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堪称中国商帮中最值得重视和尊敬的群体，这不是时下跟风，而是有历史的原因和事实的依据。浙商群体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她的育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浙商成长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基因有别于其他。浙江面海通江，处在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人多地少、单凭土中刨食难以维生的困境，使得从事工商业活动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这种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则离不开浙江尚文重教的地域文化优势，离不开浙东学派长期以来“工商皆本”的呼吁，离不开当地民众敢于冲破清规戒律的勇气，更离不开浙江人通过复杂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经商网络。其次，浙商兴起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状况不同。唐、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浙江被称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明代之后，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最先在浙江出现，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在中国声名远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史有“遍地龙游”和“无宁不成市”之说。鸦片战争后，中外通商交汇的步伐大大加快，海风拂面，大大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经济发生千百年未有之巨变。大胆聪明的浙江商人善于把握机遇，以家乡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以全国乃至海外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经商活剧，浙商也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活跃的地域性资本家和企业家集团。
我们今天所称道的浙商群体，就是数百年来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商帮的延续。一百多年来的“洗礼”，使得她能够从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群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成就当今中国“第一商帮”的美名。这里对于近现代以来浙商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想谈谈三方面的看法：
一、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杰出商帮，浙商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浙商自近代以降，异军突起,迅速取代了历史上曾叱咤风云的晋商、徽商，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商帮，这是历史事实，不再赘言。我要说的是，在浙商崛起的一百多年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使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且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浙江商人群体所表现出的顺应时变、图存竞胜的能力，这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特征，造就了一支永不落伍的坚强队伍，也为他们的时代贡献出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浙江商人善于抓住机遇，引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潮流。鸦片战争以后，实行“五口通商”政策，宁波、上海等相继开埠，使得原本就较为活跃的浙江商人更加如鱼得水。那个时期，浙商主要以宁波为根据地，以上海为桥头堡，以长江中下游乃至京津、香港等地为活跃场所，广泛涉足工商行业，创造了许多“第一”，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以及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在从沙船到轮船的转化过程中，是宁波籍买办捷足先登，集资向英国商人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其后，叶澄衷、虞洽卿等一批浙江商人先后涉足轮船航运业，与外商一争高下，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尤其是虞洽卿先后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及三北轮船公司，打破了洋商轮船和官办轮船的垄断局面，成为当之无愧的民营航运业翘楚。比如从钱庄到银行的转型，浙江商人亦执近现代金融业之牛耳。童今吾发起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刘鸿生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秦润卿创办了上海棉业银行，项茂松创办了宁波实业银行，邬挺生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黄楚久创办了日夜银行等等。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其董事和经理，也多由浙江商人出任。通过投资组建和不断渗入新式银行，浙江商人的金融势力大增，“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银行之外，浙商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新兴的金融行业中也是独占鳌头，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皆出自于浙商。再比如，在新式商业兴起的过程中，浙江商人也引领着时代潮流。上海的许多新兴行业，都是由浙江商人率先经营，或者是由浙江商人后来居上，成为中坚力量。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五金大王”叶澄衷、“火柴大王”刘鸿生、“航运大王”虞洽卿、“娱乐大王”黄楚九等。浙江商人还纷纷投身实业活动，广泛活跃在纺织、制药、火柴、化工、水泥、煤矿、电器、机械制造等行业中，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新兴工业门类。另外，浙江商人还顺应时变，在宁波、杭州、绍兴、嘉兴、金华、温州、湖州以及省外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设立商会，不仅以主人翁的姿态把本省的商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还成为外地一些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成员，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则对上海近现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为值得一提。
浙江商人敢为人先，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率先实践者之一。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浙江已成为全国体制机制最活、经济发展最快、人均收入最高、开放程度最好的省份之一，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这一突出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千千万万勤奋而聪慧的浙江商人。
我们知道，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人也没有割断自古以来的经商记忆、泯灭强烈的创业欲望，仍保存一些非自觉意义上的地下商业活动，局部地区如温州甚至出现比较强烈的商业冲动。正是这种欲望和冲动，使他们敢于解放思想、谋势而动、抢抓机遇、捷足先登。一时间,蛰伏在浙江民间的工商业潜力得以迅速激活，如钱塘浪花般奔涌的浙江商人,凭着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等，“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永康模式”、“绍兴模式”以及“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等，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鲜名词，已为浙江人所专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市场化水平位居全国首位。2009年，全省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指标已连续10年位居全国第一，182家民营企业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在全国民营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中浙江占23席。民营企业总数占到全省企业总数的93%，增加值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70%，全省税收的60%。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浙江商人的空前活跃与民间经济的蓬勃发展。
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的贡献堪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人：当人们对温州经济发展模式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时候，温州人却埋头苦干；当人们对于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同是浙江人的鲁迅有一句至理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筚路蓝缕、慨然向前的同时，不期然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巨轮。这一历史功绩足以载入史册。
二、任何一个商人群体都必须“涓流归海”、与时俱进，浙商要做“民商”的表率。
浙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其成分多半来自土生土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基本是靠小本经营抑或作坊式生产发家，然后经营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甚至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逐渐做大做强，许多还跳出浙江，走向全国和世界。浙商的经济成分构成及经营模式与同时代的苏商、粤商不尽相同：江苏商人主要兴起于集体机制的乡镇企业，广东商人主要得益于政策优势及境外贸易，而以个体为主的浙江商人则全凭自己白手起家、灵活经营、开拓市场，因而他们自始至终奋斗在创业的艰辛道路上，从这点来说，浙江商人是新时期真正的“民商”代表，体现了民本经济的共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