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在活，而要活就不能拘泥于陈格，反之就没有创新，就不能发现更多的人才，就不能在事业上一帆风顺，蒸蒸日上。
★识才不求全责备
南宋戴复古在《寄兴》诗中写道：“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才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学士曾用多种比喻加以表达。如《吕氏春秋·举难》中指出：“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屈原在《卜居》中写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明代宋濂在《潜溪邃言》中也认为：“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一个人的功绩必有不全面的地方，能力必有不能胜任的地方，才能必有不足够的地方。既然人无完人，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
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人告诉林肯，说他新任命的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嗜酒贪杯，难担大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格兰特将军喜欢什么牌子的酒，我就会送若干桶给他和其他的将军们。”林肯是在肯塔基州和伊利诺伊州度过童年时代的，他当然知道贪酒可能误事，但他更知道格兰特将军是当时北军所有将军中最有才能的，只有他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事实上，对格兰特将军的任命成了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这确实是一次有成效的任命，证明了林肯的用人政策是正确的，他的用人之道在于求其人之所长，而不在于求其人为“完人”。但是，这个用人之道是林肯通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的。在任命格兰特之前，林肯曾经接连任命过三四位将军，任命的标准是追求所用之人没有严重的弱点。选用这些人的结果是，尽管北军在人力或物力方面都占极大的优势，而1861年至1864年这3年间，战争却没有任何进展。
不管任何人，如果他所使用的都是没有弱点的人，那么他所领导的机构，最多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机构。所谓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二等角色。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越明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在各方面都是突出的。用整个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才能来衡量，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是完全不合格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只是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显得比别人“能干”一些罢了。
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仅不能知人，而且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领导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皇上苛求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投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有成效的领导者从来都不问这样的问题：“他和我相处得怎样?”而时常会这样考虑：“他做出了什么贡献?”他们也从来不这样问：“他不能做些什么?”而又常会这样考虑：“他在哪方面做得出奇的好?”他们用人的原则只是寻求有某一方面特长的人，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很在行或大致上过得去的人。知人用人，使他能在工作中发挥才能，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所谓“完人”或者“成熟的个性”，其含义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忽视了人的最特殊的天赋——尽其所能于某一项活动、某一个领域、某一种工作中的能力——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物理学家(即使他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在遗传学(或心理学、医学等)方面有同样杰出的成就。人的长处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顶多是在极少的几个方面达到“卓越”的境地。
如果你总是想方设法去对付手下人的弱点，结果必然使工作的目的成为泡影。公司、组织、部门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用以发挥人的长处，并消除和减弱因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能力特别强的人，是不需要也不想受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的，因为他们认为靠自我管理会工作得更好。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光靠自己是搭不成一个让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平台的，单干也是不可能获得多大成就的。“你想雇用一个人的‘手’，而他总是‘整个人’一起来。”一个人不可能只有长处而没有弱点。弱点总是会随着人的长处一起来到领导的身边。
★识才不避亲仇
自从晋大臣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先例之后，这一风气广为流传。外举不避仇除了要有宽容之心外，还要有为公择人的品质；内举更应消除私欲的挑战。此外要做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有爱才之心。
确实，要做到这两方面很是不易，对仇人人们往往是欲除之而后快，更何谈去选用他了。亲人呢，毕竟“血比水浓”，能帮一把是一把，有机会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真是这样，或许有点符合人性，人嘛总是有一点自私的，但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不正好说明了人格的高尚。择人任人主要是看其才能，这才是最关键的。
尽管亲人也可以任用，但最好对亲人更加严加要求一些，这样才能服人，不然就会由于亲人的失败落个任人唯亲的骂名。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任广东都督，而且孙眉本人也极其支持革命，数次捐巨款支持起义，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出任此职本无可厚非。但孙中山得知后，马上致书广东各团体予以劝阻，又致函其兄弟：“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人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最后孙眉也听从劝告而没有出任广东都督。可见孙中山不任人唯亲，在选择人才上以能力为准，对亲友甚至更加严格要求。
对亲人、亲友的选任难以做好，是否选任“仇人”却也不易。首先，这需要自己有大肚能容之量，不计前嫌，一心为公；其次还要处理好与旧部属的关系，小心被旧部认为自己喜新厌旧。在外举不避仇上，明代皇帝朱元璋做得很是不错。他非常注意从敌营中招收人才，甚至“得元朝官殳尽用之”，如徐寿辉部将黄彬，陈友谅部将胡适瑞、傅友得，元朝都元帅康茂才、朱亮祖等，而且他们都被封侯。正是靠这些人大明江山得以建立和巩固。
香港富豪李嘉诚同样对自己的儿子加以重用，因为他们确实很行。事实说明不管是亲近之人还是**********之人，该用的时候就得用，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之一。
★从大处识才
识才不能只及一端不见全貌，如果只看到人家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就大叫“才子”，或足从窥管中看到人家的缺点就大骂人家无能，这都是错误的。识才必须从大的方面考虑。识才必须由近知远、由小知大，即所谓的长远识才。不然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识才的目的是为用才，用才当然是用人家的长处。既然是这样，我们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又何必去计较人家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和缺点呢?如果老是吹毛求疵，结果必定是一事尤成。故识才必须识大。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要从大的方面考虑‘马克思哲
学不是说事物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吗，那么么人的大的方面就应成为判断一个人的主要方面。这样，即使人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我们都可以抛弃。故识才就不应只见其短不知其长或者更严重的是只知其小长而不知其大害就加以举用。用与不用之间，
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注重人才的大的方面而加以任用，最终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还知道巴顿将军的故事吧!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桀骜不训的性格，心直口快，常凭感情冲动就去做事。刚到英国参加二战时，他就在一个自认为可以避开新闻界耳目的集会上大讲战争结束后，应由英美两国主宰世界，其它国家听凭支配。当时恰有一个新闻记者在场，便把巴顿的话记录下来，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随之抗议的呼声蜂拥而起。在后来他还因
殴打土兵，险些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然而艾森豪威尔深知其人，并对巴顿予以重任。艾氏对巴顿极为了解。一战时，他作为美国远征军副司令潘兴将军的上尉副官来到欧洲。不久负责组训第一支坦克部队，并参战立功，被人誉为“坦克专家”。以后巴顿不断变换职务，也先后三次进学校深造。二战初，巴顿被任命为第一装甲军军长，负责坦克部队军官的培训工作。正是因为这些，艾氏极其看重巴顿的实力，并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对之加以重用。
★用长远眼光识才
识才固然要识大，但这还不够。往往，在眼前来看，极被看重的人才能极高，其小毛病几乎可以不管。蚁穴不可谓不小，但不加注意，它必定会破千里之堤。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关键的时候是要命的。如果只顾眼前而不长远考虑，失之于识人是十之八九。英明的人识才更专于以小见大，以近知远，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是用还是不用。历史上往往有领导者英明识才又聪明地择主而立。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各国将领也揭竿而起，攻城掠地，一时气吞山河，势不可挡。因战路过高阳的将领不下数十，名儒郦生与他们接触，觉得他们眼兜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而没有长远打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就深自藏匿。他听说沛公刘邦虽傲慢，但他平易近人，而且能采纳计谋，于是就主动前去拜见沛公。经过一番交谈，深知刘邦必成大器，就决定留下来为之干一番事业。郦生择主即是通过对各路豪杰的观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是跟还是不跟。
“见一落叶而知秋之将至”，这或许可以作为长远识才的一个形象说法吧!
识才难，要识得人才需讲方法讲艺术，不然就说不上难。如果谁都能识人，领导者大可不必去为人事问题而操心。但事实并非如此，领导者需要大量的人才，而大量的人才散布于民间，正等着人去发现。固然金子埋在沙子里仍是亮的，但不去发掘，又怎么会知道它是亮的呢?识才不讲艺术就识不出来或是反当不才为贤能，那么请看看别人是怎样在自己的天地里挥洒自己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