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要有奴才样
对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刚正不阿的自清之人，作为官场老油条的和珅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和珅之所以能够把乾隆服侍得舒舒服服，从而自己也扶摇直上，其实只需做到一句话——要做一个善于媚上之人。
和珅是个老奸巨滑的人，为了得到皇帝的宠信，从而达到弄权的目的。他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他对主子百依百顺，对主子的需求考虑得非常全面，甚至能做出主子都不一定想得起来的事，给人一种毫无主见的奴才相的感觉。而那些所谓忠臣良将因为有自己的信念和 “框框”，所以，朝廷中的军机大臣们往往极为看重自己的身份，即使向皇帝上奏，也要注重维护自己的尊严。诸事都会有所考虑，从来不“出格”、不“越轨”，这样一来，既限制了自己，也疏远了皇帝。
其实和珅最清楚不过，那些所谓的“框框”永远都是为别人准备的，至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则无足轻重，只要能够得到主子的赏识就行。为了达到一己目的，要敢为人所不齿，什么伦理纲常、社会道德都是虚的，为了能让主子高兴，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的“框框”。而且效果非常明显。经过种种旁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后，能够达到主子的目的，从而被主所赏识，当然，他也会得到别人无法获得的恩宠和荣耀。
乾隆时期，朝中大臣各个身怀大才大德，和珅在其中只能算个陪衬。要知道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大臣中，名垂千古的就有好几个。大学士阿桂战功赫赫，在朝中不怒自威，而才高八斗的刘墉更是出身名门、誉满天下；还有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的纪晓岚……这些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凭实力自己如何能盖过他们？但是和珅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并非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因为他知道，凭借自身的才华，可能会在朝廷谋得一个的职位，却无法实现自己权倾天下的梦想。
说实话，和珅的才学也是非常不错的，可惜当年朝中猛人极多，所以显得和珅就差了一截，要想胜过他们，他必须要独辟蹊径。所以，和珅尽量不在刘墉、纪晓岚面前卖弄文学、不和阿桂谈论军事，而是在乾隆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即便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在皇上面前也是以奴才自称，极大地满足了乾隆的虚荣心。和珅以日常表现博得乾隆的好感，弥补自己的不足。史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皇帝每有咳唾，和珅则以溺器进之。”可见，和珅在生活细节上，对乾隆也是伺候得面面俱到。他还常常和乾隆一起聊家常，讲一些乾隆难得一听的市井笑话，逗得乾隆开怀大笑，使乾隆更加觉得难以离开和珅了。
和珅有一个长处，就是总能正确把握乾隆的心思，这也许是他常常和乾隆形影不离的缘故吧，时间久了，难免会掌握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心理活动。封建王朝的帝王，尽管自诩为天之骄子，但毕竟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血肉之躯。但碍于森严的规章制度，他们常常深感孤独和寂寞。加上乾隆执政六十年，亲眼目睹自己的股肱大臣一个个相继离开，朝廷中大多是新近用升的官员，而乾隆的皇子们也是能力不已，各个为了自己身后这个位子明争暗斗，致使亲情不在，正所谓“自古无情帝王家”，加之孝贤皇后又先他故去，心中更是无奈何寂寥。善于察言观色的和珅趁机弥补了这个空缺。情感毫无依靠的乾隆突然多了一个了解自己的和珅，怎能不大感安慰。因此，乾隆几乎在生活中时时处处离不开和珅，和珅也凭借着乾隆的宠信为所欲为。
当然，和珅为了达到接近皇帝的目的，成为乾隆的代言人，必须在乾隆面前表现得服服帖帖，让乾隆放心，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容易，这是以不断丧失道德道德底线为代价的。
首先，他在朝中大臣们的冷嘲热讽中磨厚了脸皮，对他人的嘲笑和不屑一顾能够淡然面对，当然也要背负“寡廉鲜耻”的名声！
和珅既然下定决心要当乾隆的奴才，就努力在乾隆面前表现出一个合格奴才的样子来，为了平衡自己扭曲的心理，他就会让众大臣像他对乾隆一样对待自己。《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和珅对于“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加以开脱或者是故意的拖延其事，等到皇帝怒气已过，才若无其事的提出来，以求不了了之。”就这样，和珅靠着在皇帝面前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换取了大臣们的依附，使整个朝廷都逐渐笼罩在他的淫威之下。
和珅是个做事认真地人，他做奴才就尽心尽力把奴才做好，褪去那些世俗的清规戒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皇帝面前彻底的奴才，从而成了权倾天下的“二皇帝”，这难道不应该引起那些做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能彻底投入到工作中的人深思吗？
精明能干美姿仪
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权力的越发集中，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增长，统治阶层需要处理的国家行政事务不断增加，皇帝和军机处每天要批阅的文件是越来越多。与此相对照的是，统治集团金字塔的塔尖乾隆帝却日益衰老，精力不济，开始沉醉于享乐生活，从而将大部分事务推给军机处处理。军机处本来就事务缠身，这下更没有喘气的机会了。繁杂的政务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就要求军机处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充沛的精力，否则难以胜任。幸运的是，和珅正值壮年，两样条件他都兼备。
和珅第一个优点就是年富力强。军机处的日常安排非常紧张：每日寅时（4~5点），军机大臣及章京先后到岗，内奏事处太监发放经皇帝批阅过的奏折，军机章京分送给军机大臣翻阅。一般情况下，汉大臣只看汉字折，满大臣只看满字折，此即“接折”。卯刻（6~7点），皇帝晨起进膳，膳后批阅部院本章及各督抚折子，大约辰刻（8~9点）时分，开始召见大臣，日必四五起。军机章京先已将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另贮一黄匣，待“叫起”时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此即“见面”。军机大臣见面后退出，即召军机章京面授旨意，并分令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如有字数过长、急需缮递者，则数人分纸速写，共成一通。旨稿缮毕，即交达拉密（领班章京）核校后贮于黄匣，送军机大臣详酌无误后，始交内监递进，此即“述旨”。往往述旨未竟，内监先已络绎来催；而军机大臣或又奉召见面，复有谕改，日至于再三。由于这项工作直接与皇帝衔接，常常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考虑皇帝能否满意等，其脑力耗费和体力耗费是非常巨大的。这就要求办事官员年轻化，并且精力充沛。
实际情况如何呢？军机处的汉人军机大臣年龄偏长，如乾隆三十八年在值汉人军机大臣：刘统勋75岁、刘纶63岁、于敏中60岁、袁守侗51岁、梁国治51岁，这样的年龄应对政务繁忙的军机事务是在有点儿勉为其难。满族军机大臣情况稍好些：舒赫德64岁、阿桂60岁、阿思哈、丰额、索琳年龄不清楚，福隆安约40岁、庆桂39岁、和珅27岁、福康安约28岁、明亮38岁。
可见，乾隆帝是有心要培养一批年轻、精力充沛、具有敏锐政治眼光、处事干练决断而又忠于自己的人才。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年轻而且出身八旗子弟，世代在朝为官，这是出于忠心的考虑。
军机处大臣虽然在外面风光无限，但由于事务繁忙，而且身处机要部门，出任军机大臣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博闻强记，反应快。因为要当面奉旨、快速准确地记下皇帝的指示，所以就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这一点恰恰是和珅的特长。《清稗类钞·异禀类》就记载说：“和记性绝佳，每日谕旨，一见辄能默记，乃至中外章奏连篇累牍，仓猝批阅，皆能提纲挈领，批却导款，以故与闻密勿，奏对咸能称旨。此所谓才足济奸，聪明误用者矣”。
除了上述优势外，和珅的另一大有点就是特别机灵，而且在满族贵族子弟中算是有学问的人。清人《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中就记载：“和珅聪明绝顶，口才便利……虽是小人，却有本领。”
另外，我们常说，“好的外貌是成功一半”。和珅具有漂亮的外表。相貌本身就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个必要条件，免得有损国威。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当时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中，任职时间较长的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据说都是仪表堂堂的俊杰之士。和珅不仅外貌招人喜爱，更兼他性格机敏，头脑清醒，口齿伶俐。所以能在27岁时即官至军机大臣，掌管国家内政外交，赢得乾隆帝的绝对宠信，成为大清王朝的实权人物。就连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也有关于和珅的记载：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这一点与汉臣刘墉、纪昀等人相比后更加鹤立鸡群。刘墉、纪昀才学虽高过和珅很多，但是身为汉人，本来就比满族大臣矮人一截，再加上刘墉驼背，而纪昀更是貌寝（丑陋）短视，不能体现国威，因此长期不受重用。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卷三《乾隆时侍从之臣》中就有相关记载：“于是大臣向用，颇以貌取，文达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皇（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方纲）、朱竹君（筠）、王兰泉（昶）、邹一桂皆不得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看来乾隆尤其重视相貌这方面。这样想来，“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的和珅，自然更容易获得乾隆的好感。
处事谨慎表忠心
和珅长期担任朝廷要职，而且皇帝还不断地把重要职位让他负责。充分体现了乾隆对他的信任，和珅之所以让皇帝如此放心，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他虽然贪财，但一向处事谨小慎微，不与人交际，特别是不与人结成政治同盟关系，这一点是所有皇帝都非常注意的。
军机处是国家的特别部门，保密是该处办公人员的首要条件。为保证国家机密不致外泄，政府还设置了军机御史负责督查军机处纪律，防止闲人靠近军机处。由于这层原因，清代军机处人员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处事非常低调，向来不与内外大臣交往。如乾隆年间深受皇帝器重的军机大臣张廷玉被称为“门无竿牍，馈礼有过百金者辄却之。”讷亲则是“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者”。另外，汪由敦“凡书牍多为作答”，“馈节不过葛纱而已”，傅恒虽然看上去挺随和，平易近人，“然外吏莫能登其门”。就连普通办事员军机章京也是“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
由于军机大臣权力地位特殊，往往成为内外大臣争相结交的对象，因而最容易与内外大臣形成利益上或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威胁到国家政局稳定。
清代对于历代危害皇权稳定的朋党问题非常敏感，常常积极地予以严密防范，一有苗头，严厉打击。早在清朝开国之初，康熙帝就曾这样表示：“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 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 法难宥。百尔臣工，理宜痛戒”。
康熙时期的朋党问题却非常严重，主要起因是关于太子之争。此事越闹越大，日益威胁到朝廷的政治稳定。所以，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完成《御制朋党论》，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朋党的发展，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其中强调了臣节，并将其作为评定优劣的最高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雍正帝对封疆大吏的看法是：“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但恃其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此等之人，贻害甚大……但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这样以来，“操守颇廉”的查弼纳、杨名时、张楷、魏廷珍等人受到指责，而敢于迎合皇上的李卫、朱纲之流则被雍正看作心肠好、实心 任事的“大能人”，有点儿矫枉过正了。
乾隆帝即位之初，军机大臣、雍正朝遗臣张廷玉被赶出军机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却因为是雍正朝的大臣而犯了骄横的毛病，逐渐与外臣结交。还有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一度担任军机处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乾隆对他也多有怨言，就是因为他“作为军机大臣已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不仅如此，他为了获得世袭爵位，竟然频频向内廷太监打探消息，这其实犯了官场大忌，让颇为看重权力的乾隆深恶痛绝。
和珅操纵朝中大权二十多年，因拥有空前的权势和皇帝的专宠，所以有不少各级官员巴结他。他贪财好物是出了名的，但他与官员的接触仅限于聚敛财富的目的，对结党营私这根高压线向来很敏感。因为他知道这是皇帝的一大禁忌，所以决不轻易与同僚结交，尤其是在任首席军机大臣时更是如此。
嘉庆四年，皇帝给和珅列出了二十大罪状，件件都可致其于死地，但其中却没有结党营私一说。嘉庆帝还曾就此问题专门询问过曾任军机章京的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吴熊光立刻断然否认：“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这也说明，和珅就算在得意时身边围绕着很多巴结他的人，但是他确实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同盟，只是一心捞钱的一个官吏而已。
和珅政治敏感性强，一向注重不与内外大臣结盟，总是埋头把权，一心捞钱，所以在官场上留下“贪财、刻薄、跋扈”的坏印象。但是这一点在皇帝眼里却是难得的政治优点。因为没有“异志”，自然也是皇帝最放心的了。所以把一切权力交给和珅去打理，自己也落得逍遥快活。
照顾全局的和珅
和珅能够长期受到乾隆帝的欣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珅做事圆通灵活，具有大局意识。
作为一个政治家，面临重大事件的几率当然高，而如何处理自然就成了问题。这些出现的问题一大部分是非常复杂，很难用简单的是与非进行划分。此时就需要决策者有大局意识，能够从大的方面着眼看待某一具体问题，抓住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提纲挈领，尽快作出判断并果断出台相应决策。如果纠缠于细节，只能影响事情的处理。有些急需处理的事情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不可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做事一定要圆通灵活，具有全局意识，能够做到灵活应变。
乾隆帝在用人问题上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从不从一时一事去考察一个人，而是从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腕上考量他是否适合某一职位。乾隆朝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之士和学术名流，如王昶、卢文、王鸣盛、钱大昕、余萧客、翁方纲、陆锡熊、余集、邵晋涵、桂馥、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朱筠、姚鼐、彭元瑞、窦光鼐等人，都始终没有获得重用，原因是他对文人的政治才干心存疑虑，或者从内心就不相信他们在政治上能有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