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时日多了，逐渐与洋人融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实现一己私利，另一方面也借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持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两派在许多问题上多有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的洋人观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最终，胡雪岩成为了牺牲品。
对于洋人的冲击，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股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过于封闭，因而其感召力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有识之士应势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在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冲击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乱世为所欲为。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
2. 助剿内乱，胡雪岩建立大秩序
时势的剧变让清政府不知所措，然而，胡雪岩的反应却大有不同，可作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处。
清廷旧制受到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安。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普通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然能生发出一种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而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有利，也只是对江洋大盗、野心家、流氓无赖有利。
基于这一认识，当太平天国运动起来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浑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持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才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领你的情，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便利。
胡雪岩认定，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太平军，而不是今天从太平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胡雪岩很清楚，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在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太平军会怀疑他与官府有勾结，官府会怀疑他替太平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他并不是一心为别人的，他们可以和他打一两次交道，但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他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每一次都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机会就大大减少。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作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太平军****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会烂在手上。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但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它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证。
替官府打太平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得到的会是巨大的利益。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种商业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除非发生特殊变故，使得混乱比平安更能节省成本。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依旧，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左成功平叛西北。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把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行，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从事商业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便利和保护，在这样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要加大。如果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那么大的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商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始并没有驾驭官府之想，但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为依托。其次，他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能够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最后，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始，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他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就表示胡雪岩受到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另一方面，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方面获得了信誉，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因此能够如鱼得水。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在太平军刚起事时，抱了投机的心理想捞上一把。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准则、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太平军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们了，因为他们曾暗通太平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太平军的口号不得人心，肯定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太平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太平军起事而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太平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之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侮而犯了事，只得投靠了太平军。又比如蒋营官，太平军打到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太平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并以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都会越过越好的。就是投奔太平军做了小头目的，或者投顺太平军的富户，也大多有难言之隐。我们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老百姓，没有几个能保持头脑清醒的。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之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的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在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同情和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透彻，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很显然，这些人是与太平军有染的。
胡雪岩是这么看的：与太平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如果不吸收他们的存款，他们就不得不把存款给太平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商人和官府的关系。是商人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事情，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应各遵从各的原则。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说话算数，是对着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于事无补。
这是胡雪岩颇为超前的想法。因为封建化的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不独立。士处于社会的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士便经常以其特权来强制要求其他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士的管制中，不能有一个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也就极为费力，极为提心吊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的相互独立。各业在一种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
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大清权臣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信用好之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纳存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因惧怕官府而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3. 利用洋人，胡雪岩纵横捭阖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交代。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太平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来源于他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好的经营环境的资本。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的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得不到好处，他便让你不得安宁，甚至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则尽力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他派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也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清朝的商人费了好大劲儿，才能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他们还只能单独地开拓商业领域。稍有不慎，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多年的苦心经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场上赢不了你，逮着机会就会在其他方面报复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这样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
以上所述，就是胡雪岩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的特殊应对。并不是说胡雪岩起初就有过人的眼光，而是胡雪岩在其商业活动中锻炼出了一颗敏锐的心。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商业经验，用心体会各方发生的巨大变动，及时找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应对方法。其实，在商业活动中，绝对的先见之明是没有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每一个商人都是宿命论者，他们被一双（胡雪岩时代还有另外几双）无形的手所掌控，在似乎是人力又似乎是天意这种说不清的情况下或者成功或者失利。但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意人总是能从自己的见闻中寻出蛛丝马迹，作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选择。一个人积累的经验越多，他遇到事情时对事情的处理就越有信心。这一点不用多说，每个生意场上的人都深有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