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集延惨败之际，英帝竟公然向清政府提出：让安集延交出北路，在南路立国，双方息兵。左宗棠上书清政府云：“安集延侵我回部，谄附英人，英人庇之十余年。……即别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清政府采纳这一意见，严词拒绝。
南路之役南路当时设有八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为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为西四城。清军刘锦棠派汤仁和、董福祥于七月中旬率队由托克逊经苏巴沟、星星子、乌沙塔拉至曲惠，又派张春发、张俊由伊拉湖小道至曲惠，沿途开凿井泉、担负薪草，为大队开路。刘锦棠率大队后进，至七月二十六日，各路在曲惠会齐。刘锦棠复命余虎恩、黄万鹏率14营傍博斯腾淖尔西行，出库尔勒之背为奇兵，自率大队由大路指向开都河为正兵。时白彦虎为阻清军，壅塞开都河水，泛滥阔至百余里，深可没顶，浅亦及马背。清军将士不畏艰险，凫水迳渡，行120里，到达开都河东岸。九月初一日进至喀喇沙尔，又前进至库尔勒，因人民均被白彦虎裹胁而西均属空城。时军粮已尽，幸觅得城中窖粮数10万斤，才得接济。继续西进，沿途与白彦虎时有接触。九月十日黎明，以远镜瞭之，步骑数万，持械者才千余人，余悉回民老幼挽牛车随军以行。乃勒众分为两道，下令惟执械者斩。寇委难民行数里回斗。
官军如墙而进，所向皆靡。于是令陶生林护还难民。九月十一日进至库车城时，双方再次交战，清军毙敌1000余人，收复库车城。自库尔勒至此，“凡6日，行900里，拔出难民以10万计”。九月十五日又在上铜厂交战，清军“毙贼数1000名，生擒贼260名。……
提讯擒贼，半系陕逆，半系安夷。讯知白逆本不敢战，因安集延各酋再三促之，始嗾死党抗拒，因而致败”。十八日克阿克苏，此时绝大多数回民已不随白彦虎，“城内缠回十数万，则皆守城以待官军者”。继又攻克乌什，东西城尽复。
和阗伯克呢牙斯归顺清军，得悉清军已过库车，乃率众攻取叶尔羌。伯克胡里率5000人自喀什噶尔来援，呢牙斯战败。伯克胡里占领和阗。在喀什噶尔的叛将何步云此时反正，率满汉民数百人据守汉城。具报白彦虎到喀什噶尔助攻汉城，刘锦棠命余虎恩率5营取道尔巴楚克，马纳巴什；黄万鹏、张俊率9营取道布鲁特边境进兵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大队驻巴尔楚克、玛纳巴什，以扼形胜。
另派董福祥率部攻取和阗。清军于十一月十三日攻克和阗，伯克胡里、白彦虎相率逃走。清军留张俊率部守城，大队继续追击。伯克胡里逃往布鲁特，后入俄境。白彦虎逃往东北方向，刘锦棠令余虎恩、黄万鹏、肖元亨等于十六日追至岌岌槽，生擒其元帅****，阵斩其副帅白彦龙。次日续续追击，遇有俄属布鲁特部众五六百人拦路，声称白彦虎已进入其境，中国追兵非先知照，不得便过，只好作罢。事后，“生擒各贼佥供白彦虎于秋杪已遣甘回马壮赍所掠金银货宝由俄属布鲁特赴俄国买路求生，至今未回。此次一闻官军骤至，即与叛弃前玛尔巴什守备马振威、甘回索老三、黑宝才、马良会等先行窜走。”“白彦虎一股窜过玛克时，正值大雪，冻僵无数，于一二百骑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俄界纳林河桥，俄人收其军械，放令过桥而去。”
十一月十七日收复叶尔羌，二十日收复英吉沙尔。十一月二十九日董福祥到达和阗，追捕安集延残敌，谕抚城乡头目。十二月初二日在城南山区，阵擒安集延大小头目40余人及其众320余名，和阗遂平。至此，南路尽复。清军俘获甚多，其中俘虏阿古柏子女9人，金相印父子也被俘获。经审讯正法者1166人。获后膛进开花大炮7座、开花螺丝铜炮4座、前膛进子开花铜炮100余座，战马1万数千匹，枪械弹药甚多。
收复新疆之役全面告捷，清廷对参战将士进行奖掖。左宗棠由一等伯晋升二等侯，刘锦棠由骑都尉世职晋升二等男，董福祥赏给云骑尉世职，张俊赏穿黄马褂。
四、善后措施
追歼进扰之敌接纳逃犯，沙俄将伯克胡里，白彦虎接至境内后，就唆使、纵容他们屡次进犯我境。战后两年中较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四次。
沙俄先将白彦虎置于阿尔玛图，又徙至托呼玛克。光绪四年（1878）八月至十月，白彦虎唆使金山、马良会率其党羽进犯乌什边界台站，刘锦棠派罗长祜追击，日夜兼程400里，擒杀金山及其党羽200余人，同时张曜部歼灭一股进扰乌什阿依他沟之敌。
同年十月，安集延头目阿里达什纠集布鲁特头目阿布都勒哈玛，率数百人窜扰英吉沙尔、乌帕尔。刘锦棠派谭慎典、杨金龙、罗长祜、侯名贵、张俊等几路追剿，斩杀阿里达什及其众300余人。
光绪五年（1879）正月，阿布都勒哈玛父子，纠集安集延条勒爱克木汗、阿希木汗等，率众2000多人进扰喀什噶尔城以西、以南地区，刘锦棠令方友升，谭慎典防守乌帕尔，命张俊、董福祥各率1000人分道趋乌帕克恰提，自率大军设伏。各路分进会击，追剿不舍，先后斩杀阿希木汗以下1200余人。爱克木汗、阿布都勒哈玛仅率残众100余人过黑子里达坂逃回俄境。
同年七月，爱克木汗、阿布都勒哈玛复纠集数千人进扰乌鲁克哈提，并西窜至叶尔羌边色勒库尔，围城猛攻。刘锦棠亲率2000余人自喀什噶尔出发追击。八月，敌寇闻讯，北窜库伦可，相距已逾四站之遥。刘锦棠急令董福祥督队蹑追，自护辎重继进。董福祥、张俊率部追至空谷根满斯，见牛羊鲜血盈地，知敌踪不远，乃选精率乘队骡随马队，令张俊率领先进，董福祥率步队继之。张俊追至木吉，追上敌寇，敌寇见清军人少，回马厮杀。张俊“令总兵夏辛酉、提督张宗本率西征1营1旗马队击其左，总兵田九福之董字左营为接应；提督方友升率靖营马队击其右，提督胡登花、石蕴玉之定远左右两营为接应，自率董中营、定远中营队伍由中路击之。”敌寇顽抗，不肯稍退。后来敌寇指挥被我马军枪击落马，清军乘势掩杀，“张俊又率所部由中路奋威冲杀，人自为战，无不一以当十。
贼遂大溃狂奔……沿途贼尸枕藉。初九日，直追里子拉提达坂下，该逆仅剩百余骑，翻山乱窜。张俊等以过山即系俄属阿来地界，乃止不追。”董福祥在木吉平川，追斩“贼约二三百”，夺回贼寇抢掠的大批牛羊、物资。“计是役共杀贼寇二千数百名”，“生擒悍贼63名”，其中包括阿古柏前派充喀喇沙尔及乌什的“大通哈”（即大管之意）等要犯。左宗棠上书清政府说：“幸董福祥、张俊等迅厉无前，士气竞奋，四昼夜驰800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接仗时犹复倍加抖擞，愈接愈厉，卒能殄此狂寇，大振军威。惟此次师行所至，率皆荒夐阻绝，自来人迹罕到之区，石壁冰梯，直插霄汉，鸟道陡绝，士马均须猱附而升。……加之烟雾岚瘴浓浊异常，中者不省人事，致弁丁柒患急症者多，而战马粮驮之坠崖及劳伤以死者更难数计。盖自出关以来，行军之艰阻劳瘁，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清廷奖励有功人员，“赏给道员罗长祜骑都尉世职。提督董福祥、张俊头品顶戴。”
经过这次歼灭性的打击，敌寇才再不敢来犯，南路始臻安定。
收回伊犁沙俄侵占伊犁时，曾声言俟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等地，便将伊犁交还。南北两路平复后，沙俄又托言中俄边界屡有冲突，应俟解决后再交还。清政府派满人崇厚去交涉，崇厚在俄人威逼哄骗下，于光绪五年（1879）十月与俄签订《里瓦吉亚条约》，丧权辱国，朝野舆论哗然，清政府拒绝批准此条约。光绪六年（1880）正月，清政府改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到俄重议，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战守。左宗棠计划分兵三路规复伊犁，东路由金顺负责，扼守精河一带；西路由刘锦棠负责，自喀什噶尔取道乌什，经布鲁特，北取伊犁；中路由张曜负责，从阿克苏直向伊犁。并积极筹添兵力，除给三路各加人马以外，还调配接防部队。同年四月，六十九岁的左宗棠率其大营及马步十数营，自肃州启程出关，五月抵哈密，驻节城西凤凰台，坐镇指挥和接应各路。清军将士同仇敌忾，准备与沙俄一战。
但清政府不愿轻易动兵，于同年七月召左宗棠进京，左宗棠保荐刘锦棠继任督办新疆军务，张曜，金顺为帮办，同年十月启程入关。
曾纪泽与俄多次交涉，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一些权益，收回了伊犁。但沙俄仍无理索要赔款卢布900万元，且尔后又强占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这次订约，是晚清较为成功的一次对外交涉。我们称道曾纪泽的爱国赤心和折冲樽俎之才，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的确也给这场交涉作了有力的后盾。
建里行省新疆建省的主张，始于魏源、龚自珍，左宗棠主持尤力。他从光绪三年开始，多次上本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理由，直到光绪八年（1882）在其两江总督任上，还上书陈说。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十六日，户部奏准新疆分建为行省，裁撤办事、帮办、领队、参赞各大臣及乌鲁木齐都统，任命巡抚、布政使，设道、州，厅、县，加强新疆的经营。
选将戍边左宗棠对甘肃将士是感兴趣的，他说：“甘肃为材武著名之邦，其风气刚劲，习苦耐劳，本非他省制兵可比，”他认为“雍凉素称劲兵处，又皆产马，汰冗杂而挑精壮，兵可得而精；就水草而选良骏，马不得而练。”在新疆两年多的作战中，甘军将士是英勇的。以董福祥、张俊为例，出关之初，他们位不过参将、副将，与老湘营中众多的提督、总兵相比，不仅官位低，且资历浅，不能相提并论。但两年之后，他们都成了与之平起平坐的头品顶戴的大员。最后歼灭入寇安集延之役，他们且指挥了众多的总兵、提督作战，在诸将之中崭露头角。他们所率的6营（董字3营和定远3营）中涌现了不少战将，仅属于他们家乡固原籍的，就有提督李双良（留陕西）、张果、张铭新、胡登花、马进祥，提督衔马万福、胡占魁、张得胜，总兵杜锡斌、吴连科、姚旺，有副将30人，游击、都司、守备55人，属于其他州县的，当还有不少。如提督石蕴玉、总兵田九福等。
这6营之外，由提督黄万鹏所率旌善5营，系降清的起义回民，其中有陕西人，原陕回起义头领崔伟、毕大才、禹益长等，都积功至都司，也有不少甘肃人。范铭所率的一营，大多是甘肃人。其他部队，在镇压回民起义中，也经常征募甘勇补充缺额，如光绪元年（1875）就招募甘勇4000余人，补充各部队。所以粗略估算，出关作战的部队中，甘肃籍的将士至少有10000余人之多。
平复之前，要选留部队戍边。以西北人守卫西北边疆，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从征诸将中，大多于光绪十年（1884）左右相继离开新疆，留下的汉族将领只有董福祥、张俊及其所部。董福祥先任阿克苏总兵，后任喀什噶尔提督。张俊先任伊犁总兵，又调任西宁总兵，后继董任喀什噶尔提督。他们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十五年（1899）才先后调往北京附近，参加庚子之役，在新疆戍边二十年之久。不言而喻，他们的部属都是长期戍边的。留新疆的旗兵中，伊犁副都统额尔庆额，原为凉州副都统，他的部属中，有甘肃籍的满人，也是没有疑义的。这些将士长期保卫边防之功，也值得称述。
这次平复新疆之役，是晚清唯一的一次全胜战争。这次战争的直接对手虽然是安集延及依附于安集延的马人得、白彦虎等，但它的背后，却是英、俄帝国主义者。他们不仅都与阿古柏有密切的通商关系，而且英帝直接给以炮火。他们都在虎视耽耽，瞅机会捞便宜。由于清军的英勇作战和节节取胜，使他们无机可乘，只好龟缩和收敛。此役的胜利，也使清朝国威稍有振作。一些国外评论说：
“其克喀喇沙拉也，兵以寡胜。其喀什噶尔也，兵以合围胜。使欧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过此。平时欧洲轻料中国，谓中国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更胜于克复云南大理，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
这次的胜利，是全国支援的结果。如各省有抽调兵力、各省的协饷、西北以至华北各地的筹粮。其中甘肃由于地理上的毗邻，不仅是用兵的大本营、大后方，且在募兵、筹粮等方面，都出力较多，在“……甘肃辖境瘠苦，甲于天下”的地方，抬了筹粮的大头，的确是竭尽了全力。左宗棠的爱国忠心和远见卓识，也值得称道。广大从征将士，不畏艰苦，奋勇作战，且不少将一腔热血洒在收复国土的疆场，更值得我们怀念。
最后应该指出：幸亏光绪初年有此壮举，否则，如果再拖下去，到光绪中、末期，清廷日益走向下坡路，以至到了民国年间，早期军阀忙于混战，后来国民党推行“安内必先攘外”政策，在半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都少有用兵于西部的机会。那就会使问题日益复杂化，历史的包袱越背越重，解决起来更为棘手、更加麻烦。所以，从历史的纵剖面来考察，这次战争胜利的意义就更为重大。
主要参考书目：
①《清史稿》、《光绪朝东华录》、《清鉴》。
②《左宗棠年谱》、《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
③《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
（《甘肃文史》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