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阮籍并非济世之才。这句话很有些徒逞意气的味道，历史上做大事的英雄或君主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大家看看曹氏父子的诗文、唐宗宋祖以及后来开创时代的人物就知道了。而他蔑视的那些人，都是在乱中闯出一番天下的，靠的是自己的努力。阮籍所处同样是乱世，却无所作为，是有他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的。当然这不能苛求他，所谓“才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阮籍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文人、狂士，逐鹿中原恐怕非他所能。这世界上的事非常有趣，你做了隐士、狂生，就不能再做英雄了，至多做做“山中丞相”罢了。
八、《海盗报》事件
所谓“《海盗报》事件”是指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同《海盗报》进行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对克尔凯郭尔的晚年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哲学史上非常著名。
《海盗报》是由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创办的一家周刊。就其政治倾向来说，《海盗报》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用嘲笑和讽刺的方法抨击****保守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但刊物的格调不高，经常利用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揭发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尽管如此，这份周刊在一般公众中仍很受欢迎，发行量相当大。哥尔德施米特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却引起后者极度不满。克尔凯郭尔认为《海盗报》是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刊物，受到它的赞扬实无异于对自己的莫大侮辱，于是他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和揭露《海盗报》，由此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差不多在1846年整整一年内，《海盗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字，对他的为人极尽揶揄讥讽之能事，甚至就他的生理缺陷、服饰、家产、生活习惯等大做文章，并配以漫画。那时漫画还是颇为新鲜的东西，上了漫画也就成为公众的笑料。这深深地伤害了克尔凯郭尔的自尊心，甚至他在街上也成为顽童们奚落嘲弄的对象。他原先以为在笔战中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无情的现实却使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反而感到人们因他受嘲弄而幸灾乐祸。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与人来往，性情也更孤僻了，当他每天上街进行例行的散步时，唯一“忠实的朋友”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
这个事件让本来就孤僻的克尔凯郭尔的心理更加扭曲。他没有谋求任何职业，靠巨额遗产生活。他在自己创办的期刊上公开反抗丹麦的国家教会。当他带着《快报》杂志最后一期去付印时昏倒在街头，随即被送进医院。他拒绝官方教会牧师的圣餐，怀着强烈的基督信仰，于数周后去世，年仅42岁。
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是一种极端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自由的哲学。正因如此，克尔凯郭尔强烈反对把个体和集体联系起来，反对把人看做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他有一句名言：假如我战死之后拥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个人”几个字就行了。意思是说，群众无非是一个抽象名词，并非真实的存在。群众外表上是庞然大物，囊括了一切人，实际上它排除了个人的一切独特性、个性，因而它无比空虚。每一个人都有两只手，而群众则没有手。群众所做的事实际上都是由个人去完成。离开了个人，群众就不能存在。而个人如果被当做群众的一分子，就会失去个人本来所具有的东西，失去自由和独立作出决定和选择的能力，失去责任感，这样个人就会成为非真实的存在。他说：“群众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妄的，因为它使个人死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把它降为零。”
可是，抛弃了集体，人又是什么呢？克尔凯郭尔就像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站在无边的荒野上，承受着无尽的孤独和寂寞。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你的价值何以体现？你又要求谁来认可你呢？所以，在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中，弥漫着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孤独成了唯一的精神体验。但是，他生活在人群中，是逃不掉的。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海盗报》事件”，当全世界都拿起武器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终于变态了、扭曲了。
其实，不只克尔凯郭尔，那些孤军奋战、抛弃集体探寻人生意义的人无不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和挑战，他们在山谷中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呐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结果，克尔凯郭尔抑郁而终；而我们所熟悉的另一位哲人尼采则疯了，我们在佩服他们的真性情和真勇气的同时，难道不为人类生存的处境感到无奈吗？
出世的逍遥
中国的立轴中堂之类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向来有两种流行题材：一种是合家欢，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外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闲地坐在松荫之下。前者描绘的是儿孙绕膝之乐，后者描绘的则是寄情山水之趣。
一、许由拒位
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据说帝尧曾多次向他请教政事，后来还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许由的严词拒绝。《庄子·逍遥游》中记载了其中的细节：尧当时已到垂暮之年，就想把天下让给许由，便说：“你好比天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间的灯火。既然日月已经出来，还要让灯火来照明，不是很困难吗？请允许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让给你吧！”许由回答说：“天下已被你治理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来代替你呢？难道我就为了得到一个虚名吗？”
接下来，许由说了一个很经典的比喻：“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说，一只小小的鸟在森林里面，即使有广袤的森林让它栖息，它能筑巢的也只有一根树枝。一只小小的偃鼠在河里饮水，即使有一条大河让它畅饮，它顶多喝满了它的小肚子而已。我就好比一个小鸟在林中筑巢，只要占据一个树枝就够了，那么大的天下交给我，我要它干什么呢？
仔细想一想，确实如此。人生有限，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吃多少饭呢？能占多大的面积呢？人往床上一躺，你睡觉的地方也就这么大，不管你住的是300平方米的豪宅，还是1000平方米的别墅，你实际需要的空间跟别人都是一样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由拒绝了尧的禅让，远远地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后来，许由把帝尧传位的事情告诉他的朋友，朋友用双手紧紧地把耳朵捂住，又急忙到颖水边去冲洗。恰巧一位农夫牵牛来到河边，便在上游水面为牛饮水。那位朋友很生气，埋怨他不该做这等不尊重人的事。农夫问：“你为什么要洗耳朵呢？”朋友回答：“我听到了朋友说当官的事，怕弄脏了耳朵，故来清洗一下。”农夫说：“如果我的牛在下游饮水，你洗过耳朵流下的水不是把牛嘴弄脏了吗？”朋友顿觉理亏，无言以对。
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许由“重义轻利行显明”。
在《庄子》中，还有一个与“许由拒位”相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庄子和惠施之间。
据说，庄子有一次去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好友惠施来看他。惠施那时候在魏国做了大官，很威风，他自己坐了一辆车，后面还有一个车队，一行浩浩荡荡。庄子一看到惠施这样子，只做了一件事：把一桶鱼全倒进河里，就剩了一条回家去了，不理惠施。
庄子这么做，其实是在讽刺惠施的夸张炫耀行为。人根本就不需要坐十几辆车，但人在社会中却养成了一种占有的心态。一个人占有的越多，似乎就表明越成功。而事实上，正如庄子自己做的那样，人占有那么多是没有必要的。一条鱼就够吃了，何必要一桶？庄子觉得人要摆脱这种占有的心态，就需要回归自然，摆脱外在的诱惑和负累，随意自然地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庄子看来，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推销其政治主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闲云野鹤，周游四海，寄托山水，才能有真正的逍遥和自在。所以，楚威王给庄子送来高官厚禄，让他当官，他只是一笑置之。在他看来，入仕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累赘，一种束缚自由的社会枷锁。与其在俯仰进退、尔虞我诈中获取功名利禄，还不如像一条小鱼那样默默无闻而又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正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身，可以尽年。”
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去追求那些根本无法追求到的东西，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去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至也。”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你若想去控制和追求，势必会造成痛苦。尤其像儒家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失德，势必会将人带入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
这正是道家的手法。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们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消解问题，从而将那些把人生带入歧途的困惑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吹得无影无踪，暴露出人生的底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看似无为无求，其实已经得到了全部。在这里，道家不是教人如何去得，也不是教人如何去不失，而是化解得与失的界限和区别。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达到庄子所说的“安时以处顺”“乘物以游心”的境界。
二、虚己以游世
《庄子·山木》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市南宜僚拜见鲁侯，鲁侯正面带忧色。市南宜僚说：“国君面呈忧色，为什么呢？”鲁侯说：“我学习先王治国的办法，承继先君的事业；我敬仰鬼神尊重贤能，身体力行，没有短暂的止息，可是仍不能免除祸患，我因为这个缘故而忧虑。”
市南宜僚说：“你消除忧患的办法太浅薄了！皮毛丰厚的大狐和斑斑花纹的豹子，栖息于深山老林，潜伏于岩穴山洞，这是静心；夜里行动，白天居息，这是警惕；即使饥渴也隐形潜踪，还要远离各种足迹到江湖上觅求食物，这又是稳定；然而还是不能免于罗网和机关的灾祸。这两种动物有什么罪过呢？是它们自身的皮毛给它们带来灾祸。如今的鲁国不就是为你鲁君带来灾祸的皮毛吗？我希望你能剖空身形舍弃皮毛，荡涤心智摈除欲念，进而逍遥于没有人迹的原野。遥远的南方有个城邑，名字叫做建德之国。那里的人民纯厚而又质朴，很少有私欲；知道耕作而不知道储备，给予别人什么从不希图酬报；不明白义的归宿，不懂得礼的去向；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竟能各自行于大道；他们生时自得而乐，他们死时安然而葬。我希望国君你也能舍去国政捐弃世俗，从而跟大道相辅而行。”
鲁侯说：“那里道路遥远而又艰险，又有江河山岭阻隔，我没有可用的船和车，怎么办呢？”市南宜僚说：“国君不要容颜高傲，不要墨守滞留，便可以此作为你的车子。”鲁侯说：“那里道路幽暗遥远而又无人居住，我跟谁是邻居？没有粮，没有食物，怎么到达？”
市南宜僚说：“减少你的耗费，节制你的欲念，虽然没有粮食也是充足的。你渡过江河浮游大海，一眼望去看不到海岸，越向前行便越发不知道它的穷尽。送行的人都从河岸边回去，你也就从此离得越来越远了！所以说统治他人的人必定受劳累，受制于别人的人必定会忧心。而唐尧从不役使他人，也从不受制于人。我希望能减除你的劳累，除去你的忧患，而使你能够独自跟大道一块儿遨游于太虚的王国。并合两条船来渡河，突然有条空船碰撞过来，即使心地最褊狭、性子最火急的人也不会发怒；倘若有一个人在那条船上，那就会人人大声呼喊喝斥来船后退；呼喊一次没有回应，呼喊第二次也没有回应，于是呼喊第三次，那就必定会骂声不绝。刚才不发脾气而现在发起怒来，那是因为刚才船是空的而今却有人在船上。一个人倘能听任外物、处世无心而自由自在地遨游于世，谁能够伤害他！”
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告诉我们让心灵保持空虚的状态，看待任何事就能有“明白心”，不受私心所左右。人心容易受蒙蔽就如这故事中那只船上的人，假如被一艘空船碰到，再焦急的人也不至于生气，但假如对方船上有人，那就可能引起冲突了。将“船”比做“人”，将船上的人比做人心中主观固执的私念。内心充满私念的人，处在人挤人的社会中，到处都可能会与人冲突以致招祸。以道为心，使心灵纯白空虚，即如所谓“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就能到达庄子渴望的一个没有私欲的境地，到那人便不会受到伤害了。
三、无何有之乡
庄子认为，一个人应当突破尘世中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等种种“身外之物”的束缚，使自己的精神作无挂无碍、无我无物的“逍遥”之游。庄子的“逍遥游”所游之处在哪里呢？在所谓的“六极”之外、“尘垢”之外、“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但这些不过是想象中的虚静世界。由此可见，庄子的“逍遥游”其实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摆脱名缰利索、道德是非、逻辑理智束缚的一种优游自在、悠然自得的心境。故庄子的“逍遥游”也叫做“游心”，它不是肉体的飞升，而是精神的逍遥。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庄子讲的那个大鹏鸟的故事：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叫做鹏。鹏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奋起而飞时，它的翅膀像遮盖天空的云气。这只鸟，当海动风起时就飞往南海。那南海，就是个天然的大地。
故事中所提及的的“北海”“南海”“天池”都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其旷远非世人的肉眼所能窥见，要以心灵之眼去体察才行。这就要求人们需超越有形的空间与感官认识的限制才行。
庄子借“鲲化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与相的限制，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展开一个广袤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始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的自由，可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加以任何的限制。
俗语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虽然是形容鱼和鸟的自由，但毕竟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因为鱼、鸟的行动范围，不可能越出于海、天之外，也就是说它们是受制于海、天的。因此庄子所创造的巨鲲大鹏，意在破除有形海空的限制，以突破此封闭的空间系统。
鲲“化而为鸟（鹏）”，仅是形状的变化，而质和量是未变的。这里的“化”，乃是朝着理想世界迈进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向。
“怒而飞”，意指来到人间世，奋力拓展。“怒”含有振作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