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目前全面系统研究游牧民族部落制度的资料还十分薄弱，我们只能从零星的有限的资料中发掘部落制度的发展轨迹。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部落制度研究状况的分析、研究、归纳，我们发现仍存在一些学术上争论的问题，有必要向大家作以说明。
二、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一）争论的问题
关于部落制度的研究，在学术界目前尚存在一些争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关于部落的产生问题
目前学术界在论述部落时，基本上是沿用摩尔根的观点，认为部落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部落是由互相通婚的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已达成共识。但就氏族和部落的产生时间还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氏族和部落是同时出现的；有的学者认为，先出现氏族，后出现部落。提出氏族和部落同时产生的代表是前苏联学者柯斯文，他认为，既然部落是由两个以上互相通婚的氏族组成，实行的是外婚制，那么，各个氏族必然要和其他某个氏族发生姻亲关系，而相互间结成婚姻关系的氏族，就构成了部落。所以，只要两个相互通婚的氏族的姻亲关系一确立，部落便随即产生。提出氏族先于部落出现，以我国学者杨垄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氏族外婚制和部落内婚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外婚制是严格的，而内婚制是不严格的。从我国民族学的一些调查资料看，氏族制度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残余制度，而部落制度就不一样，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部落制度尚均完整地存在着，有的部落甚至是近一二百年内才开始形成的，其氏族制度已不存在，仅有某些残余尚存。这足以说明氏族与部落并非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只是代表着民族共同体的两个相互继承的不同发展阶段。因为“部落并非单纯的血缘组织，它同时也是一种带有政治、军事性质的组织。因此，它是不可能和氏族同时产生的”。
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只能从一些史籍、考古资料和民间传说中来研究其社会组织形态，而双方研究问题的切入点不同，又是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古代社会问题，因而出现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我们认为应把二者的观点综合起来看，放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部落的产生问题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凡是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其发展阶段是原始人群、氏族公社（包括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发展到国家，应该说先产生氏族，因为最早的氏族可以是氏族内群婚，只有当氏族外婚制确立，才出现部落。但是，在血缘部落时期，也就是部落产生初期，氏族和部落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如：蒙古族传说中的始祖“苍狼”与“白鹿”，很显然就是以“狼”和“鹿”为图腾的两个互为婚配的氏族，他们是组成早期蒙古部落的基本单位。按照部落的定义，部落是由两个以上互为婚配的氏族组成，也就是说只要两个互为婚配的氏族一经发生这种血亲关系，部落就诞生了。因此，氏族与部落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在地缘部落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交换的扩大，战争的频繁发生，这一切使从前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的氏族部落产生巨变，原来的血缘共同体开始瓦解，共同地域的界限逐被打破，弱小氏族和部落此时已认识到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免遭掠劫，继续生存下去，于是有的自愿依赖和投靠于较强大的部落，有的战败被掠入强大的部落。这种打破血缘关系，而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地缘部落的出现，表明氏族制度的各项职能已开始被部落制度所代替，从原先的以血缘为纽带变成以地缘为纽带。为了对付复杂的部落战争，它的政治、军事性质就显的特别突出，所以说这种部落产生于血缘氏族瓦解之后。因为地缘部落时代出现的部落基本上是战争后的重组，部落间争斗的结果，胜者遽然兴起，败者合族破灭，并渐渐融入他族。氏族的作用逐渐被部落所代替，开始慢慢消失，并逐渐“演变为部落的组成部分，后来才逐渐为家庭所代替”。
2．关于狭义部落和广义部落的争论问题
在部落的理论表述中，以前我们还未遇到部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种狭义和广义之分的概念，也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在我国出现的。狭义部落和广义部落之分反映了东方学者（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西方学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观点，我国学者在研究部落理论问题中大都沿用传统的方法，把部落定位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这被认为狭义部落。根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一论及部落就认为是远古时代的事，因而不存在狭义、广义之说。至于在阶级社会的部落体制我国学者则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残余的形式存在而已。而西方学者在研究部落制度时，与摩尔根的观点就有所不同，其中以霍尼格曼为代表，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词典》中认为，部落“具有共同的领土、共同世袭的传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族称，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连接诸如村落、群居、区域或世袭等较小集团的基础”。霍尼格曼的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赞同，因而就有了广义部落之说。按照广义部落之说，就是将构成部落基本单元的血亲氏族扩展为诸如村落、群居、区域或世袭等各种不同成分的集团，这种解释“部落”的术语使人对部落的理解就有点含糊，认为只要一个社会的成员是食物生产者，占据一块领地，分享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但还没有设立起超越地方亲属集团的政治组织，这样的一个社会便是部落。由于解释部落的这种概念覆盖宽泛，因而广义部落对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部落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关于部落的性质和政治组织的争论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对部落社会组织和政治系统的理解上，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不同，所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演进公式，即：氏族一胞族～部落一部落联盟；队群～部落一酋邦。前者多为我国学者所沿用，后者多为西方学者所沿用。按照摩尔根的学说，以美洲印第安人为例，“一开始是氏族，到最后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他们的政治制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现将其组织体系表述如下：第一，氏族，是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系团体；第二，胞族，是有亲属关系的几个氏族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结合的一种更高一级的集团；第三，部落，是若干氏族结成的集团，通常分组为一些胞族，全体部落成员说同一种方言；第四，部落联盟，联盟的成员各自说同一语种的不同方言。这种组织体系形成了一种氏族社会，它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有所区别”。这里摩尔根把部落的演进公式参照美洲土著人生活，作为原始社会的典型情况来叙述的。因而这一观点被后来学者在研究部落问题时所普遍沿用。提出队群一部落一酋邦演进公式是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人类学界沿用较多的公式。对于这个公式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是第二代新进化主义学派E·R·塞维斯和s·萨林斯，他们认为，集群社会是由若干核心家庭构成的30一100人的集团，狩猎、采集经济和互惠制是其特征；部族社会以血缘或结社为媒介构成了超越集群社会的社会组织，这是与新石器革命后开始的动物饲养、植物栽培经济相对应的。酋领制社会与定居农耕相对应，出现了共同体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公共事业、仪节礼式等相关联的再分配经济，再分配的权威人物——首领、圣职者开始世袭，发生族内婚。上述两种关于部落的演进公式的出现，代表了两种论述部落的观点，因而出现了对部落性质和政治组织的争论。前者认为部落具有政治组织的性质，后者认为部落具有社会组织的性质，前者把部落看做是一种“政治方式”，而后者认为部落不是政治单位。我们认为，二者在研究部落理论中都有其一定的合理的成分，但又有不全面的地方。因为前者是得自19世纪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时代局限性很大，且主要论述原始社会的情况，对阶级社会的部落未涉及到；而后者虽然主要取自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但却没能充分吸收前者的科学成分，没有充分顾及到各国部落制的历史，所以，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于是综合两种部落演进公式的第三种公式也出现了，即队群一氏族一部落～部落联盟一酋邦。我们基本上赞同这第三种演进公式，因为他们相互补充，似乎更能反映部落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部落的性质，我们认为，应放在不同时期进行分析。在部落产生初期，其性质是一个社会组织，但又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到部落的后期，其性质已不单纯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往往是一个集政治、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政治组织。所以说，早期部落社会性质浓厚，晚期部落政治性质浓厚。至于部落的政治组织功能，我们比较赞同王希恩先生部落具有“政治系统”的观点。“政治系统是社会用以协调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制度。”所以说，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政治系统就相伴始终，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组织，各个时期的政治功能虽然是不一样，但用以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协调和管理的作用却是相同的。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政治系统只有简单和复杂、粗疏和完备的问题，而不存在有和没有的问题。因此，对部落政治系统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部落的性质和政治作用，对研究阶级社会时期的部落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部落研究未涉及的问题
在我国学术界，对部落制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未涉及的问题。对于部落的研究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沿用摩尔根的观点，只是对原始社会的部落制度研究较多，而对阶级社会的部落基本上认为是存在相当长的时期的一种残余形式。因而，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只要一提到部落就认为是古代社会的事情，而与近、现代社会似乎无多大关系。那么部落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是否消失而只是残余了？阶级社会的部落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阶级社会的部落情况在《中国藏族部落》和《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两部书中已有所涉及，说明一些致力于部落研究的学者已看到了这一情况，开始接触到以前部落制度的研究中未涉及的问题，并取得了部分成果。如洲塔先生的《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一书，就以甘肃藏区部落制度为例，对元代以来一直到1958年的藏族部落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而且摆脱了部落是阶级社会的残余的观点，认为部落制度在甘肃藏区社会内部发挥了巨大作用，部落组织集生产、行政和军事三项职能于一体，部落制度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藏区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可见阶级社会的部落并不是以残余的形式而存在，而是作为统一中央王朝政权下的一级行政单位而存在于藏民族中。这就说明，我国从事畜牧业经济的游牧民族，在阶级社会中，其内部的部落制度普遍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要重视起来，至于部落后来在阶级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它的运行机制如何等未研究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认真的探索，这对于从事部落研究的人员来说则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