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赣北最轰动的一次械斗发生在宜春市。1988年12月4日至13日，宜春市分属两个乡的两个村庄因采挖煤炭发生纠纷，引发大规模宗族械斗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为了争取素来有争议的两村之间的一座山的煤矿开采权，先是甲村一村民被乙村一村民用鸟铳打死，接下来乙村一村民被甲村村民打死，冲突由此升级，最后发展为串联同姓参加的大规模宗族械斗。期间，双方参与械斗者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擅自在公路上或者村口设卡，扣留双方人员和车辆，关押人质；双方出动大批村民，携带土炮、长铳、鸟铳、土制炸药包、导火索和手榴弹等，占据山头，互相对射；攻打村庄，放火烧房；砍伐油菜林，炸毁电排站和水库涵洞，围攻殴打基层党政干部。如果不是在官方文件上看到这些细致的描述，你一定会误以为这是哪一部反映战争年代的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发生于1989年的“2？20”事件在当地同样轰动一时。据官方资料记载，事件的大致经过是，这年2月20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永修某村村民上祖坟时与邻县一村近百人发生冲突，返回途中遭到后者土炮、****的伏击，当场杀伤本县10位村民，重伤3人。卷入其中的民警的54式手枪被抢，被永修村民缴获的土炮最后被推进了河里。
相似冲突，江西中、南部也屡有发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90年7月，吉安县一唐姓村庄与另一个村庄发生械斗，唐姓村庄串联了附近六个村的族人，又从外地约来几百位同姓人。与其对峙的另一村庄则规定16～60岁的成员都要参战，于是双方集中了3000人参加械斗。同年2月15日，吉安一王姓村庄为与黄姓村庄一决雌雄，特别组成了“七人整顿秩序筹备领导小组”，派人到外乡动员同姓数百人前来参战。事前开动员会，在祠堂祭祖，喝血酒，放铳三响，分四股向对方进攻……这种宗族之斗，颇有些“救村保种”的意味。这些冲突并非江西独有，亦不以江西为最。我曾经看过一则有关湖北械斗的资料，为了动员村民死战，村里出台特别规定：“凡死亡的，发给烈士证书，抚养其子女；受伤的，家族出资治疗；坐牢的，村里给予补贴。”
如此情景，与小岗村村民当年写血书分田单干亦颇有些神似。回想上文提到的种种刀光剑影、以命相搏，你会发现，中国农民其实并非天生隐忍苟安，问题只在于他们不知为何而战。毕竟，像小岗村那样有识见的例子只是凤毛麟角，在大多数时候，农民因难辨真伪、随群而起，最后总免不了会闹出一些阿Q式“同去，同去”的悲情笑话。可叹上下五千年，不知为何而战，农民有能力一次次改朝换代，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关于械斗，小堡村村民谈得最多的是1993年10月发生在本县与邻县的一场械斗，因为边界河流纠纷，双方出动了千余人互殴，结果造成7人被淹死，几十人被打伤的惨剧。据说掉水里淹死的人，多半是因为身上绑了些防弹、防枪的“护甲”。此事虽不久远，民间的相关描述已各不相同。2009年夏天，我走访这个乡，当年曾经参战的人员因生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对这场械斗已经不愿多提。未知详情者则以讹传讹，或搞发明创造。有人甚至将这一事件简化为“八人守岸，战胜千人”的乡野传奇。
“江西之斯巴达”
中国人时常给人一种暧昧的印象，一方面胆小懦弱，另一方面好狠斗勇，有拳匪精神。历史仿佛是游走于臣民与暴民之间的钟摆。而中国的通俗文化里哺育美好心灵的作品实在少得可怜。说到四大名著，文化批评家刘再复更直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地狱之门，败坏了中国的世道人心。
上文提到的械斗之风并非解放后才有，也不是大革命时代鼓吹阶级斗争的结果。寻常年代的械斗，最后闹得血光遍地，家破人亡，多半与宗族之间的寻仇有些关系。
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李定夷曾经撰写过一部《民国趣史》，其中一节所谈的便是江西的械斗。文章开篇即说：
江西械斗之风，以赣南之赣州、南安宁都及赣北之饶州、南康各属为最盛。而械斗的原因，最初都不过是些“鼠牙雀角”之争。但每一次之斗死伤恒数十百人，而仇雠相寻尚未有艾其结仇最深。战局最烈者，尤以赣北乐平之南东乡王叶两姓为著。故其尚勇之风，亦颇不减于当日之斯巴达。
据载，赣北乐平县王、叶两家大姓，因为世仇，往往没过几年便有一次大血战。而一旦要开打大阵，即使是远走他乡的人，也会摸着黑赶回村庄。至于这些游子为什么愿意舍命归来，理由不外乎是自己祖上或者父兄有人死于械斗，而今日斗局已成，正好是报仇良机，怎能错过？
其时械斗的场面，李定夷亦有所描写：
军器除刀矛外，亦有旧式大炮，以备抵御冲锋。每次临阵，必有一二舍身劫炮之人，于两军相近之时，冲入敌阵，以移动其射击之方向。该阵陡失抵御之力，而冲锋掩至，安得不败耶？故其战时，往往借一二之生命，以制全胜也。得胜之后，对于败北者，不徒待之如俘虏，尤必袭入该村，杀其妇孺，毁其庐舍，填塞其井，铲尽其苗。偶或败北，则全村为墟，故械斗之先，非将妇孺子女及动产预迁邻村不可，其惨无人理，可谓极矣。
待这场血仗终于打完，县太爷才带着仪仗队，拉响警笛下乡缉拿真凶。此时，村里便找几个替死鬼前来抵命，每个抵命者通常都能得到三百块银元的抚恤金。为此，村里的一些无业、无畏之士还会抢着报名，只恨名额有限，不能都有这“忠孝两全”的机会。至于他们为何这般视死如归，李定夷的分析是：“盖该乡勇武既相习成风，自然轻视生命，谓慷慨替死荣名也。”对于阵亡之人，除了享有家祠的祭祀外，村里还要把各人作战时的血衣写上名号和时间，安置在祠堂里，目的是为了激起后来者报仇雪恨之心。
如此惨烈的现实，在我第一次读到它时首先想到的是电影《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里的情节。《巨蟒与圣杯》是我看过的一部最“无厘头”的欧洲电影，它以调侃的方式讲述了亚瑟王和圆桌武士们接受上帝的旨意去寻找圣杯的故事。最滑稽的一幕是发生在亚瑟王与守桥的黑武士之间的打斗。尽管黑武士被亚瑟王先后砍去了四肢，但他每次都跟没事人一样，继续挺身战斗。最后，亚瑟王只好说“我们战成了平手”，然后扬长而去。而四肢全无的黑武士还在那里嘴硬，说自己只是受了皮肉之苦——“你要敢回来，我就咬断你的双腿！”
一代代播撒仇恨，种下仇恨的人最后必定为仇恨所吞噬。如此狼奶教育，其结果自然是冤冤相报，直到各村人马打个精光。关于这两个“斯巴达村庄”的械斗史，《乐平县志》的记载是：在1869—1924年间一共发生过7次械斗，死亡970余人，毁坏房屋1000余幢，两姓原有670户，到1949年只剩300户。
从斯巴达怎样到雅典？
甘地说：以眼还眼的结果是全世界都成为瞎子。和过去相比，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是一百年前，如今发生在宗族之间的械斗越来越少。这当然首先得益于鱼缸困境被打破。如前所述，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变化，许多精壮之士都已经外出打工或以其他方式进城，他们像《斗鱼》里的“摩托小子”一样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江河，而不再像斗鱼一样，在一个窄敝的地方，为一些并不存在的仇恨死守与死战。转型期的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开放社会，而开放社会没有敌人。
与此同时，那些可能引发大规模械斗的宗族文化，也远不如从前那样具有动员之力。虽然今天仍不断有群体性事件，但都各有原因，很少与宗族冲突有直接关系。这个社会似乎已经告别了过去所有的宏大叙事，人们重新回到了个体与小家庭，开始为自己而战，而不再为那些并不存在的利益而战。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的许多村落都在忙着重建族谱、重修祠堂，但是以我在乡村之所见，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重建，理解为一群被抛入现代社会的孤独农人，开始在曾经被视为糟粕的传统之中寻找温情与慰藉。正如西方的教堂已非十字军东征的大本营，东方的祠堂也将不再是械斗者血衣飘飘的藏身之地与励志之所。从对群体暴力的推崇过渡到对个体权利的伸张，本书作者亦相信，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农民正告别“暴民臣民”的诅咒，行走在由斯巴达通向雅典的当途。
5.人类为什么会失去温良？
前文谈到的人对人的虐杀与剥夺，让我想起法国大革命前的几封书信。相信它们可以帮助读者解读一个社会何以充斥暴虐、失去温良，而人们又对此习以为常。
宽宏大量的杀人
自从离开布列塔尼，我一直怀念那里明晃晃的太阳雨以及文明与秩序，然而在历史上，它也是一个飘满血雨腥风的所在。1675年，布列塔尼地方的下层阶级，曾聚众反对新税。这次骚动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见证了这一恐怖事件的塞文涅夫人在给女儿格里娘的信中有这样行云流水的描述，仿佛在写小说：
我的亲爱的女儿：你从埃克斯寄来的信，写得太可笑了！在把信寄出之前，至少要再回看一遍。你会对你写的那么多赞美之词表示吃惊，但你又会因为喜欢这样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么多而感到自慰。可见，你已经吻遍了普罗旺斯地方的所有的人，是不是？不过，只要你不爱闻葡萄酒的香味，就是你吻遍了布列塔尼地方的所有的人，也不会令他们满意。
……你喜欢听雷恩地方的消息吗？那里下令征税10万枚银币，如果不在24小时内交出，就把税额翻一番，并派兵去征收。当局已把一条大街的所有居民撵出家屋，而且不准任何人收留，违者处死。因此，一大群倒霉的人，其中有孕妇、老人和小孩，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城市时号啕大哭；他们不知到何处去好，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栖身之处。前天，一个开舞厅的小提琴师，因偷印花税而被车裂。他被五马分尸……，并将他的四肢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已有60名市民被捕，明天开始治罪。这个地方为其他地方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叫其他地方也尊重总督及其夫人……，不得往他们的花园里投石头。
……昨天，天气甚美，塔朗特夫人来到她的林园小憩。当然要为她准备下榻之处和饮食。她从柴扉走进来，又从原路回去。
而在同年10月3日的另一封信里，塞文涅夫人又补充说：
你总是喜欢向我谈论我们这里的悲惨事件。我们这里已经不再实行车裂了。为了维护正义，每周只杀一个人。不错，我现在认为判处绞刑已经算宽大了……
布列塔尼的这一惨案发生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这位好战皇帝的连年战争与频繁加税，引起了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乃至公开反抗。在今人看来，这一切也自在情理之中，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而且，与此同时，读到上面这样的几则通信，你是不是觉得塞文涅夫人过于冷血？在谈完一场被视做“榜样”的血淋淋屠杀之后，她竟然还能悠然自得地谈论当地的好天气！
然而，透过她的其他一些通信以及对其生平的了解，读者又会发现，这位贵妇人并非全无心肝、全无人类的良善。她热爱自己的子女，同情遭遇了不幸的朋友，甚至对家臣和奴仆也还算宽大仁慈，更不可能有“每周杀一个”的冲动。问题只在于，她对于降临在贵族圈子以外的苦难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无动于衷。
塞文涅夫人成为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书信作家，实属无心插柳。人到中年之时，她的丈夫塞文涅侯爵为了另一个女人死在决斗场上，从此，她将后半生的激情主要花在了给女儿写信上面。据说有时候一周会写好几封。事实上，塞文涅夫人并没想到自己的私人信件有朝一日会被公之于众。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些通信因为原汁原味地反映了路易十四时期的风土人情、傲慢与偏见而被视为法国文学的瑰宝。
不平等的暴虐
最初我是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读到这些信件的。对于信中所描述的种种残酷场面，和我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开篇一样印象深刻。在转述它们的时候，托克维尔也不无感慨——即使是在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最残暴的人写信给最无情的人时，也不敢泰然自若地说出上述那样的话，即使他个人的气质促使他这样做，全国的民情也将禁止他如此。但为什么会这样？根据这种变化，接下来托克维尔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人类慢慢告别野蛮，变得温良？
在书中，托克维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人类慢慢走向平等。而且，“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是他美国之行的最大发现。同样，民主的精髓，首先也是身份的平等。
托克维尔当时大概是过于乐观了一点，在他死后的另一个世纪里，人类自相残杀之残酷，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且，革命未必带来真正的平等，当革命摧毁原有的社会平衡并且严重变质后，不平等甚至还会变本加厉。然而，托克维尔的判断又是那样入情入理，令人折服。在他看来，平等之所以能使人类告别野蛮，走向温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大家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感情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尽管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尽忠的现象，但人人都有人类共通的同情心。谁也不会让他人受无谓的痛苦，而且在对自己没有大的损害时，还会帮助他人减轻痛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因为有着相同的身份，有了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情感，凡事便会由人及己、由己及人。当你见到他人的不幸，你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当然，前提是你要把他人当人看。否则，这种同情心将无异于养猪场给猪喂食。养猪场给猪喂食，不是出于爱，更不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