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可谓层出不穷。2011年，云南陆良铬渣倾倒事件引起网民的关注。在被遗忘的兴隆村，依然有癌症病人在吃臭虫治病，村民称近10年共有37人死于癌症。一位得了癌症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自己死也就死了，但希望把事情调查清楚，因为对生活在这里的子孙后代放心不下。面对如此有责任心的农民，听者情何以堪？
事实上，在离小堡村不到50公里的新建县的一个垦殖场，就有有关“癌症村”的报道。“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而我在县里走访的时候，听不少人谈起县里不少人罹患鼻咽癌，不知道是否与环境有关。
自从当地不少年轻人得肝病死了后，由于担心病从口入，一次性碗筷开始在乡下的酒宴中流行。相较从前，农民的确越来越珍视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代价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日常的恐惧之中。然而，村民赖以自救的一次性碗筷并不能帮助他们抵挡可能的生态危机。我至今无法求证这些事情，也不敢对将来妄下结论，我更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忧地”，但我无法平息心中的忧虑，因为一旦环境污染形成，一旦故乡的土地与空气里长毒，其危害将远高于季节性的洪水，将远比我的故乡失去一棵古树严重一万倍。而我的这种忧虑，是整个时代的忧虑，而非独我一人。
明朝《****野史》里有一段故事，说的是周文王问姜子牙如何治国平天下，姜子牙的回答是“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是之谓上溢而下漏，为国大臣不可不知。”周文王顿悟，遂派人开仓放粮赈济穷人，西周从此强盛。据我查考，这段在网络上改头换面，广为流行的话是作者从《荀子？王制》或《尉缭子？战威》那里借来的。虽然“版本混乱”，不难看出的是，无论早在春秋战国、明王朝，还是现在，人们对“王者之国富民，无道之国富国家”等藏富于民的思想总会有着强烈的共鸣。
让人痛心的是，今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正遭受双重困境：一方面，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藏富于民的政策，还要承受种种非国民待遇，虽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支付巨额成本却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另一方面，还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担负“藏祸于民”、“藏祸于未来”的坏处。而且，后者的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因为中国农村整体性的不设防。因为农民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也没有真正能够维护他们权益的制度保障。即使是在今天，一些城市开始借助网络完成散步，试图“遇见可说服的市长”，大多数有责任心的农民依旧只能散兵游勇地抗争，或像安徽蚌埠的村民一样继续“有组织地下跪”，跪请环保总局检查组的官员前来治污。
“比萨斜塔不会倒，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会长高。”经济学家赵晓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发展的忧虑。为了各自的故乡还能回得去，还请这个时代忙于建设的诸位记住这句话吧。有故乡的人知道如何热爱并捍卫属于自己的土地，有故乡的人知道在他人故乡中看到自己的故乡的命运，有故乡的人必须心存敬畏。
（四）
人不能永远活在忧虑之中。在结束这篇文字之前，让我继续说一些感恩的话吧。
感谢我多年前的选择。目前的生活虽然不尽完美，大学虽然清贫，终归是有充足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别人考虑何时休假，我则考虑何时上班。而且，我又是那么幸运，一直在做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常会对自己或所在知识群体说，生活如此清闲，不用朝九晚五，若不诚心诚意尽些社会责任，不去多说一些真话，甚至还要说假话，于良心何安？
感谢《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评论部诸君，虽然你们中很多人已经星散四方，但我仍记着你们的友情。感谢刘雁女士，早在三年前便盼着这部书稿完成，一直督促我完成。感谢理想国的刘瑞琳女士几度邀约，她是理想国沙龙里最动人的女人。感谢谢刚社长的礼贤下士，中国的出版事业因为他的出现而变得开阔；同时感谢新星出版社支持并参与“十分努力”计划，即每本书都会有十分钱用于乡村公益。感谢编辑王光灿的一丝不苟，感谢他与我谈起上学时在河南上蔡县附近随处可见的农民卖血队。这个细节让我又一次想起那群被遗忘的人，更意识到本书中所写的农村及其伤痛，不过是中国乡村微不足道的一角。
感谢熊景明和董保中两位老师，因为董时进先生的缘故，天各一方的我们才得以相识与相叙。
感谢许医农、柴静、刘瑜、郭于华、王跃春、文坛、杨子云、郭亮、陈晓萍、曾宪楠、魏文婷、沈芷琳、于飞、刘丽华、刘玮、梁文道、徐小平、刘苏里、孟波、秦朔、戴自更、封新城、何树青、胡赳赳、钱钢、杨利川、吴稼祥、于建嵘、张力奋、高战、刘秉仁、李英强、单士兵、加藤嘉一、庄永志、李伦、金伟竹、潘采夫、王爱军、萧三郎、褚朝新、骆新、李亚、高明勇、赵继成、翟春阳、杨耕身以及吴相仁、淦小炎、李军洪、汪中求、费从军、陈道国、梅永生、王佺、袁苏、吕凤英、李卫民、廖爱军、胡红林、李晓田等师友多年来的理解与帮助。感谢赖时幸、曹瑞珍、袁志涛等在熊培云图书馆做义工的朋友们的辛劳。这个名单很长，恕未在此一一列出。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孩子。感谢南开大学文学院诸位老师和学生们为我营造的轻松而宽厚的环境。多年来，我一直爱着《未央歌》与《巨流河》里的南开，我也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并理解张伯苓先生喊出“中国不亡，有我”时的舍我其谁的自救与大担当。
不幸的是，就在我断断续续写完并准备结束这篇后记时，史蒂夫？乔布斯先生在今天早晨离我们而去了。这个消息让我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承认我喜欢乔布斯更甚于喜欢苹果。我像他一样相信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自己不想要的生活；相信人不能欺骗，因为你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的离去，我实在没有理由为他哀悼，因为我活得还不够尽心尽力，不够全心全意，因为在他面前，我的惭愧多于悲伤。
“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许多人都记住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句台词。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生与死都是同时进行的。生是一辈子的事，死也是一辈子的事。从这方面说，我很庆幸看到我的故乡以及这个世界，虽然时刻经历着衰朽与死亡，却也时时在生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万物生长的过程中来。
我相信，即使我不能阻止一些美好事物的离去，我还可以做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影片《入殓师》里的大悟一样回到故乡，领悟生命的真谛与尊严，让那些逝去的人与事，在我的回忆里获得温情与敬意。我相信，即使故乡沦陷，我仍可以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度过一生，因为我的一生都在为那个美好世界而努力。
2011年10月6日夜 作者谨识
附录一
两千分之一的改变
2001年前后，就在我犹豫“出国，还是下乡”的时候，同时做了两件有意义和有收获的事：一是读胡适，他让我知道了一些被遮蔽的人与事，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了一个通盘把握。二是看了伊朗电影。这些电影让我能够更理性、更宽容地理解异域的文明，并且乐于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心灵。无论是书籍，还是电影，如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反观自己，善莫大焉。
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伊朗电影。比如说萨米拉的《黑板》。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失去学校的伊朗教师，背上一块大黑板——像是沉重的翅膀，在荒凉的大山里长途跋涉，寻找学生——放羊的孩子。
“这里有人吗？这里有人吗？打开窗，回答我。乘法表，来学些乘法。一二得二，二二得四……”
“女士，你需要老师吗？我是个老师，你的孩子在哪里？我是来教你孩子的，孩子们在哪里？”
“这里有人吗？我能听到里面的声音。我远道而来，来教你们的孩子读书写字，你不需要付给我很多钱，我会教你读书和写信……我从远道来，如果没有钱，你只需给我一点吃的……”
一路上，这些落魄的男人就这样喊着，不停地询问。然而，一个学生也没有找到。好不容易遇到一群少年，却都自称：“我们不是孩子，是骡子。”他们每天忙着从两伊边境偷运走私货物。“我们是骡子，一直在逃亡，你怎指望我能读书？”——“放羊班”不相信春天。
如此动荡而贫瘠的年代，一位妇女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我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断有人上来又下去，唯一没有走的是我的儿子。”言语之间虽有无尽悲凉，却也让人觉得生生长流，蕴藏希望。
从稻谷到书籍
有人愿意背着十字架前行，有人愿意背着黑板前行。多年来，我时常会想起那群乡村老师，背着黑板到村子里寻找学生，虽然其中也有谋生的意味，不可否认的是，它更包含着一种朴素而金贵的信仰，即至少他们会相信：人需要知识，知识对人生是有用的，是可以让人生活下去的。而且，如果你需要，他们愿意送知识上门。这样的景象，在中国也并不陌生。远有梁漱溟、晏阳初一代人，亲临乡村搞建设。时至今日，在我周围同样有许多我熟悉的朋友，他们不甘故乡与中国农村的荒芜，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受其鼓舞，2010年4月，我也在老家参与建设了一个图书馆。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熊培云图书馆。
建一个乡村图书馆，这一心愿由来已久。2008年夏天，为了重拾《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写作，我回到乡下老家，并在县里开始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图书馆很难找到几本像样的好书；而附近寥若晨星的几家小书店，新书同样乏善可陈。一座城市，无论多么繁华，街道多宽阔，如果见不到书，在我眼里，总还是萧条的。那时我便在想，倘使这里有一个向全县开放的图书馆定是件美好的事。
同样美好的是，你可以像萨特所说的那样在书里结束你的生命，同时在书里开始你的生命。我年少时的最美好的记忆，便是关于图书的。而最难忘的是十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据阿拉善的杨利川先生说，直到1985年前后，北京的书店还没有开架，买书得从柜台上取。真不敢相信！而在我印象中，第一本对我的文字有启蒙意义的书——《中国古代寓言选》，便是那一天我在书架上取出的。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若干年后，当我走出乡村，从北京到广州，从香港到巴黎，见过的好书店已数不胜数。而台湾24小时不打烊的诚品书店，更是让我一次次流连忘返。当年苦于乡下收种稻谷的种种体力活，而现在唯一的体力活就是将一箱书从一个城市拖到另一个城市。从稻谷到书籍，都是人间食粮。
2009年在台湾的那次短暂旅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慈济会的源起有了些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的时候，知道有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为此，她很忧伤，并且决定从此担当。此后的机缘，让她成为台湾慈善事业的标杆。由着当年的醒悟，证严法师一生都在见证这样一个信念：既然“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让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多么遗憾啊！多年以来，我只顾写作，独自一人，却忽略了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牵手做事。
一年后，我的新作《重新发现社会》终于出版，并且获得了一些朋友的赞扬，想来这也全是因为这本书契合了此一时代的精神。事实上，我之所以强调重新发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影响。没有哪个人像托克维尔那样透彻地看到了社会的力量。在他看来，国家可以防止社会互相倾轧，而社会又因为保持充分自治可以防止国家对个人权益与社会自由的剥夺。而如果国家能够切实保障个人的权益与自由，那么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能感到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而不是摆脱的对象。
送托克维尔下乡
我们能力有限，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总能改变些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慢慢改变。正如我在南开教书，努力承继西南联大刚毅坚卓、自由自在的传统，也时常对学生说，凡认同此夙愿并甘当我学生者，亦可自称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试想，中国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你让一个县有一家像样的图书馆，那么你就完成了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这两千盏灯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是从不缺少扶危济困、改造社会的热忱的。我也知道自己平素是如何懈怠，一事无成。就这样，日复一日，漫不经心，忙于种种芜杂之事，而我们最想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停留于美好愿望，或未得机缘，或缺少行动，终不能像证严法师一样，做到“有愿、立志、力行”。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社会的确有了一个大变化，其最显著特征就是社会开始了横向联合与自我建设。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卢安克和梭罗一样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在我筹建乡村图书馆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志愿者，他们踊跃报名，希望能够到图书馆做义工。有一位正要毕业的农家子弟，在别人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当地，准备在这里当一年志愿者。理由是以后工作了，时间恐怕就不如现在这样好安排了。而且，作为唯一的男丁，他是家中的宝贝，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帮着我一起筹建图书馆的李英强先生，更是让我感动不已。此前，虽然有书信和电话联系，但我们见的第一面却是在正要开张的图书馆里。我曾经感慨，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也让有理想的人无处不相逢。生活就是这样，虽然素昧平生，因了共同的理想与事业，人们终究会走到一起。
我有一个设想：为了更好地动员有此理想者参建图书馆，不妨都以本乡本土的人的名字命名。每个县至少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更百倍优秀于我。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本，能够连接外面的世界与本乡本土，能够整合资源，又熟悉当地的民情，不用花很多精力，便可以孵化出这样一座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