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俯视世界的双头鹰精神要有明确的目标，不达目的不止的坚决精神，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性格。
——列宁为自己的幸福活着的人，低劣，为别人的幸福活着的人，渺小；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活着的人，高尚。
——列夫·托尔斯泰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的俄罗斯。
——****一、双头鹰：灵魂深处的秘密傲视东西俄罗斯国徽为盾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金色的双头鹰，鹰头上是三顶皇冠，鹰爪抓着象征王权的权杖和金球。鹰胸前是一个小盾形，上面是一名骑士（圣乔治）和一匹白马。1497年，双头鹰作为国家徽记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国玺上，直至1918年。1993年11月30日，这只象征俄罗斯国家团结和统一的双头鹰又“飞”回到俄罗斯的国徽上。20世纪末，国家杜马从法律上确定了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
以旧俄来说，双头鹰头上的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的诸公国分享着统治的权力，凌驾于其上的大皇冠则象征着各公国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则是沙皇****王权的标志；乔治屠蛇，寓意着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俄罗斯国徽的中心旨意正如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又像有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形象表征，它蕴含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罗斯精神曾经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和现在，多少史家著书立说都没有拨开这团迷雾，东方、西方人的种种猜测和理智分析，也无法企及它的全部内涵。
但“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和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双头鹰象征了俄罗斯精神的这种“悖论性”、“矛盾性”，即它的民族精神的双重性，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奴性混杂在一起，它也可以将对人类的无限热爱与对人类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在一起。
有学者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性、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它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既属于我们的****，也属于我们的****。”但俄罗斯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是它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民粹派、暴力派、巴枯宁派由无比痛恨****国家而否定一切国家组织，斯拉夫主义者们和一些民族作家也在那里反对国家组织，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情绪。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无情鞭笞农奴主阶级的残暴、野蛮，同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性表示痛恨。由之，否定政治，幻想人民过上如兄弟般友爱的伦理纯贞的生活；托尔斯泰在揭露没落地主的统治、教会和沙皇法庭的丑陋、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罪恶的同时，又对政治和革命斗争采取否定态度，号召农民本着“纯洁”的基督教精神实现自我完善，实现战胜社会邪恶的最终目的。
这些作家的主张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一样，都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所倡导的“伦理纯贞”的生活、“自我完善”的宗教精神境界，都是对绝对自由和绝对真理的追求，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主张与其说是追求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国家制度，不如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
俄罗斯的这些革命者、政治家、作家似乎都不愿意要政权，“大家像害怕污秽一般害怕政权”。然而，俄罗斯精神中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的另外一种精神则是人民几乎所有的血液都在为巩固和保卫国家而流淌。
从伊凡·达尼洛维奇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将莫斯科公国的统治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不遗余力地缔造国家组织。伊凡一世是“莫斯科国家权力的缔造者”。伊凡一世以后的俄罗斯人民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且将自己锻炼得更加会运用国家机器了，他们不仅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而且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又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警戒和防御的职能。
然而，俄罗斯人民以自己的鲜血和巨大的牺牲缔造起的国家，却不能给他们任何权利，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俄罗斯选错了自己的未婚夫，嫁错了丈夫”。就俄罗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们一直在追求精神自由，对自由的追求等待，使他们像一位等待未婚夫的少女，像一位等待丈夫的妻子，像一位等待权势者的奴仆。但俄罗斯人在那****的时期里，在反异族入侵的斗争中却使异族特征和权力的威逞有机地侵入了俄罗斯国家机构，控制了俄罗斯那渴求自由的自发势力，从而使俄罗斯人民顺从地致力于建立与其性格格格不入的庞大帝国。
这一奇怪的现象曾使哲学家们，无论是斯拉夫主义者，还是西欧主义者，都在那里猜测，其中别尔嘉耶夫的提问最具代表性。他说：“为什么一个最无国家观念的民族竞建立了如此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为什么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民族竟会如此顺从官僚统治？为什么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竟不企求自由的生活？”答案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那个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少有沙文主义的国家，它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宣扬自己日耳曼血统的优秀，从来没有像英国人或法国人那样宣扬自己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或法兰西血统的高贵，从来不曾有过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那种民族的自豪感；相反，它有时竞羞于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对民族自豪感，甚至民族尊严都不愿启齿。在这一最无沙文主义的民族的天性中存在着的是“西方民族所陌生的某种民族无私心理和牺牲精神”，即俄罗斯民族信奉的是超民族主义的理性，是世界主义的学说。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憎恶民族主义，天才作家托尔斯泰不仅对世俗社会生活进行了批判，而且对资产阶级制度也进行了义愤填膺的揭露。
总之，他以一种近似宗教？“纯洁”的精神去克服一切民族局限性，去卸除民族躯壳里的一切重压。带有自由主义保守倾向的斯拉夫主义者并不是通常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仅仅赞扬俄罗斯的古老习俗，将族长制奉为理想，同时他们还相信俄罗斯人民笃信基督教的全人类精神，他们不断歌颂俄罗斯人民的温顺。
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的俄罗斯人就是整个人类，俄罗斯精神就是宇宙精神，俄罗斯的使命就是成为各民族的解放者，这是何等无私的超民族主义！然而，就是这个超民族主义的国家，普济主义的国家，又恰恰是“世界上最民族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空前肆虐的国家”。
俄罗斯就其精神层面而言，它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但它却对各民族推行饿罗斯化的高压政策，成了各民族的压迫者。在它看来，欧洲已经腐化，早已应该毁灭，只有它才是唯一负有使命，而否定整个欧洲的国家。
本为世界性的基督教在俄罗斯那里被民族化了，尽管在俄罗斯平原上到处高耸着圆顶教堂，存在着无数的圣者长老，但民族主义的基督教精神仍是自然主义的，人们的生活仍是异教的。曾经宣扬全人类一体和呼唤世界精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同时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攻击波兰人和犹太人，否认欧洲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权利。一向主张把俄罗斯提升到世界性位置的斯拉夫派也深信只有俄罗斯人才是基督教最虔诚的信徒，只有俄罗斯化的基督教才是最基督教化的宗教，其思想体系中渗透着明显的民族主义因素。
有的学者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精神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流浪者寻找上帝之真的国家。”用俄罗斯学者们的话说，俄罗斯人就其天性而言，是一个“永恒的漫游者”和“探索者”，他们天性自由，热衷于浪游和寻找。谈到俄罗斯人的这种天性，会立即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位超尘出俗的流浪汉形象，他肩负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已被压缩了的整个尘世生活，正在神情自由但却充满着渴望地走在俄罗斯的大平原上和大森林中。
“精神漫游”在俄罗斯一般人民的生活中存在，在知识分子精英的生活中也得到体现。18世纪后半期的社会思想家拉吉舍夫在其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进行了无际的遐想，他看到了地主的残暴和道德败坏，也看到了农民所拥有的真正的人的特征。因而，他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幻想，特别是在他的《自由颂》这首赞歌中，他渴望英明的君主来实行改革。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自由颂》两部名著的题名就是他作为精神漫游者的最好写照。
伟大诗人普希金曾用非凡形式美的诗篇歌颂爱情、友谊和无忧无虑的欢乐，爱自由是他创作中出现得很早的主题。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充满着不安和激动的感情，带有追求自由和叛逆的浪漫主义的性质，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少是在智力上和道德上都高于社会水平并脱离了人群的人。
在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里所创造的不少主人公，也都是一些精神世界里的漫游者，作者通过他们号召人们本着“纯洁”的基督教精神实行自我完善，以争取达到战胜社会邪恶的目的。俄罗斯人的精神漫游同样出现在革命者那里，纵观近代以来的俄国历史上的起义革命，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那不可实现的绝对。波洛特尼科夫的起义、普加乔夫的起义都是自发的，无严密组织的，杂乱的，幻想用农民理想中的“好沙皇”来统治自己。民粹派们以为用个人的恐怖活动刺杀掉一个沙皇或某个市长就能战胜君主****。
就连神秘的俄罗斯宗教中也出现了精神漫游。18世纪后半期的逃亡教派——亦称“云游派”，企图以世界末日审判的宗教空想来推翻那“不义的反基督的双头鹰王国”。总之，在俄罗斯广大的疆土上，培育出了俄罗斯民族自由的、幻想的、探求的，也是难以长久地原地不动的，并往往以其不安和躁动突破一切规范的精神；同时，在俄罗斯这块城市势力相对薄弱，工业水平相对低下的土地上还培养出了非资产阶级、非小市民的灵魂。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俄罗斯是无限自由、精神幽远的国家，是漫游者、流浪汉和探索者的国家，是自发地狂乱和恐怖的国家，是不需要形式的狄奥尼索斯民族精神的国家。”
蕴涵在俄罗斯精神中的那个二律背反，使俄罗斯又有与上述精神完全相反的一面，即保守、驯服，对个体权利和个体尊严的缺乏认同和尊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怠惰的、不崇尚进取的、有强烈依赖心理的国家。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及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仅只希望有一块黑土地，除此别无他求。基督教信仰中的个人因素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溶解于俄罗斯民族集体的温暖之中，故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讲，他们的“宗教感是平原式的”，是缺乏天主教和新教中的个人攀登向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