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花的死让一家人沉默了好几个星期，就连眼里从没老人、被很多女孩私下评为长沙市最帅的靓哥何五一，也停止了拉琴，因为他没想到张桂花奶奶是为他去买他爱吃的火焙鱼而不小心摔倒的，从此何五一再没吃过火焙鱼，也不让他妈和他伯妈再做这道菜。九月份，他背着小提琴走了。那些天，来我们家为他饯行的姑娘不下十个，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身上都飘着让人心醉的香气，说是来送行，实际是盼着跟他约会，其中就有那个后来做了尼姑的徐丽。有天下午，她穿得比公主还考究地来了，那身雪白的衣裙是她的香港亲戚送的，耳垂上吊着菲律宾的姨妈寄来的一对醒目的银耳环，脖子上挂着她外婆从马来西亚买来送给她的镶有蓝宝石的金项链，但这一切并不能让她自信。当五一吃惊地看她一眼时，她居然绊倒在葡萄架下。葡萄架下并没有可以绊倒她的物件，她是因激动而脚一崴，自己跌倒的。她站起来时，五一就不望她了，以免她又跌倒。黄昏时，又有个姑娘羞涩着脸蛋，勇敢地走来，她姓董，剪个包菜头，穿得也讲究，两个姑娘如同仇人相见，竟在葡萄架下恶语相加。她们都泪汪汪地看着五一。五一不望她们，也不帮其中一个。但在他妈的催促下，他还是分别送她们出门，不过五分钟就回来了。李佳说：“就回来了？”五一答：“我把她们送到街口，已经够可以了。”他只是刚坐下，又有一个女孩骑着单车来了，撩开裙子，一条玉腿敏捷地从三角架上弯过来，落到地上，羞红着脸看着玉珍说：“您是五一的妈吧？”这个把玉珍错当成五一妈的女孩子长得不算漂亮，但脸皮相当厚，自我感觉超一流的好。晚上十一点钟了，一家人哈欠滚滚，都要睡了，老奶奶睡过一觉醒来了，她居然还没走，还缠着李佳和玉珍说话。五一觉得这太荒唐了。第二天，他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去了学校。
傍晚和星期天就没有优美的琴声了，也没有女孩子像蝴蝶一样飞来叮五一这朵盛开的雄牡丹了，大家一时都不适应。这天下午李文军着一身黑西装、打一根紫色领带、脸刮得干干净净地领着两个老人，笑容满面地出现在院子门前，随他来的两个老人都有七、八十岁，一个姓贺，一个姓姜。姓贺的是当年湖南新编第一军副军长贺新武；姓姜的是李文军的师参谋长姜小工。李文军一进门便对我爹说：“何老，看你还认识这两位吗？”爹就盯着他俩，爹勉强认出了贺新武副军长，没认出姜小工。李文军说：“姜小工师参谋长。”前参谋长姜小工紧握着我爹的手，脸上就很多感触，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说：“老军长，没想到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姜小工师参谋长一九五七年也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原籍湘阴。也是早两年才得以平反，平反也就是退休。贺副军长八十出头了，曾在南宁一家工厂任副职，六十年代初他退休了，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还是把这个老人卷进了浪潮。在造反派夺权的斗争中，他被厂里的造反派打得休克，醒来后又被另一造反派组织打得休克，再醒来，又被第三个造反派组织打得休克。他之所以没被打死，实在是他身体太硬朗了，这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练武。他熬过来了，一九七三年，当全国各地开批斗会一类的活动相应减少后，他这个国民党起义将领打了个恳请回湖南老家的报告，就逃回了湖南。这几年，贺老头喜欢骑着单车，拿根钓杆到乡下的野塘边钓鱼，戴顶烂草帽，带点零食，一坐就是一天。早一向，李文军也拿根钓杆上塘边钓野鱼，俩人相望一眼，觉得哪里见过又相望一眼，贺老头谨慎的样子走拢来问李文军：“你是不是姓李？”李文军说：“你是贺新武副军长吧？”贺老头说：“我是。”贺新武拿着烂草帽摇，告诉李文军：“你的师参谋长姜小工就住在我现在住的那条街上。”他们见面了，为彼此失去的岁月和友谊落泪，并且都把自己喝醉了。
他们相邀来了，提着酒和囟菜，来看我爹和会我大哥。他们喝着酒，回忆当年打日本鬼子的事情。这些年里，他们天各一方，由于都是前国民党军人，在那种“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得要命的年代，都怕相互联系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猜忌，就各过各的生活，断了联系。这两年，文革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被改革开放的潮浪冲淡了，这些曾经被各机关、单位或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视为牛鬼蛇神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人，就想出来走动走动，吐几口憋在心里的晦气。贺副军长回忆当年说：“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一天走七八十里路还背着枪枝弹药，那时候可真年轻。”爹也回忆说：“当年打日本鬼子，我们可没给中国军队丢脸。”姜参谋长说：“就是，日本鬼子第三次进攻长沙时我们营守在金盆岭，日本鬼子冲上来就被我们打下去，又冲上来又被我们打下去。日本鬼子很恼火，没想遇上我们这些倔头倔脑的湖南骡子，前进的步伐就停滞了，哈哈哈哈。”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打开记忆的仓库大门，翻寻多年里都不曾回想的一件件事情，天在他们回忆中暗了，天老爷见他们都还活着，也笑了个。那是一个闪电，使整个昏暗的客厅忽然一亮。
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来了，又带来两个从前我爹麾下的军官。一个是少校营长，姓李；一个是中校团长陈万山。爹看见陈万山十分激动。爹紧握着陈万山的手说：“你还活着？”陈万山咧开大嘴笑，“老军长，我没那么容易死。”陈万山打量我爹说，“我一直想来找您，但这些年，不敢来找您，您以前是省政协副主席，我怕给您添麻烦。”爹感叹说：“大家都怕啊，左的思想像一座大山，把我们隔绝了。”几个人哈哈大笑。陈万山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脚被打瘸，走路一拐一拐的。陈万山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军人在文革中，天天挨斗，身前挂一块‘历史反革命’的牌子，除了挨斗，就是扫地、拖垃圾和挖防空洞。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跟老鼠样，天天就是握把锄头挖洞。”李营长接过话说：“我的单位是中专学校，文革中，那些造反派左得没名堂，天天揪着我游街，一边走还要我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罪该万死’。”姜小工参谋长说：“我们单位批斗我时，给我剃个阴阳头，不但胸前挂‘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背上还挂一块‘国民党军统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的牌子。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有的人还对我身上扔东西，我魂都被吓得飞上了天。”李文军感叹道：“我们这些人真要搭帮邓小平，没有邓小平，我们今天都不敢见面，都跟老鼠样躲着不敢相互联系。”爹看着他们，他们当年在他手下打日本鬼子时，个个都是勇敢的战士，都不怕死。爹开导他们说：“我们这些事都不算什么，我们尽管都挨了整，可都活下来了。彭德怀、贺龙，都是共产党的开国功臣啊，元帅，统领千军万马的，却被整死了。我二弟，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省委常委、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整死了。比起他们来，我们这些国民党‘历史反革命’，还算幸运的啊。”
我爹他们这样的人在当年那种高压政治控制的社会里，活得很扭曲，也活得很顽强，他们就像角落里的蒺藜，尽管不被阳光照耀，仍然孤独、凄凉地不声不响地活着。到了八十年代，青山街三号便常有老军人来访。这些老军人年纪都大了，撑着拐杖或乘着人力车来寻他们的老军长。有天，一个老人站在青山街三号前，半天不动，既不进来也不走地张望，一脸的迟疑和探询。那是个星期天，我看见了，转身进爹的房间说：“外面站个老头，怕又是您的老部下。”那是中午，爹已躺下，又重新穿上衣服，迈出房间，望着那老人。那老人看起来有八十岁，着一身干净的蓝衣服，一张脸爬满衰老的皱纹，两只眼睛像两颗烂话梅，眼袋很明显地装满疲惫。爹想不起他是谁，“您是——？”老人说：“我是杨福全，您老是何军长？”爹真的很高兴，因为就在早几天爹曾梦见这个人。爹道：“进来、进来。”杨福全撑着拐杖迈进我家，身体颤颤的，那是老朋友相会激动得发抖。“您老现在在哪里啊？”爹问。杨福全答：“我退役后，回了常德。”爹说：“记起来了，您是常德人。”前国民党军参谋长杨福全站在葡萄架下，咧开乌色的嘴唇一笑，“您记性好啊，还记得我是常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