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玩弄宣战骗局，当然就不会认真地作反侵略的准备。但侵略者正好相反，他们利用与退驻天津以西的清军胶着对峙的时间，积极调集兵力于天津。八月四日，八国联军聚集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推进。连续攻占北仓、杨村。裕禄、马玉昆兵败撤退，裕禄自杀。裕禄，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清史稿》本传说：“顷之，各国兵舰大集，匪（按：义和团）犹聚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诣军械所任自择，尽攫以去。”据此，裕禄总算给了义和团一些支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和出于什么动机。但他的昏庸却导致大沽、天津等地的相继失守，使侵略军得以长驱而入！原来主和的李秉衡，又改为主战。“无何，又请募师入卫。至京，入觐太后，”慈禧太后命为武卫军帮办。李秉衡统率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进驻河西坞，阻止侵略军。刚与侵略军一接触，张、万两军先溃，继而各军皆奔。“秉衡不得已，退通州，疾书致各将领，述诸军畏葸状，饮金死”（事见《清史稿》本传）。时间正是八月十二日。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曾参加中法之战，与冯子材共同取得谅山之捷。后为山东巡抚。他督率的军队不是自己的属下，所以不听指挥，一触即溃。接着，马玉昆又退驻南苑。这样一来，就把北京城暴露给侵略军。八月十三日，侵略军到了北京城下。这时京城内外，尚有神机营、虎神营、马玉昆部和董福祥部等数万人，如果统一组织，协同作战，侵略军想攻进北京城，也并不那么容易。无奈此时不知那位奉命统军、“以一事权”的荣禄在干些什么，使三军统帅无人，各军各自为政，大多是不战而逃，只有董福祥所率甘军孤军奋战。
联合侵略军原定于八月十五日攻城。但俄国侵略军为抢头功、多占便宜，即提前于十三日午夜发起进攻。甘军据城顽强抵抗。俄军用大炮轰开东便门，甘军退守建国门。俄军战地指挥官华西里耶夫斯基亲自指挥，用大炮和机枪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甘军坚守不退，将士分布在城墙上，隐蔽在城垛口后边，以老式大滑膛枪不停地射击，霎时打伤俄军炮手十五人和拖炮马六匹，还打伤俄军中尉、少尉各一人和不少的步枪手。华西里耶夫斯基只得下令将几门炮撤下去。但因一门炮的炮手和马全被打死，根本无法挪动。此时，进又不能，退又不得，陷于窘境。一个俄国人事后描述说：“中国人从每个枪眼向外射击，老式的中国大炮以其恐怖而深沉的吼声从一个城楼上向外发射，这是一幅恐怖而又壮观的场面。”
但甘军守卫的地段有限，其他地方难免有薄弱环节。十四日晨，内城东南角被攻破，甘军将士立即前往增援，冒着俄军密集的机枪火力进行反冲锋，终于堵住了漏洞。上午八时许，俄军第十团团长安丘科夫被击毙，不少俄国士兵也被打死，他们的尸体不断地被运送下来。十时许，华西里耶夫斯基被击穿右胸，上去企图救护的俄国士兵几乎全被打倒。直到三小时以后，华西里耶夫斯基才侥幸地被撒下来。
日本侵略军于十四日上午九时许攻击齐化门（朝阳门），同样碰到甘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组织敢死队率先冲击，被甘军打得纷纷倒地。拼杀一天光景，日军毫无所获。直到深夜时，在俄军配合支持下，日军才将齐化门攻陷。
在前门箭楼，甘军奋勇据守，不肯撤退。侵略军也攻了一天的光景，付出相当代价后才攻下来。一个俄国人记述云：“北京陷落了。只有在箭楼上那些使我们遭受惨重伤亡的董福祥的顽强士兵还在射击，一直打倒黄昏时分，日本人把箭楼拿下来才罢休。”法国人著《庚子中外战纪》中写道：“至于中国军队，其在京与联军开战者，约有三万余人，伤亡之数，约至四千计。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样一军。”文中所说中国军队的数字是可信的。
但三万人中，仅有万人左右在拼命抵抗，其余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这就使侵略军不仅在装备上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北京城悲惨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洪寿山撰《时事志略》中所载一首《西江月》及其注释，倒像北京保卫战的一个总结。录如下：
“武卫将军虚设，董师孤掌难鸣。
可惜大清百万兵，事到临头无用。”
“武卫军其勇不可当者，乃东郊民巷之抢夺也，闻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之遥而早遁矣”（按：这里所说的武卫军，即指孙万林所统的武卫中军。这支军队早已撤至北京城西，后驻扎于山西、河北交界一带）。旗兵神机、虎神等营，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鼠遇猫也。
“只有董福祥一人，至忠至勇，帅甘军而奉命。……哀哉，都城之失守也。”
甘军将士在优势敌人面前，毫不退缩，他们以顽强的冲杀保卫京城，在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将使人们永志不忘。终因慈禧太后和荣禄首鼠两端，抗敌之志不坚，部署不当，指挥无能，致使他们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为千古的遗恨。
慈禧仓皇出逃
北京陷落了，侵略军进入城内，义和团和清军对东郊民巷和西什库的围攻被迫解除。侵略军在城中及郊区大肆烧杀抢掠，肆无忌惮。他们屠杀的，首先是义和团，其次是居民百姓，实际是团民和百姓不加分辨，任意屠杀。且引一些记实文字：
“联军搜杀拳匪，尸山积焉。”——《拳变余闻》“只要见着一个情形稍有些可疑的，便指是义和团，也不问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杀”——《赛金花本事》法兵“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井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庚子使馆被围记》毁烧之事，是处可见：
“凡寺观与王公府第，曾设拳坛者，皆举火焚之。”——《献县天主堂出版：圣教史略》“城内外居民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联军皆大掠，鲜得免者。”
——《拳变余闻》联军“焚正阳门城楼，火光照数里。”——《庚子国变记》****更甚：
“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胡同，作为官妓，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拳匪记事》“妇女虑受辱，多自经，朝衣凤冠及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经久项断尸坠者。”——《拳变余闻》至于抢掠，就鲜有幸免者了。据瓦德西的《拳乱笔记》所载：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顺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变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瓦德西说别国军队在抢，德国军队似乎没有抢。其实德国军队更厉害：
到十月间，“仍时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为最横。天甫黑，彼等即从事于劫掠。自谓其恺撒（德皇称呼）训词中，命彼等如此为之，彼等不过遵奉命令而已”。——《庚子使馆被围记》这就是帝国主义所标榜的西方文明！死于此役的人数，没有全面的统计，仅《清史稿？忠义列传》中所载，死于此役的宗室满人，有姓有名的，即达千余人；其它平民百姓被杀害的，当以数倍至十数倍计之。
侵略军大肆烧杀抢掠的同时，又依样画葫芦地实行分区占领：
“由朝阳门至宫城划一直线，俄法占其东，苏美占其西，日本占其北”。被推为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则“入爵太后之仪鸾殿”（后此殿被火烧毁，又在原址修建，即今之中南海怀仁堂）。他们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实施军事殖民统治。
以下交代那位宝贝皇太后。
清朝廷早有逃跑的准备。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
“余由庚子阴历五月十七日署顺天府尹，七月十二日卸任，为时不及两月，承办要件极多，而奉旨督办京津一带转运事宜尤为重要。……特命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圣驾）西幸之用。
爰假转运军需之名，以镇人心而备缓急”。
这是慈禧早有西逃打算的最好注脚。但当时因“京员眷属纷纷南下”，许多车辆出而未返，更没料到清兵如此不中用，“洋兵”来得这样快，所以当城陷急用之际，慈禧太后仍无足够的车辆，益增狼狈之态。“七月十六日（阳历八月十日），太后议西幸，阴戒荣禄、董福祥以兵从”（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八月十四日，慈禧太后作临逃前的准备，主要是挟持光绪皇帝同走，并且要将珍妃处死。据《清宫轶事》一书所记云：
“（慈禧）命令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把珍妃从三所（禁锢之地）提出来。……慈禧穿着蓝布旗袍，挽着‘旗头座’式发髻，冷冷地对珍妃说：‘洋人就要进城，兵荒马乱，在这里万一受到污辱，丢了皇家的体面，对不起祖宗’。珍妃叩了个头，说：‘老祖宗可以离京暂避，皇上应坐镇京师，力挽危局’。慈禧冷笑了一声，斥责她说：‘你死在眼前，还敢胡说！’她指着院里那口井说：‘赐你一死，下去吧！’……崔玉贵把井盖挪开，瞧着珍妃。珍妃泪流满面，抽抽咽咽地说：‘奴婢死不足惜，这大清江山……’慈禧大声命令崔玉贵：‘把她推下去！’崔玉贵连挟带提地把珍妃拉过去。在悲惨号呼声中，珍妃被丢在井里，盖上了井盖”。珍妃就这样悲惨地玉碎香销；但慈禧是会做掩饰文章的。一年后返宫时，先将崔玉贵革掉，撵出宫去。又下诏褒扬珍妃贞烈殉节，追赠为贵妃，有记载云：
“慈禧怆然曰：予向言珍妃遭乱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一时之言，而崔某遽堕之井。予见崔某辄砰砰心动”（《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殊不知还是一手难遮天下人耳目！
“八月十五日清晨，慈禧太后乘桂祥的朱轮紫缰大鞍骡车，桂祥坐在车外，光绪也乘一骡车”。这里交代一句，桂祥是慈禧的胞弟，任神机营管理大臣，所以不离慈禧左右。“各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踉踉跄跄，随后护从，形成一色彩纷呈之凌乱纵队，约千余人，尚肃静，经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八时许，至西直门，忽下细雨，从者均未携雨具，悉被淋透，踯躅道中，厥状萧索凄苦”（岳超：《庚子——辛丑随銮纪实》）。随从主要人员，有大阿哥溥、载漪、载勋、载澜、刚毅等，已进官一品的太监李莲英更是不离慈禧左右。天近中午，到达颐和园，事先安排扈驾的马玉昆率千人早已等候在此，午饭后一同前行，当晚宿距城七十华里的贯市。当地李姓（回族）族长，连夜预备驼轿三乘，慈禧太后即赏予四品顶戴。八月十六日，慈禧即乘轿而行，途经南口，居庸关，情形极其混乱。《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中记述：
“此地因受败兵散勇之骚扰，抢掠，居民多逃入深山，经侍卫、太监等到处寻觅，始获得少量小米及鸡蛋，聊供两宫及后妃熬粥充饥。其他随从人员只得向庄稼地中讨生活。盖庚子年直隶各地丰收，銮驾所经之地，多尚未收割，遍地杂粮红，瓜菜熟，以是员兵粮食，骡马刍秣，咸无代价取给，于是，不付钱，付钱亦无人收”。
此时昌平县令裴敏中中早已逃跑。后来慈禧到西安“召案敏中”。裴敏中畏罪自杀。
八月十六日，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迎驾进膳，因准备食物太少，“从官不得食，有怨言。奎良惧，太后慰遣之”。
八月十七日下午，到达怀来县城。知县吴永当天上午才得知消息，急忙派人准备肉食，途中被散兵游勇抢劫一空，无奈何守住一店家内的一大锅绿豆小米粥，权且应付。吴永接驾后，慈禧太后略问数语，“忽放声大哭曰：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之我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地步。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接着又诉说途中苦况，“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吴永连忙进小米粥，情急之中，吴永又“入一空肆，亲自寻觅，最后抽一橱屉，内竟有五卵，得之乃如拱壁”。连忙煮熟进上。之后，大太监李莲英出来说：“老佛爷很受用，适所进五卵，竟食其三，余二枚，赏与万岁爷，诸人皆不得沾及”。之后，进住县衙中，吴永又拿出他母亲的衣服，让慈禧太后穿上。
八月十八日，离开怀来县，继续西行。路上有岑春煊前来接驾。
岑春煊是甘肃布政使（俗称藩台），当八国联军入侵时，自请带兵入京勤王，陕甘总督陶模知道岑春煊，是个燥妄多事的人，但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拦，就拨给他3000人，饷银5万两，岑春煊率3000人经内蒙、张家口入都，正好在中途碰上出逃的“圣驾”。慈禧太后即任岑春煊为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为会办，前面开路，沿途筹备食宿。至此，慈禧太后算是渡过了她此次出逃中最困难的一段。此后一路，就日益舒适了。
甘军阳高追驾
与慈禧太后自北京逃向西北方面的同时，荣禄和崇绮则逃向西南，到了保定。崇绮眼见京都陷落，国事已不可为，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在保定城内著名的莲池书院内自缢身亡。这个崇绮的经历颇不平凡。他系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是清顺治以来，唯一的一名旗人状元（原来清代科举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向为汉人所得，满蒙旗人不得问津。崇绮破例于同治四年得中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兵、户两部侍郎。他的女儿被册封为同治帝的皇后。但这位皇后与慈禧太后之间婆媳不和，据说慈禧曾抓住她的头发举手痛打过。同治帝死后两个月，慈禧太后就把她折磨死了。做皇后的女儿一死，崇绮也“引疾”而退。后来又为翰林院学士。其实，在崇绮自缢之前，他的妻子瓜尔佳氏及全家早就自尽了。《清史稿》本传说，城陷时，“预掘深坑”，他率一子四孙及眷属，“分别男女入坑生瘞，阖门死难”。
但是，像崇绮干的这种事，荣禄是不干的，他还在观望和等待。
当他听到慈禧太后已逃过宣化，将入山西境时，自己立即自保定南下，到石家庄，过娘子关到太原候驾，同时命令董福祥的甘军迅速追驾。
原来，当八月十五日黎明，侵略军自东便、广渠、朝阳三门侵入北京城时，董福祥即率部从彰仪门撤退。不言而喻，在仓促出走中，不仅有战斗中牺牲的，也有不少散失的。撤退中也发生了一些抢掠现象，这是清军的通弊，董军也不例外。董军撤至京城西南方向，整顿待命，接到荣禄的命令后，即出紫荆关，向北行进，追赶“圣驾”，一路日夜兼程，十分紧张，行至宣化，马海晏不幸病逝。
马海晏，回族，甘肃省河州莫尼沟前川村人。出生于清道光十六年（1837年）。早年驮脚为业，往来于川甘各地，以职业的需要，练就一身好武艺，且胆略过人，同治初年，随马占鳌起义反清，作战勇猛。在太子寺（今广河县城），新路坡之战中，他以先锋率部潜伏于左宗棠的湘军扎营地带，突然发起攻击，击毙湘军总兵傅先宗，清军为之震动。旋随马占鳌降清，任步营管带，后升至都司，随董福祥入京畿之后，在廊坊之役、攻打使馆和京城保卫战中，均英勇杀敌。但因年逾花甲，难以承受连续作战和长途跋涉之劳，不幸逝世。这位在爱国战场浴血拼杀的老将，是值得纪念的人物。他逝世后，所部由其长子马麒继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