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始终认为黑奴制度违反“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它必然要被埋葬，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项原则尚未成为一项法律义务。而且为了国家的统一，采用的方法亦应该慎重。
林肯说，对于已有了蓄奴制度的州，可以让它们自行决定是否保留奴隶制，自由州和全国政府不得干涉，这既受法律约束，也是为了联邦的统一，但是绝不应该允许在新的州建立奴隶制。
但是尽管如此，他的对手仍然故意歪曲林肯的意思，说林肯在对待奴隶制的立场总是不一致，既说它不好，又允许它存在。这不是在耍滑头又是什么？
林肯的对手想借此在公众面前置林肯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林肯用特殊的比喻说：“如果我看见了一条青蛇在路上爬，随便哪个人都会说我必须就近抓起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但如果我发现那条蛇和我的孩子一同睡在床上，那又是另一个状况了。我如果打蛇可能会打伤孩子的，甚至如果打伤蛇，蛇还可能咬他们。更有甚者，如果我发现蛇和我的邻居的孩子们一同睡在床上，而我又曾和邻居约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插手他的孩子们的事，那我最好还是让那位先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但如果一张床刚刚铺好，孩子们就要去睡在这张床上，却有人提议把一窝小蛇和孩子们放在一起，那我应该做出什么决断，我想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吧！”
林肯的这些比喻，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如此富有智慧。
法国最丑的人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时，专机在德黑兰作技术停留。伊朗首相胡韦达邀请随行的基辛格去市内看肚皮舞表演。
在德黑兰，最红的肚皮舞演员算是纳娜·帕莎了。胡韦达要基辛格看的正是她的表演。
当基辛格和胡韦达出现在舞厅时，记者们的视线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并不知道随胡韦达的身后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是何许人。她摇摆腰部，前旋后转，先是到了胡韦达跟前，亲了他的面颊，然后转向基辛格，一屁股坐到了他的大腿上。基辛格连脸都没有红一下。他笑容可掬地跟这位舞女聊了起来。
记者们目睹了这一切。第二天，在回国途中的专机上，几位记者想就此捉弄一下基辛格。一位记者问：“你喜欢她？”
基辛格瞧透了记者的心计，便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她颇迷人，对外交事务满有兴趣。”
“这是真的？”
“真的，我们讨论了限制战略核武器的问题……”
记者听到这里方知自己受了捉弄。化认真为荒谬，这便是基辛格摆脱困窘的秘诀。
再看一例：
喜剧作家休在途经法国时应邀访问一位法国女文学家。当他如约来到文学家的客厅时，突然发现女文学家丑陋之极，这使他大惊失色。但文学家竭力缓和气氛，说：“休，甭害怕，过来，和法国最丑的人握手！”
那个喜剧作家又该怎么办？
喜剧作家休急中生智，文质彬彬地鞠躬：“太太，是全世界！”
法国文学家的话可能有些夸张性的自嘲，但是，还是有着认真的成分，喜剧作家顺水推舟，推向荒谬，也就变得幽默了。
只要留心，此等幽默真可谓无所不有。
有个故事说，彼得当匹兹堡市市长的时候，一天，他和妻子兰茜视察一处建筑工地，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冲着他们喊：“兰茜，你还记得我吗？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常常约会呢？”
事后彼得挪揄道：“你嫁给我算运气好，你本该是建筑工人的老婆，而不是市长夫人。”
兰茜道：“你应该庆幸和我结婚，否则，匹兹堡市长就是他了。”
有个笑话说，一对新婚夫妇争吵，妻子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要跟你吹了。我要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去母亲那里。”
“很好，我亲爱的，车费在这里。”她的丈夫说。
妻子点过钱，“还不够，”她说，“还有回来的钱呢？”如此一说，事态为之一变。
进退维艰
——麦克阿瑟始终看不起杜鲁门总统。一次，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等人开会，麦克阿瑟掏出他的大烟斗，装满烟丝，叼在嘴上，正要划燃火柴时，扭头问杜鲁门：
“我抽袋烟，您不会介意吧？”
一切无须多言，然杜鲁门可拒否？拒则太傲！杜鲁门可允否？允则自卑！则奈何？
——约翰·海沃爵士的传记小说《亨利四世》几乎招来杀身之祸。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他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建议以谋反罪对海沃提起诉讼。培根读过此书并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他有心为作者开脱，然而直言必开罪女王，那么，又该如何说明白？
——世界歌王帕瓦洛蒂一次举办独唱音乐会，万事皆美，伴奏的钢琴师却自顾自弹，琴声经常盖住了帕瓦洛蒂的歌声。帕瓦洛蒂多次示意，他却依然如故。演唱会结束后，照惯例，歌手应该向钢琴师表示感谢。帕瓦洛蒂不谢则失礼，若谢又不合实情，如何处置？
——达尔文在一次盛大的晚宴上，正好坐在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身边。
“我所尊敬的达尔文先生，”小姐带着戏谑的口吻向科学家提问：“听说您断言，人类是由猴子变过来的，是吗？那么我也应该属于你的论断之内的吗？”
显然，达尔文不可正色相驳，然而，如若听之，眼见得是失了风头，亦该当如何？
——杜鲁门狠狠盯了麦克阿瑟一眼，然后甜蜜地说：
“抽吧！将军。别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要比任何一个美国军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都多。”
——培根说：“我不敢说书里有谋反的证据，但毫无疑问，该书确有不少重罪的证据。”
“何以见得？在什么地方？”女王问。
“在他从塔西佗（55～117，古罗马历史学家）那儿剽窃来的好多段落中，便可找到这类罪证？”培根认真地回答。
于是，女王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帕瓦洛蒂走过去和钢琴师亲切握手，很谦虚地说：
“先生，今天我很荣幸，能参加你的风琴独奏会，并用歌声你为伴奏，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那是当然啰！”达尔文望了她一眼，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坚信自己的论断。不过，您不是由普通的猴子变来的，而是由长得非常迷人的猴子变来的。”
女士妙龄
虽说对女士不可问年龄，可偏偏也有人问，有主动有被动、有故意也有无意。
——一个医生给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士看病，问她今年多大了？
“已经超过十八岁了。”女士忸怩作答。
“失去记忆。”医生在病历上写道。
——一个寡妇同一个青年交谈，让他猜猜她的年龄，见青年犹豫不决，她说：“快说呀！你一定会有某种估计。”
青年笑着说：“我不是朝一个方面猜测的。我正捉摸不定，看到你的年轻，我想少说十岁；看到你聪明，我则想增加十岁。”
这是小青年的滑头。
而法国文学大师比弗则太不幸了。一次，他正与一富有的太太谈话，突然说漏了嘴问：“太太，你多大年纪了？”
太太一听便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大师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但是，他灵机一动，马上答道：
“我只不过想了解一下女人的妙龄是在什么时候？”
紧张不已的太太顿时愁云尽散，满面春风。
而文学大师则又为自己的创造而自豪不已。
但是，如果是个认真的科学家，那么回答又有不同。
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一位浓妆艳抹的太太问一位科学家：
“先生，你猜猜我多大年纪了？”
“三十出头吧！”
“哎呀，您真可爱呀……我说，您怎么猜得这么准呢？”
“这个嘛！”科学家擦擦眼镜，又认真想了想像宣读论文那样又认真想了想说，“每当有女人让我猜年龄，我总是只猜她实际年龄的一半，所以，我总是猜得特别准！”
这就是科学家与作家的不同。
也是一种实验结果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儿子后来成了政治家，他对别人介绍时，总是这样解释：
“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是在利用爱迪生的名望。我宁愿让他们知道，我只不过是我父亲早期实验的结果之一。”
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
美国第三十六位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二十六岁时就已经被任命为全国青年署德克萨斯州分署署长，对手下人十分严格。
一次，他走过一个同事的座位，看到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就故意提高嗓门说：“我希望你的思想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乱七八糟。”
办公室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约翰逊第二次巡视办公室时，那位挨骂的同事已经把文件整理好，并清理了桌面。
约翰逊一看原来乱糟糟的桌面变得空空荡荡，于是说：“我希望你的头脑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空空荡荡的。”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令人左右为难。是不是还有相反的情况呢？
在美国经济萧条发生初期，一位寻找工作的教师向一个学校的董事会申请工作。
他的自我介绍使董事会相当感动：口才好，实事求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董事会成员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在此任教，我们愿意聘请你。但是请你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这个地区对地理问题意见有分歧，我们想知道你站在哪一边。你讲授地球是圆的呢？还是讲授地球是扁平的呢？”
照道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但是那位失业的人热切希望找到工作，现在在他的眼里，面包才是重要的真理。不管地球是圆是扁，只有能带来面包才是有用的。
可是问题在于他不知道学校董事会的眼里，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
这可就令人为难了。
该如何回答？
申请者的回答是：
“两种讲法我都能教。”——变二难为“两可”。
如此两可自然是难为了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例倒也不是不存在。相反地，还被认为是非常机智呢？
这里有两个例子。
——两个记者碰了面，他俩原是好朋友，一个说：“祝贺你，听说你就要结婚了。”
另一个说：“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一种谣传。”
“真的？那么祝贺你得到解脱吧！”
——“作家先生，您不是很害怕那些慕名来访问您的人干扰您的写作吗？那您为什么不试试我的方法呢？”
“什么方法？”
“听着，电铃一响，您就在开门前戴上帽子和手套。开门后如果是您不想见的人，您便说：‘对不起，我正要出去，您改日再来好吗？’”
“但是，假如是我想见的人呢？”
“嘿，那您可以说‘真巧，我也刚刚到家’啊！”
同一桩事情可以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作解释，而两种对立的论断也都可寻求支持自己的理由。
故而，只要心机灵巧而又无所顾忌，“两可”之门永远是敞开的。
甘乃迪与里根
男人的年龄有时也令人关心。
1960年甘乃迪竞选总统时，他的年轻和孩子般的外表常常被提起。
尽管宪法早就肯定了这样的年龄也是可以当总统的，可在甘乃迪之前毕竟还是没有人这么年轻就登上过总统的宝座。
杜鲁门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极其成熟的人。”
甘乃迪回敬道：“如果年龄一直认为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美国将放弃对四十四岁以下所有人的信任。这种排斥可能阻止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华盛顿指挥独立战争中的美国军队、麦迪逊成为起草宪法的先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在格利地隆俱乐部的年宴上，里根注意到该俱乐部创建于1885年，就对其主人说：“你们没有邀请我参加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我是感到多么的遗憾！”
民主党元老哈里曼满九十岁时，有人说哈里曼的年龄只不过是里根思想的一半那样老。
在回敬这一讽刺时，里根说道：
“是的，你们知道，他说得绝对正确，美国宪法差不多二百岁了，而我就是从我们宪法那里汲取我的种种想法的。”
谈判陷入僵局
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柯伦泰，几乎精通欧州十一个国家的各种不同语言，曾经被任命为苏联驻扭威全权贸易代表。
一次，她和挪威商人谈判购买挪威鲱鱼。挪威商人要价高，她出低价。
挪威商人深谙贸易谈判的决窍：卖方喊价高得出人意料，买方往往不得不水涨船高地调整出价，再和卖方讨价还价。
柯伦泰懂得这一点“生意经”，只肯以低价成交，因为在谈判不致破裂的情况下，往往会有很好的收获。她坚持“出价要低，让步要慢”的原则，以取得和挪威商人讨价还价的余地。
买卖双方在激烈的争辩中，都企图削弱对方的信心，谈判终于陷入僵局，怎样才能将谈判继续下去呢？
柯伦泰说：
“好吧，我同意你们提高的价格，如果我的政府不批准这个价格，我愿意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差额。但自然要分期支付，可能要支付一辈子。”
挪威商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谈判对手，等他们明白过来，便一致同意将鲱鱼的价格降低到最低标准。
柯伦泰绝妙而幽默的拒绝方式，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你到底要到哪里去
1843年，林肯与卡特赖特竞选国会的众议员席位。
卡特赖特是个有名的牧师，他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大肆攻击林肯不肯承认耶稣，甚至诬蔑耶稣是“私生子”等，搞得满城风雨。
这自然会降低林肯在选民心中的威信。
林肯决定反击，而且要出乎意料。
一次，卡特赖特在教堂演讲。林肯也专门赶了去，正襟危坐在这个教堂里。
卡特赖特也认为她的机会到了，决定继续进攻，也要用出乎意料的方法让林肯当众出丑。
当演讲进入高潮时，卡特赖特突然对信徒们说：“愿意把心献给上帝，想进天堂的人请站起来！”
除了林肯，其他人全都站了起来。
“请坐下！”卡特赖特继续喃喃祈祷之后，又说：“所有不愿下地狱的人站起来吧！”
信徒们又霍然起立。当然，除了林肯。
啊哈！机会已经成熟。这时，卡特赖特用他那特有的、神秘而严肃的声调说道：“我看到大家都愿意把心献给上帝而进入天堂，我又看到除了一个人例外。这个惟一的例外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肯先生，他两次都没有做出反应。林肯先生，你到底要到哪里去？”
卡特赖特自然给林肯一个难堪。
如果林肯当时也跟着卡特赖特的指挥起立复起立，那当然就落入了人家的圈套，因为你还是得听牧师的，还和人家竞争什么呀！
如果不听从呢？按照牧师和信徒们的常现思维，林肯两次都没站起来，表示他决心要下地狱。而承认自己想下地狱，无疑不会得到教徒们的拥护。
林肯胸有成竹，他当然也防备着卡特赖特的攻击。这一次他从容地站起来，面对着牧师平静地说：
“我是以一个恭顺听众的身份来这儿的，没料到卡特赖特教友竟单独点了我的名，不胜荣幸。我认为，卡特赖特教友提出睁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但我感到可以不像他一样回答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愿用我同样坦率的话回答：我要到国会去。”
短短一句话，就跳出了对方的圈套。
也决非玩笑。因为林肯其实是在告诉人们：宗教是神圣的，而卡特赖特却利用这种神圣性来攻击他人，谋取个人利益。这样的做法绝不是公正的。卡特赖特的眼里根本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他只是想去国会，谁要阻碍了他，谁就该下地狱。
选择的正义正在于此。
科学境界
科学家总是以专业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有人问一位生物学家：“人的大脑有120亿个细胞，对吗？”
“对。”
“都工作吗？”
“很遗憾。”生物学家说，“失业像张开的帷幕一样，罩住了大部分人的大脑！”
又有一次，一位教授应邀在某学院演讲，题目是有关婚姻生活问题。
演讲完毕，院长感谢之余说：“我想教授所讲的只是想当然，因为他还没有结婚。”
这轻巧一句话，岂非一笔抹杀了全部功劳？教授又该如何对应？
这位教授不慌不忙地说：“我走的是学术研究，而一般人走的是‘临床’。前者通常引导后者。”
此言不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