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又认为“近年来世界上争霸的是英俄两国，从两国的气质特点来看，英国剽悍贪婪，而俄国正直诚恳，（将来）世界之瞩望会集于俄国”，所以日本“应和俄国结盟分割中国”，“不仅要占领朝鲜、满洲，还要在南洋、印度乃至美洲大陆拥有领地”，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具有独立国家的实力”。
但是，当时的日本内战未息，国力虚弱，自身尚处于列强的股掌之间，缺乏付诸实施的内外条件，“日俄同盟论”只能流于空谈。明治政府只好推行“与列强协调外交”，小心翼翼地追随欧美等强国，充当巨兽后面的豺狗，试探着在侵略中捞一点残羹冷炙。
为了得到列强的帮助，实现吞并朝鲜，逐鹿中原的侵略计划，明治政府开展“鹿鸣馆外交”，大肆崇洋媚外。日本仿造西洋格式大造亭台楼阁，邀请洋人在馆中花天酒地，要大臣贵族带妻女陪洋人跳舞玩乐，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极力离间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再三向俄、美、英、法等国表白：“出兵朝鲜意在保护日领事馆和臣民安全，决无他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的毕恭毕敬和凶残好斗逐渐得到了英美等国的青睐，觉得这个东亚岛国可以充当其侵略中国的小帮手。尤其是英国，由于海外殖民地太多，难以腾出手来在远东和其他列强角逐，决意拉拢日本对付沙俄等国。因此，英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态度最为积极，在开战前夕与日本修订原来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外相金伯利在修约祝词中说：“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此时的日本看到侵略行为得到列强的嘉许和纵容，信心倍增，很快开动战争机器，挑起甲午战争。战争中，日本犹如恶犬，得到列强的声援支持；中国如龙钟老人，既无力搏击又孤独无助，马关之恨由此铸就。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切实尝到了“与强者为伍”
的好处。此后，日本先和英国结盟达二十年之久，后又与德意法西斯为伍，“二战”以后又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一百年间，日本外交结盟时间近八十年，只有二十年处于“单干”状态。
日本外交之所以喜欢“与强者为伍”，主要出于日本长期奉行扩张型的对外战略。想当年，日本明治政府刚刚建立，国内尚立足未稳，明治天皇和他的大臣们就在酝酿对外侵略。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为得朝鲜发动甲午战争，为侵“满洲”与沙皇俄国开战，为吞山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独占亚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受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虽然改弦更张，放弃战争权力，不再搞军事侵略，却转而大搞经济扩张。日本商人四处并购企业，夺占市场，收购狂潮一度扫荡大洋彼岸的美国。其贪婪和进攻性除了没有硝烟和血腥外，与战前别无二致。
但是，军事侵略也好，经济扩张也罢，日本这种扩张型的对外战略在实施中，始终受到本国国力缺陷的制约。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四面环海，仅限于几个岛屿，面积不过37.8万平方公里，只有美国的1/25、苏联的1/60，缺乏足够的战略安全纵深。而且这些岛屿上还缺乏近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各种矿产资源，国家生存严重受制于海外。
在近现代，这些先天性缺陷，使日本的对外军事扩张深受制约，常常出现“眼大肚子小”、力不从心的情况。
首先，随着侵略范围的扩大、树敌增多，其国力增长远不能满足扩张野心的需要。平时扩军备战屡屡出现财政危机，为了筹措军费，甚至要求国民“改三餐为两餐”；战时一再陷入国库空竭的险境，导致日本常常要“赌国运”背水一战。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从原料到市场都严重依赖英美等国，其扩大侵略的行为总要受到英美的牵制，难以尽遂其愿。鉴于此，日本统治集团往往把寻求强有力的外援，作为弥补自身国力不足，增加战争实力的重要手段。“二战”以后，日本军事发展受制，国土安全、战略资源的供应安全只有仰仗美国，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扩张。
“与强者为伍”还是日本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综观国际关系发展史，国家之间的竞争方式可以分为领土博弈、财富博弈和科技博弈三种。近现代的国家竞争同时具有领土博弈和财富博弈的双重性质，国家发展不仅靠经济贸易还要靠武力掠夺。
为了在这两种博弈中取胜，日本就得通过对外扩张，占领更多的领土和市场。但是，侵略战争不仅会遭到被侵略国的强烈反抗，还会引发日本与列强的冲突。由于日本发展起步落后于欧美，国力存在缺陷特别是资源供应又受制于他国。所以，只有寻找大国做靠山，借强者之力，才能在侵略中狐假虎威，防止其他列强插手战争，夺取侵略果实；才能尽可能多地争取列强对其侵略行为的支持，孤立和削弱被侵略的国家与民族，为夺取战争胜利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二战”以后，各国的竞争重点开始转向财富和科技博弈，主要依靠投资、科技的竞争实现国家发展。
然而，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的基调并没有改变。日本要在竞争中取胜，仍然需要政治、军事权力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再度发挥了“与强者为伍”的外交本能，与主宰自己命运的世界第一大强国结成同盟关系。通过缔结日美同盟，日本得以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用美国对世界各地的控制获取稳定的战略资源，利用美国的支持重返联合国、挤进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综观一百多年来的日本外交，“与强者为伍”实际上是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具体化。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长期在科技经济文化上占据优势，所以对日本而言，“与强者为伍”就是与英美等国同道。
明治时期，日本外务省内“亲英美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侵略扩张多能得到英美的纵容或支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迅速崛起产生了重大作用，英日同盟可以说是这种亲英美外交的具体体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摆脱传统的外交战略取向，与德意联手同英美分庭抗礼，企图“自主”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但结果却一败涂地。
英日同盟和三国同盟的历史经验教训，促使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取向再度向美英回归。战后，日本统治者认为太平洋战争失败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分清“真朋友”、“假朋友”，和国力贫弱而又靠不住的德意形成“弱弱联合”，终难对付英美的强大实力。只有与真正的强者力伍，归顺而不是反叛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才是日本外交的上策。为此，在“二战”期间就反对同美国交战的吉田茂担任首相后，主动迎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再度把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点放在与英美等国尤其是同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上面，建立了日美同盟。
以强国为“轴心”，是日本“与强者为伍”外交的又一特征。由于和日本为伍的国家国力都大于日本，日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总是有求于人超过人求于己。所以日本与盟国的相互地位总是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对强国来讲可能只是其外交的一个方面，对日本来讲却是整个外交政策的轴心，如英日同盟时期以“日英关系”为外交轴心，三国同盟时期又宣称以三国同盟为轴心。
“二战”后，以联盟为外交轴心的传统不仅依然保留下来，而且还得到“发扬光大”。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日本始终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唯美国马首是瞻。冷战结束后，随着同盟关系的调整，日本虽然在同盟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提升，但日弱美强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外交的轴心、基础。
“与强者为伍”的对立面是与弱者为敌，远交近攻。回顾日本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和民族是在英美强国的提携下，踩着亚洲国家的头颅，一步步爬到了今天的国际地位。“二战”以前，曾在列强的支持下对亚洲弱国百般欺凌；“二战”后，受美国的庇护，在朝战、越战中大发横财，搞经济渗透；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又强化日美防卫合作，企图干预邻国内政。作为日本的邻居，了解日本外交的这个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