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对外，既如此失败，而内政也日即于腐败。原来宋初所患的，便是
禁军的骄横，
藩镇的跋扈。
禁军是承五代的余习，时时想把天子卖给别人。这时候的天子，原是节度使变的。他们看了他，还和前此的节度使一样。卖一次，总有一班人得升官发财。藩镇的所以跋扈：是由于他一个人常兼统数郡；既有兵权在手里，支郡节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谓之支郡。自然给他压倒。于是先把财政把持起来；地方上的款项，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供”给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和中央断绝关系的，就自然一个大钱也没有了。既有了钱，就再拿来养兵，以违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自然首先要除掉这种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讽带禁军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开宝初，又因藩镇王彦超等入朝，讽他们也把兵柄解除。参看《宋史》诸人的本传。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至于时时怕“肘腋之变”；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几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于是以后节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节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隶京师。
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达朝廷。
各路皆设转运使，以管理一路的财赋。诸州的经费，除本地的开支外，悉送阙下。
各州精壮的兵，都送到京师，升为禁军。其留本州的，谓之厢军；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阅，不过给役而已。
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换，谓之“番戍”。
这种政策推行以后，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中叶以后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败起来。你道为什么？原来
（1）宋初务弱外兵。其后中央的军政，不加整顿，禁军也弄得很腐败。番戍原是叫兵士习劳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势，以致遇有战事，毫无用处（西夏造反的时候，陕西屯兵数十万，然而缓急时候，仍旧要倚仗民兵。后来就大签乡民为兵，弄得十分骚扰）；倒反借此要索衣粮，看得出戍一次，是一个要钱的机会。又历代厢军升为禁军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作救荒的政策；于是兵数骤增。
开宝太祖年号九六八年至九七五年三七八○○○人
至道太宗年号九九五年至九九七年六六六○○○人
天禧真宗年号一○一七年至一○二二年九一二○○○人
庆历仁宗年号一○四一年至一○四八年一二五九○○○人
治平英宗年号一○****年至一○六七年一一六二○○○人
（2）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丁谓、王旦、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饮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财政的耗费，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岁久，万事因循；更加以陕西的用兵，财政更形竭蹶。原来宋朝最为无名的费用，是“郊祀”、祭天时的赏赐。至道末，五百余万缗。景德（真宗年号一○○四年至一○○七年）七百余万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余万缗。“养兵”、“宗室吏员冗禄”真宗时，九百七十八万五千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万缗。治平视皇祐（仁宗年号），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号）则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项，其数都日有加增。所以他的岁入，是：
至道末二二二四五八○○缗
天禧末一五○八五○一○○缗
皇祐元一二六二五一九六四缗
治平二一一六一三八四○五缗
天禧末的岁出，是一二六七七五二○○，还有盈余。治平二年的岁出，是一二○三四三一七四，再加以非常出临时经费。一一五二一二七八，就不足一五七二六○四七了。
（3）宋朝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权柄便对于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叶以后，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枢密使一职，就渐渐尊重，前面已经说过了。前篇第三章第一节本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五代时，还相沿设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叶以后，因财政紊乱，特设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财政，又因这时候，盐铁两项，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设盐铁使一官。宋朝都没有裁掉；于是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一个机关，谓之三司。就成一个“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局面。宰相的权柄太小。当时的人说：财已匮而枢密还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还是叙财；中书看着民困，司宽财，枢密减兵。这就是行政不统一的毛病。而谏官的气焰却极盛。这个（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制权臣，特借台谏以重权。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二）者，也因为五代时候，风俗大坏，气节扫地，发生了一种反动力。宋朝的大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气习。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利害的，就是英宗时所谓“濮议”，欧阳修有一篇文章，记这件事情，颇为穷形尽相。惜乎太长，不能抄录；读者诸君，可自己取来看一遍。宋朝的党祸，实在是从真宗时闹起的。当时王钦若和寇准，就互相排斥。读史者都说寇准是君子，王饮若是小人。天书一件事，似乎是王钦若等几个人弄出来的。其实寇准也并没反对，而且也上书献符瑞。可见得两派之争，其中并没甚政见的异同了。天书的事情，丁谓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人物，因为丁谓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筹了款来，然后封禅等事得以举行的。真宗末年，复相寇准。真宗的皇后刘氏，“警悟，晓书史”，颇与闻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后管的。内侍周怀政，不知怎样，忽然想请太子监国（刘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刘后取为己子，叫杨淑妃抚养他；后来立为太子，这便是仁宗），去同寇准商量，寇准亦以为然。后来事情泄漏了，便罢寇准，代以丁谓。怀政忧惧，要想废刘皇后，杀掉丁谓，再相寇准，而逼真宗传位于太子。事情又泄漏了，于是诛怀政，贬寇准，诏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事，而后裁制于内。这件事情，据《宋史》说：想叫太子监国，原是真宗的意思，不过对周怀政说及，而怀政出去告诉寇准的。然而羌无证据。若果如此，周怀政也不负多大的责任。何至于就想废皇后杀宰相呢？若本来周怀政和寇准毫无关系，废掉皇后，杀掉宰相，去请他来再做宰相，寇准又如何肯来呢？所以这件事，殊为可疑。寇准既贬，丁谓自然得法了。未几，真宗去世，丁谓和内侍雷允恭，去营视山陵。雷允恭误听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块地方。太后叫王曾去覆看。王曾就说他“包藏祸心，有意移皇堂于绝地”。借此把丁谓挤去。这种手段，殊不正当，而宋人非常赞美他。丁谓既罢，代以王曾。后来吕夷简做宰相。吕夷简这个人，《宋史》上也说他不大正当的。然而也没甚显著的坏处。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当刘太后在日，始终自己没有知道。刘太后死后才有人对他说起。于是仁宗大恸，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时候（李氏本是顺容，疾急时，进位为宸妃），刘太后本要“用宫人礼治丧于外”。吕夷简对大后说：“礼宜从厚。”又对承办丧事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当用后服敛，以水银实棺。异时莫谓夷简未尝言也。”罗崇勋也听了他。及是仁宗开棺验视，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当时告诉仁宗的人，说宸妃是死于非命）待刘氏加厚。吕夷简这种事情，读史的人，不过说他有心计，能替刘氏打算，其实这等处，消弭掉无数无谓的风潮。不然，早就兴起大狱来了。仁宗即位之后，吕夷简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后郭氏，因和尚美人、杨美人争宠。自己去批尚美人的颊。仁宗自起救之。误批上颊。仁宗大怒，要废掉郭后，吕夷简不曾反对。这时候，孔道辅做台长，率谏官范仲淹等力争。一时都遭贬谪。这件事，宋人也算他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后，仁宗用夏竦做枢密使。谏官欧阳修等攻之。说他是奸邪。竦才到京城，就罢去。代以杜衍。于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就做了一首《庆历盛德诗》，以称美仁宗。杜衍之党，和夏竦之党，就互相指目为党人，大相攻击（欧阳修《朋党论》，就是作于此时）。一○四三年，仁宗以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范仲淹是王荆公以前一个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说他锐意裁抑徼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过几个月，就罢去。杜衍继为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婿苏舜钦，和他所引用的集贤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罢职而去。于是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也联翩辞职。拱辰大喜，说：“吾一网打尽矣。”而夏竦又继为宰相。再以后的大事件，便是濮议了。以上竞争的事情，一一详叙起来太繁。《宋史》中诸人的传，读者可自取参考。但是《宋史》的议论，全是一偏的。须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总而言之：宋朝的党争，不过是闹意气。并无甚真有关系的事情。却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稳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奋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牵掣，不得彻底；即使一时勉强办到，不久政局转变，也要给人家取销掉的。后来的王荆公，就是榜样。这个却贻害甚大。
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穷财尽。原来从藩镇擅土以后，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税机关；又创设了无数麻烦的杂税。这种苛税，无有不是拣着地方上贫弱的人欺的（因为豪强的人，都是有势力，能和官府相结托的）。于是贫弱的人，就只得献其所有，以托庇于豪强；有产的人，就逐渐变为无产者。这么一来，豪强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并贫弱的人。而且干戈之际，田地总有荒废的；还有那贫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于豪强之手。于是贫富就大为不均。宋朝的收税，是很宽的。每破一国，必把他所有的苛税废除，或是大加蠲减（累朝相承，又递有蠲减）。而且“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吠亩转易，丁口隐漏，并兼伪冒”，也“未尝考按”。然而历代开国之初，都有一种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晋之户调，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调制。宋朝却丝毫未有。所以取民虽宽，只是优待了一种豪强兼并的人，贫民丝毫得不到好处。而且受豪强的压迫更甚。民间借贷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还他两石，还算是普通的，见《宋史·陈舜俞传》。司马光说当时穷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则富者操奇赢之资，取倍称之息；偶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见《宋史·食货志》。这种状况，真是言者伤心，闻者酸鼻了。还有一件，宋朝的税额虽轻，而税目和征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国家收入虽少，人民的负担，并不见轻。参看下篇第五章第五六节。又有一种苛酷不堪役法，简直是绝掉人民的生机，社会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原来所谓“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调制里的所谓“庸”，“庸钱”既已并入两税，就不该再有所谓力役。然而从唐朝中叶以后，还是要按“人户等第”差充的。赋税无论重轻，总还有个数目；数目过大，表面上总还有些说不出来。这种差役的苦累，却是因办公事而赔贴，法律上无告诉。宋时差役的名目，是衙前，——主官物；里长、正、户长，——督课赋税；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苻、人力、手力、散从，——以供驱使；而衙前，里长，最为苦累，往往倾家不能给。所谓人户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资产的厚薄定的。于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种一亩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残以免役的，也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是惨无人道。以上所说的话，还不过述得一个大略：若要仔细说起来，还有许多的情形。读者请自取《宋史》的《食货志》看一遍。总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极不堪的。所以从澶渊议和以后，除掉陕西一隅，因西夏造反，连兵五六年外，此外并没有什么大干戈；而且朝廷也并没行什么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内的景象，已觉得憔悴不堪；财政上很觉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税的负担，业已至于“不可复加”的限度。要想设法改革，一切弊窦，都是积重如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想治理真觉得无可下手。惟其如此，我们读史的人，真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荆公的热心和勇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