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经月余始达西安，余因疲困大病，几三月始愈。……余居西安时，以督署备余行宫，其建筑太老、湿重。余寓其中，如入地狱……思余生平，备尝艰阻，而以末年为最”（《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
上面所述细节是否确实，没有必要推敲，但她吃了一些苦头总是事实。问题在于，她并没有从吃的苦头中接受应有的教训而改弦易辙，励精图治，而是依然故我，变本加厉，整日在颐和园中游玩取乐。有记载说：“孝钦（即慈禧）返跸，衰老倦勤，惟知媚外以求一日之安。宠监李莲英探太后意，亟思所以怡悦之。于观剧外，传一切杂剧进内搬演，慈意果大慰悦，尤喜秧歌。缠头之赏屡千金”。并且追逐西方物质文明的享受，如电照明、留声机、坐钟等都进入宫中。有诗纪云：
“西狩归来奏管弦，笙歌不减太平年。梨园供奉均三品，但恨无过小叫天”（注：小叫天即谭鑫培）。
“薄雾笼烟月未升，颐和殿角隐层层。内官走马开金钥，万盏齐明电气灯”（注：电照明在当时为仅有）。
对于朝政，慈禧太后则依靠原来主张镇压义和团与对外主和的王公大臣。从******奕劻到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都下旨褒奖，他们成了国家的栋梁，朝廷的重臣。最吃香的还是荣禄，慈禧的上谕说他“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复能随事襄赞，匡扶大局”。因而“着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旋又“命荣禄为文华殿大学士”。荣禄显赫一时，炙手可热。但却引起董福祥心中的不平。
董福祥回到甘肃，住在固原苏家堡。他的三千旧部，请准清廷，分往宁夏金积堡附近的马家滩垦荒种田。这片地方，是清同治九年（1869年）他随湘军刘松山、刘锦棠叔侄攻打回民起义首领马化龙所守金积堡后，划归他的。有这个缘由，如今派上了用场。这里是黄河平原，土地肥沃，有历史悠久的秦渠、汉渠灌溉，垦殖条件十分优越。不久，董福祥本人也迁居到这里，并修建了“宫保府”。这座府内寨占地一百五十亩，围以高大土堡，其中建有若干个四合院，斗拱飞檐，画梁雕栋。土堡大门向东开而不向南开，以表示心向朝廷和未敢僭越之意，外寨更有房屋数百间，周遭还有三千亩的面积，供其部属居住，称为董营村。在此将士垦荒种田收入甚好，董福祥不失为富家翁，且在地方上有相当势力。但他整日“闭门思过，闭口不谈时事”。只是对荣禄耿耿于怀，无时或释。
因为在京城攻打使馆，都是受命于荣禄，如今这件事成了滔天大罪，全落在自己头上，被革职闲居，报效无门，而荣禄却成了安邦定国的功臣，煊赫于朝，大权在握。事情不公如此，心岂能平？
于是就移书荣禄说：“去年拳民之事，屡奉钧谕，嘱抚李来中（按：
即前述义和团首领），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承中堂驱策，故不敢不奉命。后又承钧谕及面嘱屡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始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洋攘夷，福祸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但恃中堂而为犬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祥虽愚驽，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己拼一死，而将卒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信写得率直，质问得振振有辞。看来董福祥的一切行动，都是听命于荣禄，没有擅自作主的。我们根据情况分析，当义和团遍布京畿之际，慈禧欲剿而不能，只好是“抚”，于是荣禄让董福祥“抚”李来中。当慈禧听说各国要逼她下台，扶光绪上台时，一气之下，就下了宣战诏书和攻打使馆的命令，荣禄即使内心多么不情愿，也不敢不传达这道命令，更何况他是一味秉承慈禧的颜色行事呢！
否则，董福祥以一个无权与闻朝政的提督，焉敢擅攻使馆？后来，慈禧太后稍微清醒了一下，得知各国逼她下台之说不过是个谣传，但既已宣战，欲罢不能，只是暗中掣肘，釜底抽薪，试图挽救。所以派人给使馆送冰瓜果酒，所以不给董福祥大炮并加以申斥。但是，既然荣禄毕竟是下令者，董福祥不过是执行者。倘使此举有功，二人也有功人、功狗的区别，现在获罪，下令者却金蝉脱壳，全无干系，且摇身一变，成了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的功臣；留下罪过，让董一人来承受，实在是不公平的，董福祥牢骚满腹，是理所当然的。但荣禄此时乐得好官自为，管什么天地良心，当然只有装聋作哑，置之不理。一说，荣禄曾给董福祥十万两银子以杜口，但也不知何所据。总之，荣禄总有点暗室亏心，无言可对。此书也就终于石沉大海，而且荣禄在此后不久，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也病故了。
董福祥半生厮杀，身上负伤多处。年过花甲之后，体质渐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严冬偶感风寒，触动了旧创，疲惫异常，自知不起。刚过春节之后，即安排后事。有记栽说：
“人日（即正月初七）忽肃衣冠北向，展拜奉诏庄诵，挥涕渍襟。即而曰：修短有数，吾疾不瘳，天也。自憾无以报朝廷耳！吾闻之，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吾俸所盈余约四十万（两），悉举以助帑，毋违吾言。子孙自食其力可耳”（固原知州王学伊《董少保墓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阴历正月初九（阳历二月二十日），董福祥病故于金积鸿乐村，归葬于固原城南。据说，董福祥一生积蓄并不多，此四十万两，系其三千将士的历年饷银，因将士屯垦有收入自给而未领发。在他逝世前一年，他曾到兰州陕甘总督署结算过这笔饷银，故临终遗嘱，悉交国库。《清史稿》本传对这件事的记述是：“其子天纯，输银四十万济帑复官”。总之，这笔款项上交国库，是不含糊的。这在当时，也是一般官将难以做到的事，它也反映了董福祥为人的一个方面。
据甘肃镇原县举人慕寿祺所著《甘宁青史略》所记，光绪三十三年，即董福祥逝世前一年，那位参加劾李鸿章的秦安人安维峻，曾到过金积堡一次，在该地祥泰魁商号，安与董二人会晤饮宴，“酒酣客醉，话同治时事，舌锋肆出，酬答流泉，顾盼自雄，英姿飒爽，犹想见沙场征战时也”！慷慨任气，性格豪爽的沙场老将形象，栩栩如生，似在目前。在这里，我们不是全面评价董福祥。他降清后镇压回民起事，是过是罪；但收复、戍守新疆，特别是庚子之役与侵略者英勇作战，则是有功的。就其结局而言，一位作战英勇，有功于国的将军，因清朝廷的对外屈辱政策而获罪被黜，从而报国无门，蛰伏无为，终至郁郁而终，实在值得千古同情！
马家军初奠规模
庚子之役，清朝廷以丧权辱国而结束。但它通过义和团的起义、反帝反侵略以及一些清军与侵略军的作战，也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气节和力量。侵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认识到中国人民并不是好对付的，所以向德皇说了“故瓜分之议，实为下策”的大实话。
当然，庚子之役也给中国带来许多危害和消极因素，除了丧失主权，赔款以外，留下的最大祸害，就是使袁世凯发起来了。庚子之前，他不过是个候补侍郎，兵不过七千。之后，他就由山东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的兵，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有六镇（一镇相当于一师）之多。手下的爪牙，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一个个地都起来了，使他们成为近代北洋军阀的鼻祖。特别由于慈禧太后对他的赏识和重用，使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以致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死后，当政的载沣仍不敢下手杀他，只能将他逐出朝中，从而使他终于成为能在辛亥革命中篡夺革命果实的罪魁，给中国再次造成很大危害。
庚子之役对甘肃以至西北来说，影响较为直接的，就是河州回族三马的几支武装力量的初具规模。在此之前，尽管他们由起义而降清而镇压起事的回民，但也不过是一支不大的、局限于甘肃一隅的地方部队。庚子之役中，他们在董福祥麾下，在反侵略战争中崭露头角，立有汗马功劳，声名四播。如果说，这对慈禧太后并不怎么重要的话，那么，回民部队为慈禧太后扈驾西行，警卫行宫，又扈驾回銮，对慈禧的印象就深刻得多了。慈禧太后对他们产生了好感，对他们此后的存在和发展，十分重要。一是通过马福祥继承马福禄，马麒继承马海晏，似乎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即这几支回民部队一般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从而使之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不得落入外人之手。二是由于他们在清朝廷中挂了名号，青云之路已通，从而提升还是比较快的。马福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升为甘肃靖远协副将，光绪三十年（1904年）调庄浪副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任西宁镇总兵，遥领阿尔泰护军使。宣统元年（1909）兼代巴里坤总兵。马安良为镇南军统领（相当于旅长），后任宁夏镇总兵，但未到任，仍驻河州。马麒为马安良所部旗官，驻防巴燕戎格厅（今青海化隆）扎巴镇，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升实力进为花翎衔循化营参将，其势力由扎巴镇扩展到循化地区。此后，他们就以这样的地位和入民国，成为甘肃军政舞台上可以左右局势的强大力量。这就为其下一代，即马鸿逵（马福祥之子）统治宁夏、马步芳（马麒之子）统治青海，马鸿宾（马福禄之子）一度统治甘肃打下了基础，影响甘肃以至西北局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