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里勒台授于部落首领的权力，是来自于氏族部落，而不是一种脱离和凌驾于部落之上、脱离部落成员的公共权力。比如汗位继承者一般是由忽里勒台选举产生的。像合不勒汗有7个儿子都不曾被委付，却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子俺巴孩管了；铁木真被推举为汗时，共有5个候选人，其他4人（包括合不勒汗的孙子阿勒坛）都因为不符合条件落选。由此可见，当时虽已在一定家族内物色汗位继承人，但最终仍须忽里勒台选举产生，大家认可，才被视为合法继承人。汗的权力基本上是率领部众进行复仇、掠夺和围猎并主持掳获物的分配。这种军事掠夺的发展，使汗又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军事首领凭借自己部落的力量，逐渐加强自己氏族内部的权力，愈来愈摆脱民主制的约束。起初，发动一次战争还要经过氏族贵族公议，军事首领的职责是执行大家的意旨。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汗权的加强，基本上由汗说了算。
忽里勒台和汗所构成的权力是产生于氏族部落之中的军事民主制。游牧民族的军事民主制管理形式，一方面保留了氏族的民主习惯，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频繁发生，军事征战成了部落的经常活动。这种军事民主制的管理形式是建立在游牧经济的基础上的，部落成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亦兵亦牧的经济成分是军事民主制得以充分实行的重要因素。但是，王权世袭制的产生和最终代替军事民主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以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变为世袭制”了。这种变化是步人阶级社会，迈向文明的具体表现。
3．千户制管理形式
千户制管理形式是蒙古部落中管理部落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它是以军事管理的形式出现在蒙古部落中的。由于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过着动荡的游牧生活，脱离氏族的个别成员很难维持生活；由于保卫本族，进行复仇和掠夺外族的需要，蒙古部落中集体游牧方式颇能适应这种征战的军事行动，于是，基本上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就成了亦军亦牧的父系血缘组织。部落首领就是靠众多的“古列延”来打天下的。为了便于部落首领调动，往往按人们习惯的十进位制将他们编成千户、百户、十户，层层统领，招之即来。随着部落间战争的不断扩大，部族融合的现象已普遍存在，血缘组织逐渐被地缘组织所代替。成吉思汗三世祖合不勒汗之子忽图剌汗时，就把蒙古部落辖地划分为左、中、右三个翼，汗本人统辖左翼，合丹太师统辖中部，阿里黑赤那统辖左翼。这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域性的行政组织。本氏族的成员称为“合刺抽”（自由民），外族人称“属民”。汗有权从各氏族的“合刺抽”和“属民”中征收捐税和调动军队。铁木真初立为汗时，为了军事的需要和牧战的分工，由24人分管十职，即“带弓箭”、“管饮膳”、“管牧羊”、“管修造车辆”等等，并派孛翰儿出、者勒篾两人“与这众人为长者”。由于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因而有必要把他们划分成各种品级，于是出现了万户、千户、百户、十户至士兵这样一种上下级统率关系。在13翼之战中，成吉思汗就是把自己的1万3千军人按照万、千、百人点数，也组成了13个“古列延”，迎击札木合的13翼大军，在灭乃蛮的战斗中更是把军队按照千、百、十组织起来，并委派了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这些人作战时是军中首领，休战时是地方首领，因而蒙古族的军事组织也是军政合一的。
千户制是蒙古部落在统一蒙古高原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它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部落的凝聚力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埋葬部落制的掘墓者。到成吉思汗立国后，全面实行了千户制，分封三个万户、九十五个千户，把全蒙古“编组千户，让共同从事建国事业的人们作千户那颜”，使蒙古族部落管理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元朝统一全国后，确立了蒙古人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以千户长、万户长等组成的那颜封建贵族阶层迁居内地城市，担任元朝政府的文武官员。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元朝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统治体系外，对蒙古地区继续推行领户分封制。按照元朝政府的等级划分，皇帝和许多大封建主——鸿台吉、台吉、王一样，拥有几个“兀鲁思”、“土绵”，成为自己的世袭领地，而中、小封建主则领属自己的“鄂托克爱玛克”等大小不等的世袭领地。这种以部落制度为基础的封建领主统治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清朝中叶，清政府在蒙古地区逐渐取消了蒙古族原有的领地之间的区分和统属关系，大致在“鄂托克或爱玛克”的基础上，按照满族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进行改编，建立起了新的组织——旗。当时按地区和部落的统属关系有札萨克旗、总管旗、喇嘛旗等之分，以扎萨克旗为最常见。旗为军、政合一组织，既是清朝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基本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族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旗设“札萨克”（旗长），由中央政府委任旗内蒙古族封建主中有功于朝廷者担任。旗以下行政单位为“佐”（或称“箭”），佐下每十户设一个“代长”。贵族或部落头人每一家族都有一个族长，掌管族内事务，统属旗札萨克的管辖。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通常由中央政府任命各旗中的一位札萨克兼摄盟长。会盟时由盟长主持，审查各旗箭丁，决定佐领的改编等事项。对地方事务主要起监督的作用。盟、旗之上有清朝政府驻防将军、都统、总督、大臣等管辖。清朝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的这一盟、旗制度一直保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但是，盟、旗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和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我们在现在内蒙古地区的行政区划中仍能看到用盟、旗作为区域名称。
三、哈萨克族部落的管理体制
哈萨克族形成于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其民族是在三个大玉兹（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哈萨克汗国建立后，古老的氏族部落体制与封建统治相结合而形成了本民族固有的统治方式，表现在对部落的管理上就是氏族残余与封建关系相结合的宗法封建统治。
哈萨克族的部落管理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在氏族部落社会组织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比如阿吾勒、氏族、部落等各级组织各有自己的首领，这些首领一般都是在自己组织内推选或世袭的。而不是上一级首领指定或加封的。每一个首领各自管理所属组织。大小首领之间是上下臣属关系，小首领须服从大首领，在此基础上随着封建游牧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既保留氏族部落制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又具有封建制特征游牧宗法封建职官制度，从而以牧场、牲畜占有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形成了汗、小汗、苏丹等封建阶梯的世袭等级制度。法律公开确认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其社会基本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统治阶级包括可汗、苏丹、比、巴图尔、部落头目和牧主及宗教上层，被统治阶级是牧民、牧工和奴隶。哈萨克族的政治制度是氏族部落制和封建制相结合的产物，它既保留了氏族部落制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又具有封建制的特征，是一种宗法封建制的政治管理体制。
在哈萨克汗国时期，它的官职主要有可汗、汗、苏丹、比、乌鲁巴斯、阿克萨卡尔、阿吾勒巴斯。可汗、汗和苏丹他们自命为成吉思汗后裔，是贵族阶层，被称为“白骨头”；而比和各氏族部落头目一般都来自平民阶层，被称为“黑骨头”。
“可汗”是汗国的最高统治者，统领三个玉兹、各玉兹、各部落都必须服从可汗。可汗不但统辖全国武装力量，有权调动各玉兹、各部落的军队，而且直接掌握行政管理权和司法权，同时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可汗”一般为世袭，拥有不少官员和侍卫。可汗如无嗣（成年儿子），则由其兄弟或兄弟之子继位。
可汗与苏丹、比构成了汗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他们共同处理汗国的内外大事。对内，制订法律，处理各部落间的纠纷和重大刑事案件；对外，负责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并率军队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汗国领土，或出兵攻打周邻地区，并拥有向属众课税和征役的权力。如《头克汗法典》第32片断规定：“凡有力量携带武器的人（除苏丹外），每年应将自己财产的二十分之一作为赋税交给汗和行政人员。”同时，贵族还享有各种特权，白骨头打死黑骨头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黑骨头打死白骨头要一命偿七命。如《头克汗法典》第3片断规定：“凡杀害苏丹或和卓者得交受害者的亲戚七男人的昆。”可汗一职虽为世袭制，但历史上的推举制仍有保留。每一个新可汗在继位之前都必须经过各苏丹、比和部落头目的会议通过。凡新继位的可汗都必须举行就职仪式，即：拿来一块精美的白色毛毯，让新可汗坐在毯的中央，苏丹、比和各部落头目等站在白毛毯的周围，手拿白毛毯的两边，将毛毯和可汗高举三下，并高声欢呼，然后由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为可汗祝福。经过这一仪式后，才得到各部落的承认。在哈萨克汗国时期，较著名的可汗有克烈汗、贾尼别克汗、哈斯木汗、额什木汗、扬吉尔汗和头克汗等。
“汗”是玉兹（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汗一般都是可汗之子或宗亲，必须听命于可汗。但事实上，各玉兹的汗往往自行其是，不受可汗的约束。在哈萨克三个玉兹中，阿布赉是最著名的中玉兹的汗。
“苏丹”是兀鲁思（封地）的最高首领，它是哈萨克族皈依******教后产生的官号。“兀鲁思”为蒙古语，其原意为“百姓”，后引申为“国家”、“领地”等义。哈萨克中的兀鲁思具有地缘的性质，与领地相当。苏丹一般也由可汗之子或宗亲担任，所以兀鲁思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封地。
“比”是哈萨克族历史上最有特色的官职。这一官职在乌孙时代便已存在，当时汉语译作“靡”。比的权力如同执法人员，类似法官，他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各类民刑案件，维护社会安定。其人必须能言善辩，娴于辞令，精通哈萨克习惯法，善于处理各类诉讼案件。是部落头目统治牧民的助手，有的直接成为部落头目。比作出的各种判决，人们必须服从，有些比还为可汗、苏丹或汗出谋划策，成为他们的主要谋士。比大多数出自富裕平民家庭，原来主要是推举产生，但有些声名显赫的比去世后，多由其子继承其职，这样，原来的推举制逐渐演变成为世袭制。
“巴图尔”，是指作战骁勇，为人们所公认的功绩卓著的英雄。他的职责是负责捍卫国土、抵御外敌入侵，保护本部落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有一部分巴图尔成为哈萨克汗国时期的军事头目。
“部落头目”是哈萨克汗国的基层官职。这一职务最初由选举产生，一般是由有权势的“比”或大牧主担任。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这一职位变成世袭。部落头目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处理本部落的大小事务及征收各种赋税。部落中的牧主（巴依）不但拥有大量牲畜，而且雇佣贫苦牧民为其干活，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地位，有的还担任阿吾勒巴斯、阿克萨卡力、乌鲁巴斯及部落头目等基层职务。成为哈萨克汗国的忠实维护者。
哈萨克族臣属清朝后，清政府在原有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以爵位和职位委任大小部落头目，形成一种氏族部落制度和清朝政府的君主****制度相结合的管理形式。清政府在哈萨克族部落中设置的职位主要有公、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藏根、千户长、百户长和五十户长等。公一般由大部落的头目担任，千户长、百户长和五十户长大多由氏族头目担任。这种管理制度是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公之下有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藏根等；乌库尔台之下有13名扎楞；每个扎楞之下有13名藏根；每个藏根之下有13名百户长。
“公”是清政府封的一个重要爵位，有镇国公和辅国公之分，且以赏赐顶戴花翎为标志。清政府赏赐哈萨克族顶戴花翎者大多是部落头目和王公贵族，并且是在入觐进贡时赏赐的。哈萨克族三个玉兹的部落头目都受过此类爵位，如中玉兹（左部）阿布赉的儿子们均受赏过公爵，戴宝石顶双眼花翎。但也有一些是有功于清政府而受赏的，如嘉庆五年发生在哈萨克偷窃乌梁海马驼一案，萨呢雅斯四子罕巴尔“拿贼奋勉，奏赏五品顶戴。是年拿获哈萨克抢夺济默尔克卡伦递送公文兵丁一案，奏赏戴花翎”。由于清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治是在不改变原有部落制度的基础上，对部落头目封官加爵，委以重任，因而使部落制度得以完整的保留，并冠以清政府的各级官名，对部落成员进行统治。据《西陲总统事略·哈萨克源流》（卷11）记述，嘉庆年间，哈萨克的汗为瓦里，哈萨克的王为姜霍卓，被授公爵的有波浦、卓勒齐、杀害、哈色木、色德克、阿的勒黄勒坦、库库岱、阿帕斯、巴格力、多索里、沙木哈穆特等。另据一些资料记载，清代中国塔城地区的哈萨克有王一人，公一人。阿勒泰地区有两个镇国公、一个辅国公，伊犁和昌吉分别有一个辅国公。
“台吉”源于汉语“太子”。成吉思汗和元朝时期，这一称号只用于皇子（皇太子称“鸿台吉”，诸子称“台吉”），后来台吉这一称号逐渐演变成为蒙古和藏族地区贵族的尊称。清政府沿用这一名称作为封爵之一，在王、贝勒、贝子、公之下，分一至四等，用来封赠西北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贵族首领。
民国时期，哈萨克地区基本沿袭清朝的管理制度。袁世凯就任总统时，封阿勒泰地区克烈部落的精思汗公之子艾林为郡王，封乌木尔台为公，封马米和扎克热亚为贝子，另有12个台吉、12个乌库尔台。台吉、乌库尔台、扎楞和藏根则由本氏族部落推选，再由政府加以委任。塔城、伊犁等地仍实行千户长、百户长制度。从1942年起，新疆省政府取消了自清朝时期沿袭下来的爵位和职位名称，改以民国地方行政官员的名称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保长、村长等代替。但部落头目的特权仍然被保留。因此，一些部落头目既是县长或区长，同时又是某一部落的头目，可以对管辖区域内的各地部落成员进行管理。这也是哈萨克族部落制度一直能够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个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哈萨克族的部落政治制度是金字塔式的，等级较为严明的封建宗法制。其政治系统是从三个玉兹往下辐射整个所辖牧区各个部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较为完备的统治体系。尽管哈萨克政治社会中还保留着很多氏族制的残余，封建领主对牧地的占有往往以“部落公有”的形式出现，对牧民的剥削也常常披着“氏族互助”的外衣，但这并不能掩盖封建所有制的实质。因此，对哈萨克族部落政治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游牧宗法封建制的特点和特殊社会历史现象，对阐明游牧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裕固族部落的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