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
——潘恩《美国的危机》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曹植《白马篇》
1.鬼子来了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处事乐观、内心安宁。之所以乐观，一是坚信人类有向善的一面，非向善不能自救，相信社会终究会往好的一面走。二是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这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我因此更愿意将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视为自己的责任。至于内心安宁，从我如何随遇而安地读书即可略知一二。我可以花一上午的时间，坐在地铁口，迎着风和人海，翻完随身携带的几本书，也可以在刚下长途列车时一手拖行李，一手举书，且行且止，边走边读，忘记旅途的疲惫和街市的喧哗，直到把它读完。生活真的是可以沉浸其中而又不必过得那样匆忙的。
然而，当你在读书与生活中了解了有些人，知道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某些具体的苦难过往，你对当下与未来最多只能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而且，谢天谢地，这已经够多了）。是的，人心向善，可是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展示给人类的却是史无前例的残酷。1900年4月开幕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万访客还在为人类在十九世纪取得的一点科技成就沾沾自喜。谁料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当新潮的社会理想和科学技术合而为一，人类只是提高了自相残杀的效率。
几年间，当我不断返乡，开始梳理日军当年在我老家蝗虫过境的历史，了解他们施加于我无辜乡民的种种羞辱与杀戮，我必须承认，比起影视剧里的历史演绎或者教科书中的宏大叙事，我在寻访本乡本土的历史时所获得的完全是另一番痛苦体验。因为悲剧就发生在那里，因为你了解周围的每个村庄与山岗，每条道路与河流，每一处渡口与庙宇。你能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你能听懂每一句夹杂痛苦的乡音……当幸存者向你讲述当年就发生在你所在的村庄及其周围数公里以内的种种****与屠杀，其时你已经置身其中，一切如同亲历。土地在燃烧，乡民在机枪声中像庄稼一样倒下。而他们，土生土长，从来不曾伤害东方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在我很小的时候，时常会听村里的老人谈起“日本佬”的故事。那时候并不知道人世间的残酷，只当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听一些和电影一样随时熄灭的奇闻逸事，故而谈不上有多么忧伤。更何况，在看完那些抱着必胜信心与必胜结尾的电影之后，你还会与民同乐，沾沾自喜，在回家的路上享受某种凯旋的乐趣。道路是曲折的，尾巴是光明的。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如果天天看的都是些《小兵张嘎》式的浪漫电影，说不定他还会误以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种浪漫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联想到现在一些苦中作乐的影视剧与多难兴邦的新闻剧，有时候你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个长于将坏事变成好事的民族。所谓“娱乐基本靠抗日”，现在绝大多数抗日类型的影视剧从本质上说都是喜剧片。日军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群怪物，当他们举着膏药旗，东倒西歪地走上中国荧幕，使命只有两个：一是被中国人嘲笑，二是被中国人消灭。而真正反思这场战争的电影，在我印象中，或许只有姜文的《鬼子来了》，可怜它还没有机会公映。再看《举起手来》、《追杀横路靖六》一类的电影电视，仿佛日本天皇当年派到中国来的不是一支杀人如麻的军队，而是一个供中国人寻欢作乐的马戏团。
接下来我要说说鬼子是如何杀进我们的村庄的。关于这一点，本地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戊寅跑反”。“戊寅”指的是1938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而“跑反”就是逃难的意思。自古以来，人们将逃避兵乱（谋反）称为“跑反”。当地民众开始跑日本兵的反，已是这一年深秋的事。
先交代一下背景。抗战初期，“不知飞机、坦克为何物”的政府军节节败退，没多久便迎来武汉会战。在接受淞沪会战只知死守一城的教训后，******决定借助武汉以外的天险，“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九江至南昌的南浔一带因此成为武汉会战的重要外围战。而小堡村所处的永修县隶属九江，距南昌不过三四十公里，又有修河可守，自是保卫南昌的北端门户。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1938年10月的九江外围战中，身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的薛岳几乎全歼日军106师团，这就是历史上曾经与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齐名的“万家岭大捷”。只因为这位薛总司令在抗日前曾经领军追剿红军，抗日后又积极打“反人民”的内战，待他日功败垂成，撤到台湾，其人其事也便在这片土地上烟消云散了。至于张灵甫，许多人只知道“活捉张灵甫”和孟良崮，却不知道他当年初出茅庐，誓死抗敌，正是在万家岭落下了腿部的残疾。遑论他们，在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过去，******在抗战时期的坚持也被大打折扣。蒋纬国曾经回忆他抗战时期的父亲，在重庆孤立无援时，常常叫妈又叫天。大陆最早出版的有关******的传记是******的《人民公敌******》。“****”前期，傅雷夫妇之所以被逼自杀，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红卫兵从傅家搜到一张褪色的******旧画报。
万家岭大捷被人忘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并没有扭转武汉会战的颓势。十几天后，当广州沦入敌手，国民政府意识到武汉战略地位已失，更不想让南京的孤城血泪在武汉重演，于是宣布放弃武汉。由此，日军很快在10月27日占领武汉，并在江西境内攻占德安，只差过境永修直取省会南昌。10月30日，******飞抵南昌视察防务，批准薛岳兵团撤至永修修河南岸的计划，“修河保卫战”由此拉开序幕。小堡村位于修河南岸六公里处，接下来的几个月，和沿岸其他村民一样，日日听到的都是枪炮之声。此时，位于修河北岸的国民县政府驻地艾城已为日军占领。
对于国民党的军队，历史在当地人的记忆中也慢慢缩略为98师。虽然人们已经忘记了它隶属79军，忘记了师长王甲本的名字（几年后，已晋升为79军军长的王甲本在衡阳附近与日军肉搏牺牲），更不知道这就是第一支抵达上海参与淞沪会战的王牌师，但对于98师却一直是赞不绝口。比如，98师军纪严明，驻地屋里屋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无随地大小便，借了老百姓的东西都归还；部队在村北两公里处生火做饭，然后由挑夫挑到阵地上，吃不完的就给难民吃；在部队开始撤退时，如果在路上遇到难民，一定会让难民先走。
当时，国民政府军在修河南岸部署了49、70、79共三个军，共十几万人，战役一直持续了几个月。而日本人后来之所以能够打过修河，当地人认为这主要归咎于两方面，一是国军换防时调走了98师，二是有军队放水。前者确有其事，当新调防来的队伍溃不成军时，98师为此大为光火，却也回天无力。至于是否有人放水，则不得而知。《永修县志》的记载是，1939年3月冈村宁次在修河北岸亲自督战，日军出动大量飞机轰炸南岸沿河工事，炮火密度同样超过苏州河之役，再加上大量使用了毒气筒、毒气弹、小发烟筒和二苯代胂氰，21日终于在修河南岸冲出一道小口，直至彻底击破防线。
而最初的这个突破口正是修河南岸我祖母所在的村庄阳山廖家。日军已是何等恼羞成怒！据廖家的老人们说，日军打过来后，该村有一半人惨遭屠戮。谁料几年后日本投降，冈村宁次竟然无罪脱身。
关于日军杀人放火的历史，老人们至今未忘。
“日本佬打过修河时，就是从我这里过的河，我这屋场（村庄）二三百幢房子全部被烧光了，一个村庄被杀掉了300多人。有一家人，全家7口人，其中有5个崽，全部闪（躲）在飞机洞（防空洞）里，完全被杀光了……日本佬来到我村庄时，我们就逃到南边去了。我爷娘（父母）带我四兄弟逃到云山时中了毒，就那样被毒死了，只剩下我俩兄弟回来。”
——廖运全口述，生于1925年12月10日
所谓“中了毒”，是指中了日本人的毒气。据老人们说，一旦沾上了这些毒，就会今天一个水泡，明天一个黄泡，到后天便长出谷堆一样的疮。有不少人因为中毒死掉，或落下病根。记得在我小时候，小堡村和邻村还活着几位两腿又烂又粗的老人。长大后才知道那全是因为受了日本毒气的害。但是放毒的日本人不怕这些，用老人的话说是“因为他们戴了一个猪头样的东西，在眼睛那里有一块玻璃”。
另一位老人的叙述解释了为什么当时有许多村民没有出去逃难而惨遭灭门。
民国27年，国民党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在这里布防，大约守了半年，到1939年2月（农历），日本鬼子突破了修河防线，最后从我这里找个薄弱口突破了。当时老百姓不晓得这里的情况，有些胆小的人早就跑到云山、燕山里去了，而胆大的人想在家里做生意赚钱。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布防时，这些人到涂家埠、马口去进货，贩一些橘子、花生、酒来卖，一担货能赚到几十块钱。做生意尝到味道的人就不舍得走，到日本佬突破这里时就跑不掉了。我这整个村庄大大小小被杀死了300多人。日本鬼子一来，一个这么大的村庄，有200多幢房子，全部烧掉了，没有剩下两三幢好房子。——廖昌恒口述，生于1925年7月9日
我的祖母生于1924甲子年，当时已有15岁。所幸她一家人胆小，没有在意那一点破家失业和围堤上的小本生意，早早跑到山里逃难，躲过了灭顶之灾。只是由于身处乱世之中，据我的舅公廖运金老人说，家里还是有个兄弟被日本人的乱枪打死，“那时他已经能挑两床被子”。
谈到逃难，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人或多或少都记得当年的那首“跑反歌”。
我是永修人，谁知当难民？想起逃难一段情，实在好伤心。戊寅九月九，德安失了守，前方队伍往后走，永修不得了。日军进了城，放火又杀人，奸淫掳掠说不尽，逼死老百姓。我们无主张，顶多往后方。逃难好艰难，有米又挑担。又怕飞机丢炸弹，又怕跑不赢。走了几百城，不见老百姓。只见难民和伤兵，实在好伤心。
如今已经无法查考究竟是谁写的这首“跑反歌”，朴实无华的文字背后是关于这片土地的无限悲情。
至于小堡村，因为离突破口不过六公里，当日同样惨遭荼毒。我家祖上的房子便是被日军焚毁，那是村里唯一一栋有天井的老房子。而据我后来查到的国民政府时期的统计数据，占领永修的七年间，日本人在当地一共烧毁房屋12545栋，而1935年全县户数亦不过17972户。县乡受害之惨烈，可想而知。
2. 刺刀下的公民课
近些年来，每遇中日关系紧张，许多爱国者便会喊出“抵制日货”的口号。然而，具体到如何抵制日货，现实又让他们立即犯了难。且不说全球化时代的商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什么是纯粹的日货已经很难定义，即使是两国文化本身，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以下这些“日货”便是自十九世纪末陆续流入中国，已经被用了一百年，你如何抵制？有什么决心抵制？
人道、人权、反动、****、反革命、斗争、方针、文明、文学、公开、主席、出版、代表、主义、共产主义、地主、市场、民族、世界观、代言人、生产力、形而上学、改造、改良、批评、表演、材料、金融、迫害、玩具、所有权、知识、政治家、政党、美化、思想、科学、高潮、原理、时间、浪漫、真理、理想、常识、劳动、游击队、国际、间谍、悲观、传统、新闻、广告、复习、保健、人力车、化妆品、内容、联想、警察、电话、电灯、图书馆。
类似词汇还有很多，出乎我意料的是，小时候读来十分亲切的“小熊座”、“大熊座”竟然也是日本制造。而根据一些学者的专业统计，十九世纪以来流入中国的重要日源词汇少说也有四五百个，最多则可以算到两千个，甚至连“为人民服务”都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更别说如今互联网时代又有大量日本新词流入）。这些词汇和现代汉语生长在一起，若要剥离，恐怕不只是严重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书写与表达，连孩子们的所有教科书都要重新编写了。
文化互相感染、渗透，本是文明演进的金科玉律。虽然中国可算是东方文明之母国，但日本西化较中国早、较中国成功也是事实。只要是抱着一种平等、自由的意愿，着实谈不上什么文化殖民或者话语殖民了。就像当年日本的遣唐史从中国带回文字，不但没有让日本文明面临灭顶之灾，反而让它脱胎换骨。
遗憾的是，千年之后，中国不但没有从日本那里获得让本国文明脱胎换骨的机遇，反而面临了一场命悬一线的灭顶之灾。清末以降，两国的命运正如法兰西院士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所感慨的一样，日本崛起的时候，作为其“文明的故乡”的中国，却倒在一片灰烬里。
皇民化统治
继续讨论之前，请恕我孤陋寡闻。我原以为“皇民化统治”这样的词汇，只和东北、台湾等地方有关，竟忽略了日军在侵占永修没多久后，便借着刺刀下的伪政权强推一系列教育改革，开始了面向沦陷区的皇民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如果仅从课目表看，讲课的内容还不算单调，至少比我读中小学时还要丰富一些。比如，当时的初一课程设置就包括了代数、国文、日语、历史、地理、公民、军训、劳作、图画、音乐、作文及精神讲话12门课程。每周6天课，每天上午9点到11点50，下午从2点到4点50。每节课50分钟，而精神讲话为一小时。之所以比其他课多出10分钟，恐怕也是为重视起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语课，一周要上6节，而国文课反而只有4节。一位当年在县城念过书的徐姓老奶奶还记得，最早给她上日语课的老师，大家都叫他“佐寺太君”，他上课时从来只讲日语。除了学什么“啊、咦、呜、哦、喔、呸、打、西、斯、涩、缩”，当时还教过一些日本歌曲，“由呀的古呀得得，底了哇拉得，啊得了子那底那，啊呀嘎……前进么前进，啊里啊嘎得……”具体唱的是什么，老人已经记得不是很确切了。这是一位十分不幸的女人。1945年，她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人生才刚刚开始。谁料想，就在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她捡到一颗炸弹，玩的时候不小心被炸瞎了眼睛。
课表中的“公民课”更是耐人寻味。早先恢复上课时，学生们被要求带上毛笔和墨水，涂黑或者直接撕去以前教科书里的一切有关抗日及三民主义的内容。虽然我一直为今日中国各中小学校未设公民课深表遗憾，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据时期所谓的“公民课”，绝不是教育国民如何维护自己与尊重他人权利的公民课，绝不是关于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公民课。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公民没有抵抗****的自由，没有批评与改造政府的自由，那刺刀下的“公民教育”先天就是一种关乎驯化与顺从的臣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