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翅大王张尊三
张尊三是宁波商帮中较早落户日本的，与大多数宁波人被迫外出谋生不同，张尊三是从宁波广捐局任上应聘到日本函馆，当上万顺号账房的。那一年是1870年，张尊三才25岁。经过9年的打拼，张尊三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于是自设德新海产号，尝试着当起了老板。
张尊三做的是海产品生意，也就是说将日本北海道丰富的货源运至上海，再由上海设店销货，因而他同时在上海开设了元记字号。张尊三在日本函馆主持进货事宜，位于上海南市永安街上的元记字号则由朱安山任经理负责销货。起初，由于货源由日本中间商提供，增加了不少成本，张尊三觉得很划不来，同时也容易陷入别人的控制和盘剥。为了疏通进货渠道，扩大收购范围，张尊三不辞辛劳，亲自深入到偏僻荒凉的北海道沿海一带，对海产品进行拉网式的调查。他操着不很熟练的日语，打着手势，与当地渔民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终于在岩内附近发现一种被丢弃的小鲨鱼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鱼翅，多到堆积如山。此地的日本渔民，一直把它当做毫无利用价值的废物丢弃，张尊三看到后，却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他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
鱼翅这东西在上海并不鲜见，需求和进口都较旺盛。当时的上海餐饮业，在专门供应所谓“上流社会”人物的酒店，用的鲨鱼翅是整张的，叫做“排翅”；一般的饭店，用的小鲨鱼翅则叫“散翅”。张尊三在日本岩内附近发现的被废弃的小鱼翅，加工后便可以制作成“散翅”，因价格低廉，很适合大众饭馆食客的需要。
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后，张尊三于是直接与当地渔民洽谈合作。他告诉渔民说愿意出价收购这些废弃物，并教他们如何进行加工利用。渔民们见张尊三十分诚恳和认真，虽有些将信将疑，但都愿意如法炮制。张尊三信守诺言，对渔民交上来的成品一律作价收购。此事一经传开，渔民们深信不疑，纷纷表示愿意合作，希望张尊三能够长期收购。如此一来，张尊三的货源顿时大增，运到上海之后，以其物美价廉广受普通消费者的欢迎。
张尊三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产品的精选、干燥和包装等各个环节的制作工艺，使鱼翅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销售量也直线上升。且因货源渠道稳定，成本降低，既摆脱了日本中间商的盘剥，也直接增强了产品在上海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一新的举措，使得张尊三创业之初就大获成功，并赢得了“鱼翅大王”的称号。同样重要的是，鱼翅加工从此成为北海道渔民的生财之道，张尊三也得到渔民的尊敬，大大改善了和当地日本人民的关系。
张尊三既经营鱼翅，也运销海带等其他海产品。这之后，张尊三和他的子女纷纷在函馆、上海两地开设经营海产品的字号，掌握函馆和上海两头的经销。其先后开设的9家字号，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100多家，来货一到沪，就销售给各海味批发行。当时，张氏家族联号有一个定规，即客户既然与张氏联号了，就不能同日本洋行发生交易往来，否则一旦查实，就不再与这家客户交易。因此，这100余家往来客户都集中在张氏家族9家联号的手里，结成一张牢固的“海底篱笆”，垄断了函馆海产品的销售渠道。此举日本洋行也奈何不了。
张氏联号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海货行家的拥护，愿意与他们建立牢固关系，主要是因为张尊三能确保所供海产品的质量。比如，海带是北海道一项主要的海产品，原先日商经营海带时不经选择，优劣不分，统货统价，往往将霉烂变质的掺杂其中。而张氏联号在进货时，张尊三亲自主持，严格把住质量关，将统货分门别类，按质论价，还特地改进了包装，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和变质，所以行销到国内市场后，行情普遍见好。另外，张尊三的生意也得到了在函馆中华会馆同业公会以及上海等地海味业同业公会组织的大力支持。
1915年，袁世凯为让日本支持其复辟称帝，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协议，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声讨，也激起了远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华商强烈的民族之愤。除了华商董事外，张尊三另一层身份是“中华民国”领事代理，自然他就成了当地的侨领。大家在侨领张尊三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组成抵货同盟，拒收当地海产品。
此时，在函馆的华商经济实力已趋雄厚，一半以上的贸易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足以左右北海道的经济命脉。他们团结一心，充分发挥自身的实力，不屈从于日本政府的施压和中日政治形势的风云骤变。经过了三个月的斗争，终于在这年6月，迫使日方妥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16年2月，在日本生活了46年的张尊三决定落叶归根，公会堂及中华会馆为他举行盛大的送别仪式。在送别会上，张尊三即席讲话说：“中日两国是近邻，对事物的看法、性格都有接近之处，加上交通运输工具的日趋发达，缩短了两国的距离，函馆的对华贸易今后将不断发展，目前日本出口还仅限于海产品，工业产品仍不景气，将来要注意这方面……”临行之前，张尊三将毕生经营的全部事业，委托给了子女。送别宴会由函馆政府长官和全市各界代表及海产同业等发起，到码头送行时有200余人，盛况空前，当年他72岁。
由于张尊三在促进中日贸易和为日本发展对华海产事业等方面的贡献，他曾得到中日两国历届政府的嘉奖。清政府曾于1890年赐予候选同知四品衔；翌年又赐予盐运使头衔。日本方面，大正天皇于1916年5月25日赠予敕定蓝绶勋章。1918年，日本在纪念北海道开道50周年时，为了感谢张尊三对开发北海道海产事业的功绩，北海道厅特向张尊三赠予银杯一只，通过外交途径送到他在宁波的家中。
关西财阀吴锦堂
同张尊三一样，吴锦堂在日本商界也是一位叱咤风云且受尊重的传奇人物，据说抗战期间，日本兵曾给他在宁波的墓站岗，因此招来“****”红卫兵开馆鞭尸。
1855年，吴锦堂出生在慈溪北部的东山头。吴家世代务农，家境穷困，吴锦堂只读了两年私塾，不得不放弃学业，帮助父亲处理家务，这样一直到23岁成家。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加，祖上留下的几亩田已不够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吴锦堂于是主动要求外出谋生。在乡友的帮助下，他先是来到宁波一家豆腐坊当小工，后又到上海一家名叫萃丰的油烛店当帮佣。在店里工作三年后，吴锦堂被派到苏州分号去主持店务。这些宝贵的经历培养了他独当一面的才干。
1885年，吴锦堂已到而立之年，他审时度势，决定到更广阔的地方去闯闯。在友人的资助下，他带着1000两银子来到日本长崎。经过认真调查，他选择在长崎、大阪、神户之间搞物资营销，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但利润可观。一年后，吴锦堂的资本是原来的5倍，1887年，吴锦堂与人合伙在大阪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义生荣”，他的业务范围逐渐拓展。由于他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又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同行对他刮目相看。
四年之后，吴锦堂又在日本神户设立“怡生号”商行，并开始定居神户。当时，神户有华侨1400多人，宁波帮在神户有很大的势力，大家相互提携，共同发展。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吴锦堂很快由一个小商人成为日本阪神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富商，涉足领域包括贸易、航运、实业、投资业等。吴锦堂“一夜暴富”主要是靠贸易和实业投资，他把日本生产的火柴、阳伞、水泥出口到中国及东南亚，又从中国进口棉花、大米等供应日本市场，他还投资火柴厂、水泥厂、针织厂等实业。
吴锦堂的商海生涯中，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其中“钟渊纺织”股票大战就是一例。1901年和1905年，吴锦堂分别购入“钟渊纺织”股票4万多股。1906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风云人物、证券投资商铃木久五郎突然加入到争夺“钟渊纺织”股票的行列中来。他在证券市场上趁势操作、大量买入，使已经暴跌到27元的股票一下子突破60元，最后甚至到了100多元。吴锦堂与人联手积极应战，但终因财力不足，被迫放弃，“钟渊纺织”最终被铃木久五郎收得。但铃木久五郎毕竟不是实业家，没有好好经营的打算，接盘后股票猛跌1/3，铃木被迫破产。而拥有大量股票的吴锦堂审时度势，果断将手中的股票全部抛掉，最终化险为夷。这次股票大战，在日本股票史上家喻户晓，充分展现了吴锦堂非凡的预判能力和应变能力。
鼎盛时期，吴锦堂在日本富豪榜中名列第68位，一跃成为日本的商界巨擘。他还将资金调回国内，投资浙江商办铁路，入股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等。同时，他还捐资为家乡兴修水利和兴办教育。
1909年5月，三北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溪水暴涨，河水泛滥，数十万民众横遭劫难。吴锦堂目睹此状，决心出资兴修水利。整个工程规模宏大：重建西界洋塘，加固杜白两湖大堤，增设两湖减水坝，疏浚4条通海大浦，增设10多处大小桥闸，完善排灌系统。当整个工程的测绘工作刚结束时，又是一场洪水暴发，尚未加固的杜白两湖减水坝受到严重威胁，万一大堤决口，塘外的几十个村庄、几万亩农田和所有水利设施均将毁于一旦。于是，吴锦堂出高额赏金组织抢险队，还亲自赤脚撑伞，不顾汹涌洪水，深入险要地段督工。他这一举动，不仅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全体民工，连日本测绘师也发出惊叹：“世所罕见！”还特地为他拍了一帧照片，以作永久性纪念。
吴锦堂一生花在教育上的投资高达20余万银圆，远远超过他在水利上的投资。黄炎培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办学三贤”。
在吴锦堂所办学堂中，最负盛名的是在家乡慈溪创办的锦堂学校。吴锦堂这座被称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的学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在成立大会上，吴锦堂亲临讲话。学校开设的科目齐全，体现了德智体美并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并重的教育思想。后来他将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学校的规模达到顶点。锦堂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著名书法家沙孟海，著名画鸟大师陈之佛，著名农学家卢守耕、童玉民、包容等。这座学校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而不倒，后来为浙江省政府接管。
不仅在国内，在日本他也出资扩建中华义庄（华侨墓地），捐资万国医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等神户华侨慈善机构。为使侨胞子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与侨胞一起兴办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吴锦堂还是一位胸襟宽广的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对侨居国日本的贫苦百姓，照样倾情关心。在日本宫城县、北海道等地发生自然灾害时，他多次捐巨款赈济。1908年，他在小束野购买荒地100多公顷，并开发成良田供贫苦的日本人耕种，还建造房屋20余座，让他们免费入住。1957年，小束野的人民经过公决，将该地区的水库改名为“吴锦堂池”，并树立吴锦堂显彰碑，以纪念他的恩德。
吴锦堂虽然是个商人，但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多次将私邸借给同盟会办公，并出资帮助孙中山开展活动。1913年3月，吴锦堂以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长的身份热情欢迎孙中山，他对孙中山说：“祖国革命任重道远，吾神户华侨，略献千金，以尽绵力。”态度极其诚恳。张勋复辟后，吴锦堂首先在会上发表反对封建帝制的主张。辛亥革命期间，吴锦堂先后向上海、宁波军政府捐献4万元经费。在军阀混战，国破家亡的时刻，吴锦堂又多次出巨资赈济难民，北至京津，南至闽广，甘霖所及，被广大群众称为“福星”和“生佛”。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在神户逝世，享年72岁，灵柩运抵回国，安葬在家乡慈溪鸣鹤镇。墓碑旁刻有他生前自拟的对联：“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
南洋富商胡嘉烈
胡嘉烈是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华侨巨商。他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茅山胡家坟人。
1915年，由慈城籍的金融界巨子、著名慈善家秦润卿先生发起捐资创办了普迪学校。该校曾聘请著名现代文学家、烈士柔石，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巴人等名师执教。对其中一些贫困学生，学校除免收学费外还供应纸张、文具。学校校风谨严，老师善教，学生乐学，是浙东著名的小学，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宁波近代新式教育的载体。
胡嘉烈小时先就读于家乡的文山小学，因祖父胡开泰曾任慈城下横街冯恒大号经理、慈溪县商会会长，故来到慈城的普迪一小求学。普迪学校对普及文化、启迪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出了不少人才。为数不少的普迪毕业生，以学校创办人秦润卿先生为榜样，锐意进取，自强不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胡嘉烈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13岁那年，胡嘉烈在普迪一小毕业后，由叔父推荐去新加坡一家商店当学徒。他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兢兢业业。三年满师后先回到上海，一年后又重去新加坡，就职于华商办的万兴百货公司。他恪尽职守，经营管理才能日益显现。
1935年，胡嘉烈时年21岁，这年他开始自己创业，在新加坡创办兴企业公司，经销汽油灯。在南洋拓展了业务后，又在上海设有立兴申庄，由内兄徐谋远主持，订购上海龙华、五华等汽灯厂生产的“天光”、“蝴蝶”牌汽灯，运往香港销售，逐渐囊括了上海各家汽灯厂产品业务。数年后，发展成为综合贸易公司，并开办五金制造厂，自制“蝴蝶牌”、“星牌”、“箭牌”汽油灯、煮食炉和家具。总公司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印西亚、泰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香港也都开办了分公司，执新加坡国际贸易之牛耳，一跃而为新加坡屈指可数的富商大贾。
胡嘉烈是个有眼光、善决断的优秀商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仔细观察国际风云，认真分析了当前形势，预见到战火必将蔓延到东南亚一带，便事先筹划应变，一面指示各分支机构分散隐蔽物资，力求减少损失；一面乘机争取市场，看准时机收进贬值的外币、地基，然后把握火候抛售。由于事先准备相当充分，且抓住机遇灵活运用，所以一场战乱过后，他的企业不但未受损失，而且获利颇丰。
胡嘉烈一生热心公益，在新加坡享有盛誉。1934年，发起组织“宁波旅新同乡会”，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后又连任会长多年。在他的支持下，新加坡宁波同乡会积极开展会务和慈善活动，创办学校，在旅新同乡中享有威望。他还长期担任新加坡三江会馆的领导人，先任监察主任，后任慈善互助信托人。作为会馆领导人，他对三江会馆的发展曾付出许多心血。他还担任过南洋胡氏总会、雪兰莪三江公所、槟榔三江公所等社会团体的名誉会长及信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