然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他心中升起一个异想天开的希望，特别是他狂热地相信，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穿哔叽上衣的人加在一起也不管用。
“喜欢……”他费力地说道，眼睛瞪得大大的盯住大夫。然而朗哈尔斯大夫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好吧，海水浴和新鲜空气早晚会收效的……早晚会收效的！”他说，一面拍了拍小约翰的肩膀，向议员夫人和伊达·永格曼点了点头——这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医生那种高人一等的善心的、不使人失望的点头示意，因为别人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眼睛和嘴唇——然后站起身来，结束了这场鉴定……
汉诺为了海滨而痛苦着，这个伤口结疤结得很慢，只要被日常生活中最细小的坚硬东西一碰，就又要发痛、流血。最了解最同情他的愁闷的是安冬妮姑母。安冬妮姑母跟他讲起在特拉夫门德的生活，脸上露出真诚的兴趣，而且全心全意附和着他对那一段日子的热诚的赞颂。
“是的，汉诺，”她说，“事实就是事实，特拉夫门德真是个美丽的地方！直到我进了坟墓，我也会高高兴兴地回忆我在那儿过的一个夏天。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懂事。我住在一家人家里，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似乎也不讨厌我，因为我当时还是个漂亮活泼的小姑娘，永远生气勃勃。现在我是个老太婆，才敢这么说。我想告诉你的是，那家人真是好人，老实、善良、直心肠，而且也聪明、有学问，对人热心，我以后一直没有再遇到过这样的人。一点不错，和他们来往真是特别有意思。在知识和见解方面，我从他们那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如果不是别的一些事打乱了，被各种各样的事——人的一生中就是这样，你知道——，我这个傻丫头得的益处还要多呢。你愿意知道，我那时候多么傻吗？我想把水母身上的五色小星收起来。我用手帕包了一大包水母拿回家去，想在阳台上，太阳底下，把它们晒化……我想，这样那些小星就可以留下了！好，等我再出去一看，只剩下一大块水印，还有一点烂海藻味……”
4
1873年开春议院颁发了对胡果·威恩申克的赦令，于是这位过去的经理在徒刑期满前半年恢复了自由。
如果佩尔曼内德太太肯讲实话，她就会承认这并不是一件如何使她欢欣鼓舞的事，她倒宁愿一切都照老样子继续下去。她带着自己女儿和外孙女安安静静地住在菩提树广场，平常来往的除了渔夫巷外就只有她幼年求学时代的朋友，母姓封·席令的阿姆嘉德·封·梅布姆了。她的这位女友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便也移居到城里来。她早已认识到，出了故乡的城门，没有什么适合她居住又不辱没她身份的地方，加上她在慕尼黑一段生活的回忆，她日益恶习化的消化不良症，她日益需求安宁的生活，虽说祖国已经统一了，她却一点也不想在晚年的日子仍然迁到别的什么大城市运去，更不必说移居国外了。
“亲爱的孩子，”佩尔曼内德太太对她的女儿说，“我必须问你点事，问你点要紧的事！……你是不是从心坎里爱你的丈夫？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他是不是爱到这个地步，以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都愿意带着孩子跟着他？”
伊瑞卡·威恩申克淌着眼泪——她流眼泪的原因怎样解释都可以——回答了母亲的话。正像多少年前冬妮在汉堡的别墅里也曾在同样的情形下回答过他父亲的问话那样，伊瑞卡的回答也是从自己的天职出发的。从这件事以后，人们都知道不久这对夫妻就将劳燕分飞了……
佩尔曼内德太太坐着一辆门窗关得紧紧的马车从监狱里把她的女婿接回来的那天，正像威恩申克经理被捕那天一样可怕。她把他接到菩提树广场自己的住宅里，他手足无措地和自己的妻子行过见面礼以后，就躲在给他预备的一间屋子里，从早到晚只是吸雪茄，不敢到街上去，甚至吃饭大部分也不和家人在一起，——他已经成了一个垂头丧气、斑白头发的人了。
监狱生活对于他的身体健康并没有什么损害，胡果·威恩申克一向非常魁伟壮健；不过，他的遭遇实在非常悲惨。这个人干的事，十之八九他的大部分同行没有一天不在明目张胆地干，如果他没有被捕，无疑他也会良心清白高视阔步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如今看到这个人从市民的地位堕落下来，受到法律的判决，受了三年囹圄之苦，在精神上竟这样一蹶不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在法庭上，他怀着极大的信心为自己辩护，而且别的内行的人也同意他的意见，说他只不过为了公司和个人的利益而采用的一种比较鲁莽的手段，在商业界是一种有先例可援的惯例。但是那些在他看来对这件事毫不内行的法官们，那些活在另外完全不同的见解和观念中的老爷们却判了他盗骗罪，而且他们的判决，一经过法律形式竟使他的自尊扫地，弄得他再也无颜见人。他那富有弹性的步履，他那些大胆自如的姿势；在大礼服里扭动腰身，摇摆拳头，瞪眼睛，他那惊人的天真憨直，肆无忌惮地讲故事，问问题，丝毫也不理会自己的无知、没有教育，——这一切都不见了。一点踪迹也找不出来了。当他的家人看到他这副怯懦、沮丧、尊严丧尽的样子简直都不寒而栗起来！
整整有八九天，胡果·威恩申克先生除了吸烟以外什么事也不干。然后，他开始读报纸，写信。这样又过了八九天，他才含糊其词地宣布，他在伦敦似乎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他想一个人先去，先把事情安排一下，等一切就绪以后，再把家小接去。
在伊瑞卡的陪伴下，他坐着一辆门窗关得紧紧的马车到了车站，离开了。动身以前他没有去看望别的亲友。
几大以后，一封写给他妻子的信从汉堡寄来。信里面说，他已经打定主意，在他没有给妻子谋求出适当的生活以前，他不想和他们团圆，甚至不想和他们通信。这是胡果·威恩申克留下的最后的信息，从此以后谁也没有再听到他的一点消息。在这以后佩尔曼内德太太虽然几次设法探听她女婿的消息——她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对人说，她这样做是为了搜集更有力的证据控告他有意弃养而提出离婚——而且她对于这些事也十分内行，办事既周到又有魄力，可是威恩申克先生却始终如同石沉大海一样无影无踪。此后，伊瑞卡·威恩申克就一直带着她的小伊丽莎白在她母亲身边，在菩提树广场的一间明亮的楼房里住下去。
5
小约翰的父母亲的结合，成为本地人的谈论资料，多少年来始终没有失去它迷人的力量。既然这一对夫妻双方本性都有些怪异、神秘，这场婚事势必也就带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神秘性质，如何探听到点内幕消息，如何揭开不多的表面事实，研究一下这种关系的真相，虽然似乎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却很值得一做……不论在起居室或是寝室里，在俱乐部或是酒馆里，甚至在证券交易所里都有人在谈论盖尔达和托马斯·布登勃鲁克，而且越是因为人们知道得少，谈论也就越多。
这两个人是怎么结合起来的，他们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呢？人们不禁想起十八年前30岁的托马斯·布登勃鲁克如何突然下定决心进行这件事的情形。“不是这个人就终身不娶。”这是他当时说的话，从盖尔达那方面讲，情形一定也大致相同，因为在她27岁以前，在阿姆斯特丹所有的求婚者都被她拒绝了，只有这个人的求婚她却欣然接受。一定是基于爱情的结合了，人们这么想。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盖尔达带来三十万马克陪嫁这件事，对于两人的结合所起的作用只是次要的。但是如果说到爱情，根据人们对爱情的了解，从一开始就很少能在这两人之间发现到。相反的，最早的时候人们在他俩相互周旋中能看出来的只是殷勤客气，一种在夫妻间的不太正常的毕恭毕敬和殷勤客气。人们更难理解的是，这种客气不是出于内在的疏远，而足由于一种奇怪的相互默契，一种经常的相互关怀。岁月并没有使这种关系有丝毫改变。惟一的改变是两人外貌的差异越来越显著了，虽然两人的年龄差别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看到这两人，人们就会发现，男人衰老得很快，而且已经有些发胖了，而在他身边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妻子。人们发现，尽管托马斯·布登勃鲁克尽力装扮自己，他那种造作卖弄甚至达到可笑的地步，却掩饰不住自己的憔悴衰老，而盖尔达在这十几年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她像从前一样落落寡合，生活在一种神经质的冷漠里，而且随身散发着这种冷气。她那赭红色的头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颜色，肤色像过去一样美丽、洁白，体态像过去一样窈窕娴雅。在她那对略赚太小、生得比较近的棕色的眼睛周围仍然罩着一层青影……这双眼睛不敢让人信任。她的目光很特别，其中写着的是什么，人们是猜不到的。这个女人的本质这样冷漠、孤独、深沉、落落寡合，只有在音乐上才表现出一些生活的热情，这就不能不引起别人种种猜疑。人们把他们那点陈腐的观察人的知识拿出来，应用在布登勃鲁克议员的妻子身上。“人静心深。”“话语少，心眼多。”既然他们希望把这件事弄明白一点，希望知道点什么，了解点什么，所以他们那点有限的想像力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漂亮的盖尔达一定是对她老朽的丈夫怀有二心了。
他们留起心来，而且不久就一致认为盖尔达·布登勃鲁克和封·特洛塔少尉先生的关系，把话说得婉转一点，超过了礼俗的界限。
列内·玛利亚·封·特洛塔原是莱茵河区的人，如今在驻扎本城的一个步兵营里当少尉。军服的红领子颜色调和地衬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头发斜分着，右边鼓起一个弯弯的高蓬，向后梳着，露出雪白的额头。他的身材虽然高大而且魁梧，但是整个仪表和言谈举止给人的印象却非常不像军人。他喜欢把一只手插在敞着的制服扣子里，或者用手臂支着坐在那里。他俯身行礼时一点也没有军人气概，甚至鞋后跟的碰响声别人也听不见。他对待披在自己健壮的身躯上的军服随随便便，好像穿的是便服一样，甚至他那一条窄窄的，斜着向嘴角垂下来的、才蓄不久的上须也既不能蓄尖，又不能捻曲，这就更减低了他的军人风度。他身上最惹人注目的要算是他的一对眼睛了，这对眼睛大而且黑，特别光亮，好像一双看不见底的亮晶晶的深洞，不论是看人或者看东西，这对眼睛总是热烈、严肃、闪闪发光……
毫无疑问，他加入行伍是与本意相违的，或者至少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的身体虽然很强健，但是执行职务却并不老练，而且他也不被同事们所喜爱。他对这些人的兴趣爱好，——这是一些新近凯旋归来的年轻军官的兴趣和爱好——表现得非常冷淡。在这些人中，他被看作是一个别扭、乖僻的怪人。他爱独自散步，既不骑马，也不打猎，既不赌钱，也不和女人调情，他的全部精神都放在音乐上，因为他能演奏很多乐器，每一次歌剧演出或者音乐会，人们都看得到他那对晶莹的眼睛和他那毫无军人风度的吊儿郎当的姿态，但是俱乐部和赌场他却从来不肯光顾。
对于本地一些显赫的人家，除非不得已他才勉强去应酬一下，一般的邀请他差不多一律谢绝。只有布登勃鲁克一家他肯去拜访，而且拜访的次数太勤了一些，一般人都这么认为，议员本人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