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爹看着李姑娘心动的那天，北平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那几天长沙的气温反常的热，曾家的狗咬了刘家的小孩；韩家的老爷爷因受不了热，索性去了阴曹地府。“五四”运动的狂潮通过各种渠道奔涌到长沙，于是长沙也有大批学生涌上街头，声援北平的“五四”爱国运动。我大叔就是其中一个。他的那双大脚又朝前长了一寸，商店里已没码子适合他的脚了，奶奶就去沙河街的一家鞋店给他订做了一双硕大的猪皮鞋，那双硕大的猪皮鞋于愤怒中踏得地面啪啪响，让路人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落到他那两只硕大的脚及他那一对肥大的招风耳上。我大叔可不管这些，手持“还我青岛”的标语，和他的另一些手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及“誓死捍卫青岛”等标语的同学，在长沙街头不知疲倦地游行，喊口号把嗓门都喊破了，回来时喉咙直冒烟，一说话，飙出的全是火星，让奶奶不得不闪开，以免被火星烫伤脸。一天下午，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茫的我岳父，去找蔡和平先生询问中国的未来，蔡先生接待了脸上有块疤因而表情更革命的我岳父，拿出厚厚一叠传单，“你去把这些传单分发给每一个市民，好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赶快去。”
传单是长沙新民学会的人出钱印刷的。我岳父抱着那叠传单，走到南门口菜市场，见人就发一张，只剩一张了，他拿回来，递给我爹，“大少爷，看传单。”爹接过传单，传单上赫然印着这样的标题：“请救山东人民的性命”；“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等。爹看得心里充满愤慨。爹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都比奶奶广阔，晓得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还晓得明朝的时候，戚继光抗击倭寇就是抗击日本人。爹冷笑一声，鄙视道：“小日本真他妈的太猖狂。”我岳父看着我爹，鼓动起来：“大少爷，现在长沙有一家新民学会，有一个人叫毛泽东，字润之，还有一个人叫蔡和平，他们都比我们有学问，你可以去听他们讲课。”爹望着我岳父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岳父看一眼葡萄藤上的天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爹那听力很好的耳朵，第一次听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别人，正是我岳父。爹看一眼葡萄藤，残阳落在葡萄枝上，感觉上光怪陆离的，“马克思是干什么的？”
我岳父觉得我爹很无知，连马克思那样的大名人都不知道，就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是德国人。”爹奇怪了，“德国人也管中国人的事？”我岳父肯定道：“马克思管全世界。”爹觉得能管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忙问：“马克思比玉皇大帝还大？”我岳父说：“马克思是人，不是神。”在我爹心中，掌控着他人生杀大权、说话最硬的莫过于吴佩孚。爹问：“马克思能让吴佩孚听命吗？”我岳父不敢糊弄我爹，说：“好像不能。”爹就觉得我岳父的脑子出了问题，说：“雁城哥，那你别信这些。”
有天晚上我岳父没回家。第二天中午，一家人正坐在葡萄藤下吃饭，天不热，有凉风从门外吹来。只见一瘦瘦的年轻男人走来，他中等个子，一张马脸，戴副眼镜。他说：“我找杨桂花？”奶奶起身，看着这个陌生男人问：“请问你什么事？”陌生男人一笑说：“李雁城同志被军警抓了，关在军管处，要家人担保才能放。”奶奶满脸疑惑地盯着这男人，“你是谁？”男人坦然地一笑，“我姓蔡，名和平，与李雁城是同志。”爹一听“蔡和平”这名字就抬头打量他，想这个着蓝布长衫的蔡和平恐怕就是马克思的徒弟，便自作聪明地问：“你是马克思的徒弟吧？”蔡和平微微一笑说：“不是徒弟，我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奶奶见蔡和平盯着桌上的饭菜，觉得这个男人看起来不像个奸滑之徒，便说：“蔡先生，不嫌弃的话，在我家吃饭吧。”蔡和平不好意思地用右手的食指抵下镜框，“大婶子您太客气了。”
梨花起身为蔡和平装碗饭，蔡和平端起碗，瞟眼我大叔、二叔和三叔，最后把目光落到李雁军脸上，“你是李雁军吧？李雁城同志说你跟师傅潜心习武，已经有一身武艺了。”蔡和平打量一桌人，没看见我岳父说的我爷爷，便微笑地瞟我爹一眼，那目光让我爹一惊，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下。蔡和平拿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说：“你是何金山吧？听雁城说你在吴佩孚的军队里干过？吴佩孚是个目光短浅的新军阀，你离开他是对的。”蔡和平在饭桌上宣讲他的思想：“我们中国必须改变，谁有军队谁就老子天下第一，就欺压老百姓，这是什么屁国家？”我爹答：“吴佩孚正是您说的那种人。”蔡和平扒口饭，待把饭咽进喉管，又说：“我们一定要抱成一团，推翻军人政治，建立更好的为民众服务的社会。”我大叔觉得这话落到了他心坎上，就特别受用地笑道：“对对对。”蔡先生见我大叔响应得热烈，对我大叔格外友好地说：“年轻人应该以国为重，生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在军阀混战和割据的乱世，更应该有抱负，否则，那些军阀和权贵们只会把我们老百姓当猪狗。”
蔡先生在我大叔的脑袋里点亮了一盏灯，我大叔已经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了。在他那双与他的兄弟长得不一样的单眼皮小眼睛里，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在他去学校的路上，他曾多次看见安徽兵在街上殴打妇女和学生，还看见湘军军警用枪托揍可怜的乞丐，或看见几个军警围着一男人猛打，打得那男人满脸是血。他看见浮在河面上的尸体无人管，却看见军人拖着板车抢农民们挑到菜市场卖的菜。我大叔是那种命里同情弱者，很讨厌军人在街上横行霸道的正直和勇敢的人。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品尝多种苦难和多种不幸的，他的一对招风耳听到的是苦难，他的那双能明察秋毫的单眼皮小眼睛看到的也是苦难，他的一双大脚就是为他寻找排除苦难的真理将艰难跋涉所生。他说：“蔡先生，我一定以国家为重。”
奶奶把我岳父从军管处领回来了。我岳父在军管处写了保证，保证再不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我岳父之所以被军管处的人抓去，是先一天他和游行的学生一起冲进摆着日货的商店，对日货店大肆打砸抢，把抢到的日货搬到街上焚烧。军管处派了很多军警来维持秩序，见额上有条刀疤的我岳父模样最凶，力气最大，既不像老师也不像学生，就把我岳父等人抓了，说我岳父是长沙街头的“过激党”（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奶奶去领我岳父时，军管处的人不肯放，说我岳父等几个青年是“破坏分子”，砸了许多店铺，严重破坏了长沙市的社会治安，要枪毙。奶奶就打赵团长的牌子，还出了二十块银元的担保金，军管处的人才把我岳父放出臭气熏天的囚室。我岳父是那种奉行大丈夫能屈能伸才算真男子的人，在他听古书听来的知识里，汉朝的韩信是他最景慕的大丈夫。
我岳父回到家，只是埋头吃了几口饭，人就不见了。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一连几个晚上，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奶奶感到奇怪，问梨花，梨花愤恨地指着外面，“这砍头的，改变社会去了。”自然，做腊肉的事落到了爷爷、李雁军和我爹及梨花身上，挑腊肉到南门口菜市场的吉祥腊味店、从前是我岳父的专职，现在成了李雁军的事。一天，去改变社会的我岳父满脸笑容地拿回一份《湘江评论》，把《湘江评论》给我爹看，目光明亮且坚定，那是被革命的激情燃烧起来的目光，跟奶奶使用的熨斗样带着热气，“大少爷，”我岳父骄傲地昂起他那张有一条刀疤的尖脸，“这是我们新民学会创办的周刊。”《湘江评论》是油印本，充斥着浓烈的油墨气味。爹接过油印刊物，冷冷地说：“这就是改变社会？”我岳父想先改变我爹，不在乎我爹脸上的嘲弄，一脸认真道：“这里面的学问很大呢，不信你自己看。”爹怀疑地翻阅着刊物，我岳父又小声对我爹说：“这个社会必须变，不变，中国人民就没好日子过。”
爹觉得这话从我岳父嘴里说出来怪怪的，一开口就把自己和中国人民捆绑在一起，似乎有些自大。爹盯着我岳父，我岳父又激动得脸上的刀疤颤动不止，手往下一劈，——那是要把这个社会劈成两半的凶猛动作，道：“大少爷，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的沙皇就倒台了。俄国革命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范本。”爹听不懂，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陌生和复杂了。我岳父有发展会员的任务，一心想把我爹吸收进新民学会，他讨好的模样推下我爹的肩说：“过几天我带你去我们新民学会，我们新民学会里有好多革命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