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汐——浙商机遇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倘若用北宋潘阆的词来形容，浙江商人就是那些勇立涛头的赶潮人，他们搏击商海的气势与魅力，犹如“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江潮。
浙江商人是近代以来最会抓机遇、抢风头、出成就的优秀商帮——
鸦片战争后的宁波帮商人潮起平波，随波竞逐，抢滩上海，围阕而歌。他们在完成财富积累，实现自身转型的过程中，也迅速取代了历史上鼎盛辉煌的北晋商、南徽商，成就了中国近现代第一大商帮的美誉。宁波商帮是近代中国最为活跃的地域性资本家和企业家集团，其最大贡献是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
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处于蛰伏、休眠状态的浙江人再度爆发，靠着本能欲望、历史记忆和时代敏感又一次续写了浙商“神话”：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抢得民营经济发展的先机，以大手笔创造出诸如“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现象”、“四千精神“等许许多多的新名词、新奇观。新一代浙江商人无疑是中国“草根商人”的最佳范本。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浙江商人以整体的形象两度代言中国民本经济，他们引领时代潮流的觉悟和本领可以说无出其右。
西风东渐，买办起家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宁波，得名于“海定则波宁”，但自从大英帝国的炮舰从东海岸线现身之后，就再无“海定”“波宁”的日子。1840年起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宁波一带成了主战场，尽管宁波人民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也改变不了城破国殇的结局。几乎是在同时，与宁波“一苇之航”的上海吴淞炮台上，江南提督陈化成高声疾呼：“勿畏，施炮！”然而民族英雄垂垂老矣，“中洋枪七弹不能支”，最终以身殉国。彼时的大清国已经是摇摇欲坠，自诩为“天朝上国”的门户就这样被数十艘西洋铁甲舰完全洞开，中国的近代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场战争中，有这样一个俘虏，他叫穆炳元，是宁波定海人。他是在1841年秋天的定海战役中被俘的，不久随英军的舰队到了上海，因为会讲英语，颇得英国佬的信任，就充当英军的翻译，英军离开后，穆炳元则留在上海发展。当时一些洋商洋行遇有大宗交易，都要请他做中间人，业务甚为繁忙。后来，他开始招收学徒，传授语言和经纪人知识，学生多是从浙江来上海谋生的家乡子弟。穆炳元自己担当和传授的角色，就是买办。
买办，亦称“康白度”（葡萄牙语Comprador），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也即是大家所熟悉的经纪人，它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
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随之在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实行“五口通商”政策，尤其是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了上海，一时间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等等。与此同时，一大批浙江商人前往上海从事对外贸易，他们或是替洋商代理经营而致富，或是经销洋货、附股洋商企业而获利，或是从事沿海埠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而发迹，很快就超越了广东籍买办，成为上海买办行业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定海县志》曾记载说：“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百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大批著名的浙江买办相继活跃在上海滩上，王槐山、朱志尧、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刘鸿生、周宗良、傅筱庵等均以买办起家，在近代中国商界乃至政界名噪一时。
宁波余姚人王槐山是上海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1863年，在上海德丰洋行做大班的英国人麦克利，得悉在香港的英商有组建上海汇丰银行的打算，便想捷足先登，回国筹集股款。临行时，盘缠不够，开口向德丰洋行买办叶吉庆借银二千两，遭到婉拒，不得已找三余钱庄跑街王槐山商借，言明半年后返回上海，归还借款。王槐山颇重友情，答应替他想办法，于是暗中挪用三余钱庄客户存款借给他。岂料麦克利并没有如期返沪，音信杳然。三余钱庄老板陈三余虽是王槐山的母舅，还是恪守庄规，把他辞退了。他走投无路，只好回乡务农。两年后，麦克利筹足500万两股金，来上海创办汇丰银行，一到上海，立刻去找王槐山还钱，这才知道王槐山因他而被辞退。麦克利有感于王氏为他受过，连忙拍去一封电报，邀他来沪担任汇丰银行买办，并声明不用任何担保。王槐山深得麦克利器重，甚至将库房钥匙也交他保管。于是他利用汇丰牌子，做洋代理生意，从汇丰全天收解中，窥测上海全市现银存底，从而买进卖出，翻云覆雨，稳操胜券。
自王槐山任买办起，外商银行通过买办向中国钱业开始扩散，牟夺中国财富。原先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只与外商和外国洋行往来，不同中国钱庄挂钩。由于王槐山任买办后，熟谙中国钱庄底细，经与洽商，从1879年起，汇丰银行准许和上海钱业拆票。十几年后，银行获息甚多，王槐山亦骤成巨富，在同行中赢得“快发财”之名。
汇丰银行通过使用买办，成为中西合璧式的银行，嗣后中国银行和上海华商银行的先后建立，也程度不一地吸取汇丰银行的经验，对促进我国华商银行的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导引作用。
担任买办的浙商群体中，尤以宁波人为最，可谓不胜枚举：如定海人朱葆三，携其长子朱子奎、次子朱子聪、三子朱子方、四子朱子衡及长孙朱乃昌，先后在英商平和洋行、日商三井银行、日商日清轮船公司等地任买办。慈溪人叶澄衷，曾任美商美孚石油公司买办，其子叶子衡，为日商台湾银行买办。定海人刘鸿生为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其父刘贤喜为轮船招商局买办，其弟刘吉生为美商联怡公司买办。镇海人虞洽卿先后为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其子虞顺恩也是荷兰银行买办。镇海人傅晓庵为美商美兴银行、友华银行及英商长利洋行买办。镇海人王蓉卿，毕业于法国里尔大学，曾任法国和比利时合办的义品放款银行买办，1936年转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直至1945年以年老让位给了儿子王肇元。定海人厉树雄曾任意商华义银行第一任买办，后又任英商会德丰公司买办。宁波人汪清源是英商麦加利银行最后一任买办。原籍宁波的许春荣，自1889年始任德商德华银行买办。许春荣的长孙许葆初，则任美国汇兴银行、运通银行买办。王铭槐家族更是四代买办，他自己是德商泰来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其子王采丞是法商中法工商银行买办，王毓丞是德商德华银行买办，其孙王步洲、王云洲也是德华银行买办，另一孙王品南，是中法工商银行副买办，曾孙王义范（王品南子）则在永丰银行当买办。
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买办的行业与门类分布也极其广泛，一般是随着各洋行业务的拓展而延伸的。清光绪年间，有轮船公司买办、军装洋行买办、水火保险洋行买办、银行买办，白头洋行买办、杂货洋行买办、拍卖洋行买办等。后来又出现了银行、保险、航运、地产、纺织、五金、机械、化学、纸业、日用品、燃料、医药、烟草、印刷、照相乃至唱片业买办，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因而这一特殊阶层的活动能量是传统买卖商人难以比拟的。
随着外国经济活动不断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展，浙江籍买办的势力也以上海、宁波为依托，逐渐向沿海和沿江各通商口岸推进。他们与活跃在当地的传统浙江商人相结合，迅速在各地洋行、外资银行和对外贸易中崭露头角。在华北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天津，开埠后“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严蕉铭、叶星海、王铭槐、陈协中、徐企生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华中工商业重镇汉口以及湖北各主要商埠，浙江籍买办也呼风唤雨，神通广大。由于人数众多，头脑灵活，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浙江籍买办往往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他们控制了当时火油、洋布、五金等日用洋货的经销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以至于外国人这样评论：“这里最适合洋行需要的是宁波人买办，他们在招徕货运和推销进口货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经过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以上海为中心、活跃在各通商口岸、势力遍及全国各地的浙江籍买办队伍已经形成，取代广州籍买办成为中国最大的地域性买办群体。
浙江籍买办的兴起，大大增强了浙江商人的经济实力。他们通过分割外国商人的高额利润，以及利用职业之便经商获利，在很短时间内便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近代中国最令人眼红的暴发户，不少人更是上演了由赤贫变巨富的商界传奇。在浙江籍买办当中，身家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不乏其人，比如宁波人周宗良，在德商谦信洋行任颜料买办长达35年之久，赚了不下1000万元；德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父子拥有的财富在500万~1000万元之间；叶澄衷的财产不下白银800万两；德商禅臣洋行买办严蕉铭、法商永兴洋行买办叶星海，都是拥资数百万元的天津巨富；开滦煤矿买办刘鸿生，仅推销本矿煤炭所得各项收入，估计就在300万元以上；泰来洋行买办王铭槐，以及王槐三、杨坊、邬挺生等，累计资产也都在百万银元以上。
一大批浙江人通过做买办这一行当步入商界，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更重要的是，这些浙商见识广泛，思维活跃，有很强的冒险、进取精神，学会了新式经营手段，他们带着积赚的财富转而投入到了新式产业中，对我国近代工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机遇扑面，甬商一代
其实在“五口通商”之前，浙江商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就十分活跃。在滨海地区海洋文化、通商诸国外来文化和浙东学派等多元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宁波商帮，以其冒险精神，趋时求新，四处谋生，无远弗届。他们在各地主要经营银楼、药材、成衣、海味等传统生意，有的还自造沙船和轮船等大型海船，从事埠际贩运贸易。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尽管在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业重镇有相当势力，但毕竟未能突破旧式商帮的格局。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实业家脱颖而出，凭借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以及日趋充足的商业资本，向近代化作整体性的转型，开创了宁波商人傲立于商界群雄的崭新局面。
不仅是经历过洋行洋商熏陶的那些甬籍买办，就是许多在传统行业做得四平八稳甚至风生水起的宁波商人，也能迅速抓住机遇，调整姿态，大踏步向新兴商业和产业迈进，以求取得新的发展。
从沙船到轮船。沙船是中国古代一种大型航海木制帆船，特征是平底、多桅、方头、方艄，航运性能良好，有吃水浅、航行轻捷、能平搁在沙滩上的优点，故而十分有利于在沿海沙滩地带航行。大的沙船可载重3000石，相当于如今200吨到500吨的载货量。
上海是沙船的主要集中地，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这里的沙船业已颇具规模，“南北物资交流，悉藉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在上海的沙船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宁波商人为主的号帮，商船会馆的许多事务，也要唯宁波人马首是瞻。如慈溪董氏开设了大生沙船号，镇海李氏开设了久大沙船号，都是上海沙船业中的巨头。宁波商帮沙船贩运业最繁盛的时期还是太平天国期间，因各省陆路交通受阻，北方河北、山东，南方福建、广东以至内地湖北、安徽、江西、四川各省的货物都在宁波集散。那时，宁波商人几乎独占沿海南北货物贸易，还集资购置配备武装的宝顺轮船护航，盛况空前。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欧美轮船开始在我国水域纵横驰骋，这些外轮以机器为动力，是依赖人力和风力的沙船所无法比拟的。沙船营业日趋清淡，大半停业。宁波帮商人慧眼独具，在沙船余势未竭之时，果断转向经营新式轮船航运业。早在1852年，宁波籍买办杨坊捷足先登，集资向英国商人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其后，叶澄衷、虞洽卿、戴嗣源、郑良裕等一批宁波商人先后涉足近代轮船航运业，与外商一争高下，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1889年，叶澄衷参与创办鸿安轮船公司，为免遭官府禁令，只得托附于外商名下。1891年，戴嗣源创办了戴生昌轮船公司，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开办的民营内河轮船公司。1901年，郑良裕则创办老公茂航运局，以及宝华、平安等两家轮船局。这几家公司所置备的船只达到了数十艘，开辟的航道既包括长江、运河沿岸，还远达天津、香港和南洋群岛，与欧美及日商航运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进入20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宁波商人投资和经营轮船航运业，先后创办了大达、越东、顺昌、镇昌和同益等轮船公司，形成了一个以朱葆三为核心的轮船航运集团，航行于长江沿线和南北洋沿海各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虞洽卿等联合宁波、绍兴两地的商人，筹集了100万元资本，向马尾造船厂购进了多艘轮船，往来于宁波、绍兴、上海之间，打破了洋商轮船和官办轮船的垄断局面。宁绍轮船公司的诞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五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英商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于是把票价从1元降到3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很快就入不敷出，难以维持。
紧急关头，上海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0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在和外轮竞争中胜出。
1913年，虞洽卿又独资开办了三北轮船公司。不久，法商东方轮船公司停业，宁绍公司抓住机会，迅速租下东方公司在汉口的码头仓库，与三北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开辟沪汉航线。两家公司在江汉路联合办公，先后投入“宁绍”、“长安”、“德安”三轮，当“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码头时，受到宁绍两地旅汉同乡数千人的盛大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