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个更大的“球队”
我打电话给米勒，说愿意接受那份工作，条件是他按我的要求打一通电话。他要给他的朋友杰克·奈特打电话，强调甘奈特公司已经看中我了。我希望能够见证这样的一通电话。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可不想凭运气行事，我希望让这样的记录明明白白的，并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工作。
我正好在下午一点的时候找个借口去了奈特的办公室，那是我们约好的时间，米勒应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奈特。
电话响了。
“啊，你好，保尔。”奈特开始说话了。
我只听到奈特电话最后的几句话，但是，米勒后来将电话其余的内容告诉我了。
“我想让您知道，你们那边有个小伙子是我们极感兴趣的。”米勒说，“我们跟他谈过，也跟他开过价，我想他也许会接受。这人名叫艾尔·纽哈斯。”
“他就坐在我对面。”奈特说。
“嗯，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此事……”米勒说。
奈特一下子发火了。
“我不明白这通电话的目的！”他大吼。
米勒再说，这是个礼节性的电话。
“我不明白这通电话的目的！我跟你在高尔夫球场见。”
奈特挂了电话。
他转向我。
“嗯，小伙子，你准备接受吗？”
“是啊，我准备接受。”
“如果我觉得你这是在******犯大错，我会努力挽留。”他说，“但是，保尔的小公司肯定他奶奶的能够用你。我们会想念你的，并且祝你好运。”
这是一个冷静而自信的家伙做出的冷静而职业化的反应。我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直到他18年后去世。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我是个疯子，放着底特律那么好的条件不要而去罗切斯特胡搞。
我的看法却不然，我已经准备好另起炉灶了，我并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有太多的人放弃了极好的职业机会，就因为担心别人的想法。
我在大联盟队的硬式棒球赛中干得不错。现在，我想看看自己是否准备好了去管理一个较小的“球队”，并领导它进入大“球队”之列。
我要融入这个城市
去罗切斯特之前，我看了两本书：
弗兰克·甘奈特自传，他是那个报业链的创始人。他的性格和理想主宰着甘奈特公司，而我想要在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之后再进去。这本书让我早早就对仍然控制着甘奈特公司的那些关键人物有所了解。
《美国的自满之城》，是两年前由当地一家周刊的编辑克特·格林写的一本介绍罗切斯特的书，部分是事实，部分是虚构。理解罗切斯特社会跟了解甘奈特公司一样重要。
格林是这么描述“自满之城”的：
“人要想干点什么事情，得有几件干净的衬衫、修剪整齐的指甲和一件希基弗里曼牌西服。
“当然，你得参加共和党，还得去林肯一罗切斯特银行开个户头。
“你得在扶轮国际的旗帜下宣誓，在狮子会手挽手高唱‘上帝保佑美国’……要想在罗切斯特成为‘能人’和‘值得一看的年轻人’，要想得到名望，你得做这些最起码的事情。”
我不认为能够做决策的记者应该去参加任何俱乐部，或者加入任何一个特别的利益集团。因此，在罗切斯特，我没有加入共和党，也没有参加民主党。我也没有加入扶轮社或者狮子会。我不跟任何人拉帮结派，只当一个友好的人。
我的确购买了两套希基弗里曼西服（是在当地制造的），但没怎么穿。我更喜欢休闲服装。
我永远也没有成为外套领带俱乐部的持卡成员，对我来说管束太多。多年以来，我偏好非正式和独具特色的衣服，这已经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
随便穿衣服，而且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大部分是黑色和白色以及灰色，这已经成为一个故意的策略，目的是要吸引人们的注意。独具特色的着装风格使一些老板更具人性，传奇故事往往也是由这样的东西产生的。
我扎着黑白相间的宽领带出入纽约昂贵的餐馆，结果在后来许多年里编造出很多故事，在全国大报上反复转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希望不扎领结就从餐馆领班面前经过。
“来这里要求扎领结，先生。”他用那种典型的纽约领班口吻对我说。
我小声说：“对不起，但是我有喉癌。医生严禁我在脖子上扎任何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纽约的领班向我道歉。他带我和我着装合适的朋友们去了餐台，很是小心，很是关心。
在罗切斯特，在我看来十分明显的事情是，我正在进入一个谨小慎微、保守、安逸和舒适的人群，我首先得放松下来，至少在一阵子内应该如此。我想明白这个社会，哪怕自己并无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人群中窥探
我和米勒达成意见，我来当总经理以及《罗切斯特时报联盟》、《民主党人及年鉴》的运营总管，那两份报纸合起来的发行量为263665份。但是，借用我在《迈阿密论坛报》的经验，我建议自己先在下面工作一阵子，做些窥探工作。
我们一同宣布了我的模糊职位，是甘奈特公司的总管执行人。有一个月时间，我在公司里转来转去，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我跟经理、编辑、记者、广告销售人员和发行部门的经理聊天，上班的时候谈，在酒吧里谈，在餐馆里谈，也在他们家里谈。
好处是，他们并不觉得我是他们的上司。他们把我看做是一个同事，跟我无话不说。
很少有职员会把自己的心声倾诉给老板听的，尤其是在正式的办公环境里。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我跟手下一起打牌，请他们去看体育比赛，或者去酒吧，以此了解他们的内心，把握他们的脉搏。在那样的环境里，如果你保持记者的眼光，竖起记者的耳朵，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甘奈特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极忠于米勒。他曾当过美联社华盛顿地区办公室的主任，之后，16年前，弗兰克·甘奈特花钱将他买过来，加入了罗切斯特的甘奈特公司。1957年甘奈特去世后，米勒成为老板。
他对新闻采编运作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业务上的事情他交给别人去办。
我的前任总经理是唐纳德·尤里西斯·布里奇，69岁，是个严格意义上的“不插手”经理。我的风格是，既不完全放手不管，也不插手太深，需要怎么干的时候就怎么干，从来都不是一半对一半。
如果我对某件事情产生了兴趣，那我就想深入了解，抓住不放，反复揣摩。如果老板把精力投入某件事情之上，人人都知道那很重要，他们也会因此多加注意。
之后，如果我相信某个办法已经有效，成功的模式已经设定，我会走开，让别人去管那些事情。
这种交替式的插手和放手风格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需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照着干。之后，他们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得到完全的自由和满足，可以自己放手干。
我到甘奈特公司一个月之后，宣布了我的总经理职位，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插手政策的。我在新闻采编室重写头版头条消息，跟广告部的人一起打销售电话，开发行卡车，半夜去印刷间查看印刷质量。
我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报纸产品上，我们扩大了新闻版面。把两家报纸组织成每天都登的4个特别栏目。把所有广告都挪到别的版面去，好让更好的新闻和图片有地方展示。
“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位置，任何东西都应该有其特别的位置。”这成为我们的口号，这是从底特律的李·希尔斯那里和从迈阿密直接偷来的思想。
老药治新病
事实上，我们干的任何一件事情都称不上什么新玩意儿。跟平常一样，最好的点子往往都是从别处偷来的。之后，我们加以修改，或者增加，或者删减。
不管那是来自《南达体育》的小点子还是来自底特律或迈阿密的大思路，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是要将它们改编成适合的尺寸和范围。如果你记得自己加减乘除的算术能力，那就能够有效地将它们改编成适合的东西，从大的改成小的，反过来亦是如此。
我在罗切斯特干了两年的报纸运营，结果如下：
合并发行量从263665份增长到277567份。
年营业收入上升三成，从270万美元增长到360万美元。
差不多所有人都认为，我已经开上快车道，最终肯定会接管甘奈特公司。只需要慢慢滑行就可以了。
《罗切斯特时报联盟》长期的执行总编凡龙·库鲁普曾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甘奈特公司的老板：“及时上班，按时下班，把鼻子擦干净，不要捣乱。”
但那不是我的风格。滑行是无聊的。到了41岁的年纪，我希望能够逆水行船，用力划。
我的梦想不断地集中在回到佛罗里达这个梦想上，也希望能够新创一个企业，挽回《南达体育》失败造成的痛苦。
贪婪者与梦想家
贪婪者有各式各样的，包括鸟类、兽类、人类。
他们食腐，或者吃新来者，或者吃幼小者。人类的贪婪者展开吞吃梦想的欢宴，他们喜欢毁灭新思想。
我经常利用贪婪者来激励自己和别人。贪婪者在无意之间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在佛罗里达的梦想。
舞台就是太空海岸，在那里，每平方英里上承载的梦想多过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我和保尔·米勒都有佛罗里达方面的计划，他希望去那里购买几家报纸和打高尔夫球。我希望在那里启动一份新报纸，将它发展到月球上去，并以自己的名义给它一个名字。
虽然在《南达体育》上遭遇失败，但是，从零开始再办一家报纸的冲动却从没有止息，而且还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1959年下半年，我从大西洋岸开车到了卡纳华拉尔海角，为《迈阿密论坛报》在那里开一间新闻办公室，那次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
到了那个城市后，我在前峰酒店的阳台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一枚红石导弹发射的场景。那枚高达7层楼、没有命名的火箭将为载人飞行铺平道路。
并不需要MBA学位，也不需要具备天才的头脑才能看出，未来就在这里。那个地区的人口在1950年为23000人。据估计，1960年将达到70000人，1965年将达到250000人。
苏联人已经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轨道了。我们才刚刚开始追赶他们的工作。太空竞赛已经开始，而且肯定会加速，我的想像力也开始加速了。
我回到《迈阿密论坛报》，求见吉姆·奈特，就是管钱的那个人。
“我刚刚才从卡纳华拉尔地区回来。”我告诉他说，“各处的人都在往那里涌，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都在太空计划中领取极高的薪水，5到6年之内，那里的人口将达到25万左右。目前那个地区还没有当地日报！如果我们抢先人手，那就可以填补真空。”
“你脑子里有什么主意？”他问，脸拉得像扑克牌一样长。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那里新办一份日报。目前还没有事实或数据可以报给你，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行得通的。”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我们已经干得不错了。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迈阿密论坛报》上吧。”他挥挥手就把这个点子搁置起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大部分管钱的人和大公司对新主意不感兴趣，让人很舒服的现状驱动着大部分公司。但是，那个点子却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
4年之后，当我与保尔·米勒商谈加入甘奈特公司的事情时，他告诉我说，他对扩张业务有兴趣，尤其是往佛罗里达地区。我当时对他大致讲了一些在太空海岸创办一份新报纸的想法。
他表示有兴趣，就是这个表示加速了我离开奈特加入甘奈特公司的决策过程。我希望为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公司工作，基地设在喜欢吵闹的纽约罗切斯特市的一家公司应该对佛罗里达有特别的设计。
活该倒闭的报纸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并不是报业靠新报迭出而出名的时代，日报成批死亡，纽约地区倒闭4家，波士顿倒闭3家，洛杉矶倒闭3家，蒙特利尔倒闭3家，美国和加拿大全年共倒闭365家。
这些广泛出现的倒闭案例让很多末日来临论者预测，第四产业眼看要完蛋了，但我的反应却不然。我觉得，大多数这一类的报纸都活该倒闭。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我在媒体界的朋友中大受欢迎的意见，尤其是管理层。
他们责怪工会，责怪不断上升的印刷成本。我觉得原因就在于管理不善。这些报纸的老板犯了跟我在《南达体育》上一样的错误，只是在更大规模上犯了错误。
报业不仅仅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办得更好，假如人们能够想出办法来吸引在电视节目中长大的一代人，使生产设备现代化以便在较低的成本上生产出高质量的报纸，并在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地区满足新读者的要求。
出版人和编辑需要将眼罩摘下来。他们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点子，也许还需要在屁股上踢上几脚，我听到机会在呼喊。
我的目标：在太空海岸创办一家成功的报纸，作为《南达体育》的续篇，彻底抹去我对那次失败的记忆。
除了能够实现我再创办一家新的成功报纸的梦想以外，佛罗里达方案对使甘奈特成为美国最大报业链的远景规划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必须要破茧而出，不能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小型的地方报纸，不能只在纽约州一带活动。如果在佛罗里达创办一家报纸，那会为我们在南方找到一个重要的支点。4年之后在加利福尼亚购买《圣伯尔纳迪诺太阳及电讯报》，就是为了在西部也找到一个支点。
在罗切斯特干了两年之后，我向米勒提交了详细的佛罗里达发展计划。我们时不时谈到那个计划，他差不多跟我一样急迫。但是，他也喜欢罗切斯特已经存在的状态，因此有些紧张，怕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
“保尔，”我说，“我会关注罗切斯特的，另一只眼睛会盯住佛罗里达，你会以同样的价格得到两样东西。”对此他感觉不错。
我的远景规划精华部分如下所示：
我将成为甘奈特子公司佛罗里达公司的总裁，同时保留罗切斯特总经理的职位。
从1966年春季开始，我们将在太空海岸地区创办一份新的七日晨报。
我们将试图在该地区购买两份小报纸，让我们有实施新企业的基地，这两份小报是《可可阿论坛报》和《提图斯明星拥护者》，估价300万美元。
我们将投入200万美元用于房屋扩建和印刷设备。
甘奈特董事会将投入300万到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弥补3到5年内的营业亏损。
我已经在创办公司方面吸取了教训。
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我只有5万美元，结果让那个企业支撑了足够长的时间经历市场上的公平检验。我这次下定决心要弄很深的一只口袋，可以不停地往里掏。我计划在第5年让新报纸赢利。
米勒觉得整个计划不错。他对财务上的细节兴趣不大。这是他通往佛罗里达的车票，而佛罗里达又是一个有着阳光灿烂的冬季的地方，有全年可用的高尔夫球场。
但是，当我们把计划递交给首席财务官西里尔·威廉斯和公司总经理林恩·比特纳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简直就是在发疯。甘奈特公司的年收入仅有约700万美元。他们肯定我们是要把公司弄到地铁里去。
甘奈特当时是一家私营公司，米勒有很大的控制权。他对董事会其他成员讲了我们的计划，而他们也同意了，有些乐于接受，另外一些勉强同意。
比特纳是最勉强的一位。他是一位头脑铁硬的人（跟我一样），甘奈特公司的一些人称他为“大财主”。他认为自己是公司的二号人物，尽管米勒一向很谨慎，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