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身为甘肃省政府代主席的丁宜中，是个众叛亲离、孤掌难鸣的光杆司令。事无巨细，内外应付，一概交由我替他办理，并出于笼络住我的隐私目的，任命我为甘肃省政府秘书。我们在酒泉时，谣传国民党军要在溃逃前破坏玉门油矿。该矿经理邹明特请丁宜中赴矿给全矿职工讲话，稳住人心，保护油矿。丁宜中以代主席身份只带我一个人前去。丁以“在安定中求生产”为题作了讲话，丁说：“大家要安心生产，不要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共产党是来不了西北的……”长篇大论，一派自欺欺人的谎言（丁讲话我作记录）。
省政府逃到酒泉后，随行逃到酒泉的省府个别处、局及从解放区逃出的专员、县长亲自将印信当面交给丁宜中，连一句话也不说，就都自行逃命去了。甚至有人托人或打发人前来竟把印信扔在地下，转身便走。丁每接到一颗“官”印，总是脸毫无表情，唉声叹气地说：“完了！真的全完了！”这些代表着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物证，这时竟成了扔不掉的罪恶负担。丁都叫我保管，之后回兰时，我向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处移交印信共26颗。
有天深夜，丁宜中对我说：“周祥初、杨复兴（洮岷路保安司令）等9月11日在岷县起义后，周以个人的名义给我来电报，劝省政府保全物资，宣布起义，千万不要再往西逃。我把电报交寇永吉看了，寇与骆力学商讨后说：‘这事现在不好办’”。丁说到这里，仰天长叹了一口，默默地把周的电报烧了。我说：“秘书长应召集四个厅长研究决定去向。”丁说：“晚了”。解放后，周、丁在兰州谈及此事时，周带开玩笑地对丁说：“你呀，真是个标准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丁说：“你哪里知道，枪把子握在寇永吉亲信郭庄、蔡呈祥手里，寇永吉不点头，我是指挥不灵的……”就连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来酒泉与人民解放军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河西总参谋部参谋长汤祖坛等商讨起义事项，顾虑重重的丁宜中也未敢主动介入。正如丁宜中常给我说的：“我是看守政府；看守好政府的财产，等着移交清楚，我的责任算完了。”
四、退逃哈密
丁宜中其人受封建礼教熏染积习太深，旧的一套处世作人老学究作风，决定了他终生是个标准的幕僚人才。遇事优柔寡断，唯唯诺诺，凡事从不自作主张，总是以长官的言行为意志，仰人鼻息地做承上启下的官样文章。这就是四次出任甘肃省政府，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主席任秘书长（朱绍亮、谷正伦、郭寄峤）不倒且还落得“好声名”的为人作事的哲学。正是这位“大事不决，要事失策”的代主席，在他的手里失去了历史车轮前进大好机会。当解放大军乘胜直指酒泉时，丁宜中决定，对逃至酒泉的省政府职员近100人，每人发白洋50元，作第三次遣散。在发遣散费的会上，丁宜中声泪俱下，又是抱拳作揖，又是深鞠躬的说：“我丁某把大家带到这里，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罪在自己”。被遣散的人员，也是抱头哭成一片，默默地垂头丧气地散去。这批离乡背井之人，酒泉解放后，均向酒泉军管会报到登记共103人，作了适当处理。经过这次遣散后，省政府只剩下20余人（笔者是其中之一），且绝大多数为各位的头头。
9月24日深夜，在解放军逼近酒泉城下时，我们仓皇逃出酒泉，漆黑之夜，向西前进，到处是散兵游勇，枪声四起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由于我们还有运载物资大卡车20余辆，轿车、吉普车10多辆，连成长队，晚上车灯通明，一路幸未遭到抢劫。25日下午到达哈密。经民政厅长马继周（****）与哈密专员尧乐博士（维吾尔族）接洽，我们住哈密专员公署尧乐博士公馆。当晚尧乐博士举行盛宴为我们洗尘。会上尧乐博士与丁宜中二人，还致辞互相吹捧了一顿，真是不知清算罪恶深渊之将至。
26日上午，丁宜中在尧乐博士公署二楼会议室召开甘肃省政府进疆后第一次临时政府委员扩大会议。出席者有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代主席丁宜中、委员兼民、财、建、教四厅长及委员兼田粮处处长马继周、寇永吉、骆力学、宋恪、吕宗祐。列席的有：省保安公司王孔安、蔡呈祥，省府主计长朱煌、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审计处长田籍田、《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关洁民、中央通讯社兰州记者站主任唐雄、兰州市警察局局长郭庄，武威、酒泉、临洮的专员傅子赍、王维墉、何世英等。省政府秘书赵世英作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一个今后往哪里去走哪条路的问题。会上顿时暴发了西北两派人员各持理由、互不相让、激烈争执、面红耳赤的僵持局面。外省籍人士坚持携带贵重物资赴南疆、入印度、经香港去台湾。
既使流落在国外做小生意摆个纸烟摊子过日子，总比叫共产党俘虏了作阶下囚、甚至判刑、杀头强。站在这一边的人有：王孔安、刘望苏、吕宗祐、田籍田、关洁民、朱煌、何世英、唐雄、郭庄等。
郭庄深感自己罪恶沉重，是唯一赞成外逃的甘肃人。而本省人士坚决主张把运出的全部贵重物资保护好仍主动回甘肃以“甘肃省政府”名义向共产党投诚，争取“立功赎罪”，反正我们都是中国人，总比逃到国外当“白华”强。寇永吉则说：“我是甘肃人，与其叫散兵游勇、土匪强盗打死在荒郊沙滩上，叫野狼、老鹰吃掉，不如把死骨头埋在家乡故土的好。”站在这一边的有：马继周、寇永吉、骆力学、宋恪、王维墉、傅子赍、蔡呈祥等人。而丁宜中仍耿耿于怀起义，但没勇气敢提。争论结果，会议决定：
1、电请陶峙岳发给出国护照，派飞机护送印度（并附23人名单）。
2、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与陶、包（新疆省主席包尔汉）采取一致行动。
当天深夜，即收到陶峙岳的复电说：
1、新疆已通电和平起义，护送出国不便。
2、迪、哈之间，道路不宁，暂缓来迪。
五、哈密枪声
9月28日深夜，哈密驻军哗变，一时枪声四起，哈密城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银行、金店、商号、官僚士绅、土豪富户均被抢劫一空。财产被抢，一把火又把房子燃烧，被抢商店、富户因房屋着火，全家老幼，逃至街头，呼爹唤娘，哭声四走。哗变驻军仍鸣枪示众，急穿大街小巷，搜捕猎物。我们因人生地不熟，又逢漆黑深夜，外面枪声密集，火光冲天，一时荒乱，不知所措，只得摸黑乱窜躲避。
有的钻到厕所里，有的爬进羊圈里，有的摸到马厩里，狼狈之状，无以言表。这次兵变，并未闯入专员公署，我们侥幸避免了这场灾难。
9月29日上午，哈密余火未熄，郊外枪声时落时起，声言保护我们的尧乐博士专员，早已携带细软逃至南山老林。在此情况下，丁宜中只召集四个厅长参加的甘肃省政府临时紧急委员会议，由赵世英作记录，会议决定：
“以甘肃省政府名义，主动携带原运出的全部重要物资，回甘向共产党、人民政府投诚，移交印信、金银、档案、物资。”当天下午，由代主席丁宜中和我二人奉陶峙岳命向其驻哈密等178旅旅长莫我若，移交以下物资：
1、白银15万两；2、大烟土8100余两（内白面10两）；3、卫生器械及进口药品82箱；4、大卡车（运白银及药品、器械）3辆，雪佛兰轿车1辆。
以上物资省政府派原会川县长赵佩琴在莫我若旅长驻军护送下运至迪化，呈交王震司令员收讫；王震司令员表扬了甘肃省政府弃暗投明，热爱祖国的行为。
六、回甘投诚
办完部分物资移交手续后，丁宜中等一行14人携带其余物资于9月29日下午从哈密启程回甘肃向人民政府投诚。车行一天一夜，30日下午行至甘肃安西县红柳园，与王震司令员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进疆先头部队相遇，解放军接受投诚的是一位谢营长，省政府一方由代主席丁宜中派我代表出面，当我说明投诚来意后，谢营长高兴地连声说：“我代表军政委热烈欢迎你们这种爱国的实际行动！并脱帽大声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解放军士兵们也齐声高呼欢迎！一时，欢迎声音，响彻高空。至此，我们主动从千里迢迢之外携带大量重贵物资投入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怀抱。由于我们所带金银、物资较多，谢营长正在率军挺进新疆途中，表示不便办理接交手续，经双方协商决定，由谢营长派士兵一个排护送我们到酒泉军管会移交。当晚住安西县人民政府。第二天（9月31日）中午抵达酒泉，吃住在军管会。军管会还设宴为我们压惊。10月2日，代主席丁宜中向军管会派我为移交全权代表。因此，由我向酒泉军管会移交以下物资：
1、黄金900余两；2、银元1000余元；3、大卡车17辆，吉普车数辆；4、重要档案70余箱。
印信——系代表行政政权的“印把子”，因属于省一级的，酒泉军管会不便接收，叫我们回兰州移交。我们在酒泉军管会吃住了12天，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0月13日，解放军护送我们回到了兰州。14日，由我出面向兰州市军管会政务处移交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及民、财、建、教四个厅和处、局、专员公署、县政府铜质“印”、“关防”共26颗。同时呈上丁宜中等投诚人员简历名册：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投诚人员：
丁宜中省政府秘书长（代理主席）马继周回族、国民党中央委员，甘肃省民政厅厅长寇永吉国民党甘肃党省党部副主席委员，财政厅厅长骆力学建设厅厅长宋恪教教育厅厅长邓春膏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蔡呈祥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郭庄兰州市警察局局长傅子赍第六区（武威）专员王维墉第七区（酒泉）专员何世英第九区（临洮）专员栗智省党部执行委员，民政厅主任秘书丁玺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处长（以上13人均已先后亡故）赵世英省政府秘书、民政厅视察室主任至此，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代理主席）命我全权代表甘肃省旧政权向人民政府办理了移交手续。将省政府原出逃时运出去的金银、印信、物资、档案、车辆等按原造清册，丝毫无遗地如数呈缴到人民政府手中。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于中华民国38年暂短寿命中宣告灭亡。我只是在省一级政权覆灭之日，作了一个无名于史的“替罪羊”而已。
我们由哈密回甘肃投诚的行程中，满山遍野，都是散兵游勇，他们虎啸山林，明火执仗、拦路打劫。我们随时有“货被抢”、“人被杀”的厄运。而丁宜中等人，平时官僚威风，盛气凌人，此时全都龟缩车厢里，衣领往上一裹，连头也不抬。丁宜中只得哭丧着脸低声说：“世英秘书，求你全权行事，务必保全性命。”我以重金许诺了司机，叮嘱检查好汽车机件，加足汽油，准备足饮食、香烟、瓜果，日夜不停车地兼程前进。我们回甘时，还有30多辆大小汽车的阵容，穿越了千里迢迢的戈壁滩。为了“立功受奖”，在这次历史巨变中，我殚思竭虑，想尽办法保全了甘肃省政府运出去的全部贵重物资、档案、金银、印信，按原清册如数呈缴到人民政府手中。
时过56年了，我由当时的一个31岁的年青小伙子，已变成满头白发，齿牙脱落不全的88岁老人了。但每忆往事时，我自慰对国家、对甘肃人民的历史是负责的。
在这段历史中，当须留史者尚有以下史实：
1、当1949年9月29日下午，我们决定从哈密启程回甘肃向人民政府投诚交代之际，属于外省籍的王孔安、刘望苏、吕宗祐、朱煌、王籍田、关洁民、唐雄、胡子萍等人竟然车头南调，不与我们同道回甘投诚。当丁宜中劝王孔安时，王怒气冲天，出言不逊，破口大骂丁宜中说：“谁不清楚你老婆王德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想拿我们人头去向共产党员邀功，你真不是人。
不是看在多年共事的份上，我今非毙了你姓丁的不可。”说着，掏出了手枪，指点丁的胸前，双眼怒视，杀气逼人。在这弓上弦、刀出鞘的性命攸关时刻，民政厅长马继周站出来打圆场说：“王司令，我们都是丢官丧权之人，穷途末路，前途未卜，个人出路，应归各人抉择。谁也无权干预谁的行动自由。这样剑拔弩张，残杀于内，你忍心吗？”王孔安还是怒不可遏地说：“看在梓恩（马继周的字）兄的情分上饶了你姓丁的这条狗命，我等着瞧你的好下场。”说罢，率其追随者，驱车逃往南疆，后逃至台湾。
2、因当时新疆省陶峙岳总司令、包尔汉主席刚刚通电宣布和平起义，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新疆接管，各级政府仍由国民党官员看守，所以部分国民党军、政、党官员便乘机外逃，王孔安等就是利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机逃跑的。
我们是在拥有大量的金、银和贵重物资、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汽车），有绝对能外逃的自由条件下，毅然与王孔安等分道扬镳，主动以“甘肃省政府”名义返甘向人民政府投诚交代的。
3、1949年10月20日，由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向人民政府投诚，国民政府行政院便任命119军军长王治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29日，王在武都组织省政府并就职。12月9日，王治岐率部起义，其所组织的政府仅41天就宣告寿终正寝。
关于原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西逃及投诚经过，我仅回忆概略如上。
时隔57年，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知者订正、补充，各求将这一段史实留之甘肃政权演变之中。
（《甘肃文史》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