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教授张崇琛
古今对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第60章） 一语的解读， 大都集中在“不扰民”
一点上。如《韩非子·解老》云：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 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故以理观之， 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其功， 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 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 治大国而数变法****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 不重变法。故曰： “治大国若烹小鲜。”
韩非子指出， 正如“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 （即失去其光润的鳞次） 一样， 治理一个大国而政策反复无常， 也会令民众无所适从， 深受其苦。这就是韩非子所理解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道理。此后的《老子》研究者们也常常遵从韩非的这一见解。如晋代的王弼释此句曰“不扰也”， 宋代的苏辙在《老子解》中更进一步发挥说：
烹小鲜者不可扰， 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 扰则鱼烂。圣人无为， 使人各安其自然， 外无所烦， 内无所畏， 则物莫能侵， 虽鬼无所用其神矣。
韩非认为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 苏辙认为“扰则鱼烂”， 虽其程度有深浅之不同， 然都以此句的蕴义为“治大国者不可烦”。直到清初的傅山， 仍在其《读老子》中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不多事琐碎也。” （《霜红龛集》卷三十二）
实际上， 老子关于治国不可扰民的主张， 乃是源自他的“无为” 思想， 即在上者应“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老子·第2章》）， 只有这样， 才能以“无为” 的姿态来达到“无不为” 的目的。这道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至于以烹鱼言治国的妙喻， 则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人马其昶曰： “《毛传》云： ‘烹鱼烦则碎， 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 义本《老子》。” （冯振《老子通证》引） 看来以烹鱼喻治国， 在秦汉间人那里已成为常用的比喻， 而其义实本于《老子》。再后， 更有不少的政治家， 还运用类似的比喻来阐述老子的这一主张。如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駞传》便以种树为例， 同样阐明了“不害其长”， 不事苛扰的居官理民之道。时至今日， 这种“不扰民” 的思想已越来越成为进步政治家的理念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而“烹鱼”、“种树” 之类的喻义也早已深入人心。
应该说，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的“不扰民” 之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 倘要深入探讨， 则其中所包含的微义尚不止此， 至少以下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一” 与“多” 和谐统一的思想。凡烹鱼， 鱼总是要有的， 这便是“一”； 但光有鱼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作料， 这便是“多”。而将鱼与各种不同的佐料放在一起烧制， 从而烹出味道鲜美的鱼来， 这便是“一” 与“多” 的和谐统一了。老子善以水为喻，而且也说过“鱼不可脱于渊” 之类的话（36章）， 所以他应该懂得如何烧鱼的， 因而其“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包含了“一” 与“多” 和谐统一的道理， 当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 早在春秋时期， 与老子差不多同时的晏婴， 即以烹鱼为例， 来谈“同” 与“和”
即“一” 与“多” 和谐统一的命题了。当齐侯问晏婴“和” 与“同” 有什么不同时， 晏婴便告诉他：
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燀之以薪， 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无争心。……声亦如味， 一气， 二体， 三类， 四物， 五声， 六律， 七音，八风， 九歌， 以相成也； 清浊， 小大， 短长， 疾徐， 哀乐， 刚柔， 迟速， 高下，出入， 周疏， 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 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认为， 烹鱼肉必须加上水和醋、盐、梅等调料一起放在火上煮， 然后由“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其不足， 以泄其过”， 才能做出可口的羹来。声音也是同样的道理， 要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高下等要素的“相济” 当是必要的。但正如“以水济水” 无人会食用一样， 若琴瑟只弹奏单一的曲调， 也是无人去欣赏的。由此， 晏婴得出了一个结论： “君臣亦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治国也需要各种因素的“相济” 和互补， 也需要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当然， 在各种因素中自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 例如烹鱼， 佐料虽多， 但鱼总是占着主导的地位。奏乐也一样， 五音繁会、六律协同， 主旋律还是要有的。可以看出， 在以烹鱼喻治国的一点上， 晏婴的观点与老子的观点倒是十分接近的。
倘再上溯， 则西周时的太史史伯早已有过类似的论述了。史伯在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说：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 刚四肢以卫体， 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 平八索以成人， 建九纪以立纯德， 合十数以训百体……声一无听， 物一无文， 味一无果， 物一不讲。” （《国语·郑语》） 史伯也认为， 任何事情的成功， 都是建立在多样性和谐统一的基础上。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品类太单一了， 连后代都无法产生（即所谓“同则不继”）， 更不要说会有什么动听的音乐， 多彩的物体， 美味的果实， 和可供比较的事物了。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 而且其著书也经常从前人的见解和古文献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所以对史伯的这番话他不会不知道的。而从史伯至晏子、老子的类似论述中（后两者还使用了相同的“烹鱼” 的比喻）， 更可以看出西周至春秋间， 人们对“一” 与“多” 和谐统一这一命题的关注。窃以为， 老子所提出的“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的著名论点， 或许受此影响。只不过《老子》中的“一” 已升华为由道所产生的统一的事物， 而“多” 则是先由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形成的对立面而产生出新的第三者， 然后再由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东西， 从而将不同事物产生的过程更深刻地揭示出来罢了。
二是要准确把握各种事物融合过程中的“度”。烹鱼是一种过程， 具体地说是将鱼与各种作料如醋、盐、梅等和水合在一起， 然后放在火上烧制的过程， 其最终的结果是各种要素的和谐统一， 即美味的鱼。倘若在这一过程中， 各种要素不能协调和谐， 有机的统一，那么就无法得到美味的鱼。因此， 烹鱼过程中的火候掌握是至关重要的。火候不足， 各种要素的潜能无法充分发挥与融合， 鱼的味道固然不佳； 而火候太过， 鱼被煮烂， 佐料变质，鱼也不能成其为美味。因此， 要将鱼烹的恰到好处， 美味可口， 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烹鱼过程中的火候即“度”。
治大国也像烹鱼一样。要使各种复杂的矛盾取得平衡， 要将各种不同的事物协调一致，并使之共生共存， 互相促进， 也需要把握和谐统一过程中的“度”。既不要不到位， 也不要太过分， 即所谓“过犹不及”。这一思想在后来曾被孔子概括为“中庸”。朱熹《论语集注》云： “中也者， 无过、无不及之名也。” 这就是说， 为达到一定的目的， 在实现的过程中，既不能“过”， 也不能“不及”，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握住“中”， 即恰如其分， 恰到好处。
应该说， 孔子“中庸” 之道的提出， 既是对尧、舜以来“允执其中” （《论语·尧曰》）
思想的继承， 也与前述史伯和晏婴所论述的“和” 是分不开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所以必须重视“和”， 即“和而不同” 与“和实生物”； 而要实现“和”， 则最好的途径便是“中”。具体到老子来说， 他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和” 或“中”， 但他通过“治大国若烹小鲜” 这一妙喻所阐明的道理， 应该是包含有“中” （即对“度” 的把握） 这一因素的。当然， 老子在烹鱼的喻义中所阐明的只是治国之道， 而孔子则将其发展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即“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 这一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总起来说，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一语所包含的蕴义是十分丰富的， 其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在老子认为， 治国既不能扰民， 同时也要注意各种因素的相济， 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 把握好统治之“度”。而作为在上者， 尤其不能一意孤行， 为所欲为， 失去了做事的分寸。如果说这些思想在“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还是以喻义的形式委曲表达的话， 那么在他的另外一些言论中便直言不讳了。如他对统治者扰民的谴责是：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17章）
大制不割。（28章）
不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37章）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57章）
因为统治者不值得信任， 所以才会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 最完美的管理应是不出于勉强； 统治者根绝欲望， 天下将自然稳定； 法令越森严， 盗贼反倒越多。这说的再明确不过了： 最好的管理应是顺应民意， 不加勉强。如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欲， 用苛烦的法令来干扰和束缚人民， 那么， 他们非但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甚至还会制造出更多的盗贼。接着看老子对和谐相济思想的论述：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 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77章）
所谓“天之道”， 也就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认为应该减少有余以用来补给不足， 这样才能达到人与人间的和谐。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正相反———偏要剥夺不足的， 以用来供给有余的人。如此则只能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 穷苦人的利益得不到关注， 社会便永远不可能和谐有序了。为此， 老子还进一步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和谐景象：
朝甚除， 田甚芜， 仓甚虚， 服文彩， 带利剑， 厌饮食， 财货有余， 是谓盗芋。
一方面是农田很荒芜， 仓库十分空虚； 一方面却是统治者住着美好的宫室， 穿着锦绣衣服， 佩带锋利的宝剑， 吃着精美的食物， 占有着多余的财富。这种极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对一个“大国” 来说， 的确是十分可怕的， 难怪老子径称这些统治者为强盗头子（“盗芋”）
了。再看老子对统治者过度行为的警告：
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
民不畏威， 则大威至。（72章）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74章）
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75章）
统治者盘剥无度， 肆意妄为， 自以为“强梁”， 到头来却不得好死。当他们的压迫到了一定限度， 即人民不怕威力的时候， 那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到了那时， 再用死来吓唬他们也是无济于事的。可见， 老子是坚决反对统治者走向极端的。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 老子之所以要用“烹小鲜” 来喻“治大国”， 实与他的整体思想特征有关。老子思想具有明显的阴性特征， 即尚阴观念， 或曰雌守观念（“知其雄， 守其雌”）。而鱼与水都具有阴柔的品性， 所以老子不但常常把水比作道， 称赞水的美德（“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也用鱼及与鱼有关的事情来阐明道（如“鱼不可脱于水”、“民忘于治， 若鱼忘于水”）。这样一来， 不但加深了人们对老子“道” 的阴性特征的理解，同时也使《老子》一书具有了鲜明的文学色彩。但正如一切形象都大于思维一样， 《老子》一书中的有些形象（包括“治大国若烹小鲜”）， 遂令后人很难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明晰的语言来准确地加以表述了。而从另外一面来说， 这却是老学万古常新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