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应昌期生于宁波慈溪，自幼天资聪慧，过目成诵，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进入慈湖商校学习，后因家境贫寒，无力深造，乃赴上海统源银行当学徒。工作之余自修英文、数学、图文、银行会计等学科，并师从名书法家赵叔孺学习书法、金石，自此学识大进。不久，福建省银行在上海招考3名高级职员，应昌期以“同等学力”资格报名，结果“连闯三关”，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被破格录取，此事在沪、闽银行界传为佳话。
应昌期在福建省银行任职之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省行先后迁至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地。应昌期也拖儿带女奉命在沿途各地主持分行工作，备尝艰辛。抗战胜利后，1946年，应昌期随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凎来到台湾地区，任该行业务部主任，后升任副经理、副总裁、代总经理。这期间，台湾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时有更换，唯有他一人砥柱中流，长期主持全行业务，独当一面。他可以说是台湾银行真正的当家人。他在台湾地区币制改革中，措施得当，顺利发行新台币，稳定台岛金融。并力倡举办政策性和功能性贷款，有力促进了台岛经济复苏和发展。
1963年初，应昌期正式离开台湾银行，投身实业，应友人的邀请，出任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董事长。同时，开始独立创办第一家企业——利华羊毛工业公司。之后数十年间，他先后又接办了益华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化工公司，创办了国际票券公司，并将它们一一推上了股市。
1983年，应氏在美国硅谷创办印科公司，由他的儿子应明皓经营，生产高科技产品，并在美国注册成立两家房地产投资公司。应氏家族企业不断得到壮大。应昌期“年近半百学吹打”，审时度势，果敢出击，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又世事变幻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下应氏奇迹，在台湾地区被视为楷模人物。
然而，令应昌期为天下所知的却是他与围棋结下的不解之缘。
应昌期从幼年起，就对围棋有着浓厚的兴趣。他6岁就学会了围棋，12岁参加慈溪县围棋比赛获得冠军；在上海统源银行当练习生时，虽收入微薄，但仍不忘围棋，悉心钻研；同时还投书上海《新闻报》，建议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新闻报》主笔阅信后击节赞赏，还真的开出了围棋专栏，成为美谈。八年抗战时期，虽然生活颠沛流离，他也随身携带着围棋。1946年到台湾地区，生活安定后，即在家设置棋室，号称“五窗填满斋”，广邀亲朋好友来会，切磋棋艺。
围棋虽说是中国古代所发明的，但到了近代，日本棋馆制度良好，棋具、书籍完备，而国内则棋风式微，无人过问。中日围棋情势的消长，令应昌期感慨万千，因而萌生了振兴中华棋艺、改革围棋的志向。
从1952年中华围棋会在台北成立始，应昌期先后任总干事、副会长和会长等职，出钱出力，致力于普及围棋事业，对围棋的发展贡献良多。他建立了职业围棋制度，举办了多项新闻棋战，借助媒体力量推动围棋事业；20年潜心研究发明了“计点制”新围棋规则，以完整公平的规则来废除日本棋规中不合理的判例，达到了“绝无判例”、“几无和棋”目标，堪称“迄今为止最合理、完备，符合时代需求的围棋规则”；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共捐出所属企业股票面值新台币1亿元作为该会推广、振兴围棋基金；捐资1.3亿元创办“应昌期围棋学校”，培养青少年棋士、造就更多围棋师资；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世界青少年围棋赛”等多项国际大赛，大力推广围棋，致力于“让围棋走向世界”。
1988年，中国“棋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应昌期大受鼓舞，于是决定用基金会基金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这项赛事，是和日本富士通公司举办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并列的当时仅有的两项世界围棋大赛。首届“应氏杯”世界围棋大赛轰动一时，而应昌期的名字及贡献从此也为世人铭记。只要一提起“应氏”，人们一定会联想到围棋。
振兴中华围棋成了应昌期的不二选择，去世之前，他还不忘嘱咐后人承继他的围棋事业。其子应明皓不辱父命，“应氏”围棋事业代有传人。此后，“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在国内举办了一项高规格的职业围棋赛事——“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这项赛事的冠军奖金达到40万元人民币，在国内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张济民“祖国在我心”
美国西湖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张济民先生，拥有北加州11座办公大楼、4座公寓住宅楼、5个大型商业购物中心、6座高级老人公寓、赌城雷诺的旅馆等，在美国华人中号称“房地产大王”，在旧金山公布的“北美地区20位亿万身价华裔富翁排行榜”上，张济民先生名列第四，并连续几年名列前茅。而且，他还担任美国华商总会首任会长。这样一个成功人物，同样是来自上海的宁波人。
15岁那年，张济民独自一人携带20坛榨菜，从上海远赴新加坡。对于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张济民后来说：“我15岁到外国去，不认识人也没有钱，只有靠自己奋斗。那时我就像一匹马，后面好像有一把火将要烧到尾巴，想不跑也不行，我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做得对不对，什么能填饱肚子就做什么。”几经辗转后，这20坛榨菜竟变成了2万美金。
1945年，张济民就怀揣着这2万美元的资本，来到了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日本到处是伤兵，药品非常紧张，于是他决定创办日独药品株式会社，主要代理德国先灵药业公司的药品。但当时的日本人尽管战败了，却始终从骨子里歧视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中国大陆人是末等公民。因此，创业之初，事事处处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些竞争对手，干脆去责骂购买日独药品的医生：“你为什么不用自己人的药而买支那人的？”其经营之困难可见一斑。
张济民不懂医药，也不懂日语，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拼命学习。学日语，学业务，了解政治经济动态，研究医药行情趋势以及经营之道，避重就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终于独树一帜，打开销路，站稳脚跟。
“我在日本所经营的公司，在当地华人公司中相信是最大的一家。我的公司拥有雇员l000人（创办时只有3人），总公司与分公司共33处。根据日本最具权威的经济刊物《东京经济新闻》与《FORTUNE》杂志的统计，以申报缴税的利润计，在当地营业的所有外国人企业中，公司多年来名列第20至40名内。我的母公司在全世界的大公司中，以销售金额计，名列第530名左右。从这点观察，我所经营的公司是相当先进的”。张济民还把他在日本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了《我的经营观》一书。
正当在日本做得风生水起、如日中天之际，张济民却悄然移居美国了。当时许多人大惑不解，而答案竟是“为了孩子们”！这位始终不入日本籍的中国人说：“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虽然自己在日本赚了一些钱，但是孩子们却没有出息，因为日本非常歧视中国人。我也看到一些华人朋友到美国后，小孩子都可以进入最好的学校深造。我自己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我不能让自己的后代也遭到同样的不幸。这就是促使我到美国来的原因。”他是带着2000万美元离开日本的，还留下了一批不动产请人管理，其财产比刚来日本时增加了1000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张济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作为千万富翁，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在美国当寓公，但他却选择了再次创业的道路，并且再度向自己挑战，不搞医药而投资房地产业。
1974年，张济民以1100万美元现金买下北加州帝利市的西湖购物中心，开始了他的房地产事业。
凭着聪明和努力，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上了张济民，此后加州的房地产行情一路看涨，促使他全力投入，逐步从单纯的地产投资过渡到经营管理，最后达到全面开发。20多年中，他的产品增长了20多倍，拥有购物中心、公寓、老人院和办公大楼等不同形式的产业，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的地产王国。其中最大的购物中心有建筑物60多万平方英尺，可停车2600辆；最大的出租公寓有354个单位，占地20多英亩；最大的办公楼建筑面积40万平方英尺，可停车750辆，美国参议员范因斯坦夫人等政要名流的办公室，均设在他所属的办公大楼内，而且租户99％是西方人。
张济民身为美国华人“房地产大王”和旧金山“湾区首富”，却从未忘记生他养他的故乡，每当提起，他不说“中国”，也不用“国内”，而只用一个特定词——“祖国”。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国外四十余年，最感到痛苦的，不是没受过高等教育或没有足够的金钱，而是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保护。从前，祖国处于半殖民地状况，我们到处受人欺负。要摆脱这种处境，一定要有祖国的保护。因此，我必须为祖国多作贡献，同时也保障自己。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不再被人欺负，所以对祖国永远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