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很高兴，亲自下厨为她的三儿子何金林做金林小时候喜欢吃的麻辣豆腐和油淋辣椒。何金林笑着，吃着奶奶做的麻辣豆腐，又尝着奶奶做的油淋辣椒，“妈，真好吃啊，我在延安和东北时做梦都在想吃湖南的家常菜。”直到这个时候我奶奶才问他：“金林，你怎么不把我孙儿和孙女带回来？”二叔在饭桌上说：“妈，湖南还没解放，等湖南解放了，我一定带他们回来。”奶奶说：“你二哥一直没有消息，一晃二十多年了，你替妈打听一下你二哥的下落。”何金林的脸色阴沉下来，好像一朵乌云把阳光遮没了，爹在军部已跟他说了，他已知道二哥死了。他说：“妈，很有可能二哥在赣南牺牲了。”爹用力咳了声，二叔看一眼我爹，又改口说：“我只是猜测，等湖南解放后，我再请求组织上去赣南找一找二哥。”奶奶就瞪着她这个满脸胡子的三儿子说：“你一定要把你二哥找回来。”我二叔点下头。
吃过饭，我二叔要我爹回军部，非常时期，二叔担心我爹掌控的新编第一军会发生变故。爹也觉得不能马虎，带着警卫走了，二叔却留了下来。这个家对于我二叔来说，真是太亲切又太陌生了，除了他爹妈和张桂花婶婶，所有的人对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去革命时，我大哥才几岁，而且两条腿都是好好的，没想他回来，他这个侄儿却失去了双腿。至于我、秀梅和我弟天亮，都是我二叔离开长沙后出生的，他当然就陌生。二叔说：“天亮，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天就要亮了。”我弟笑，二叔又说：“你爸有远见，中国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我八岁的兄弟笑笑说：“我们老师说，中国要变了。”二叔高兴地摸着天亮的头说：“是啊，中国要变成共产党的中国了。”
其实爹对国民党特务的阴险和残忍是有预见的，爹让何大金每天安排一个班的士兵去青山街三号，保卫他的家人，于是每天有一辆卡车送一个班的士兵过来，把先一天在青山街三号站岗的士兵带走。这天是星期天，我和弟都不上学，一早，卡车驶来，送来一个班的士兵，还带来馒头和稀饭，给先一天站岗的士兵吃。那些士兵因通宵站岗，很累，就坐在院子里吃着馒头和稀饭。我二叔那天晚上就歇在青山街三号，他听见说话声，醒了。他对司机说：“正好，我要去军部。”他洗脸漱口时，何天亮也起床了，坐在门坎上看着士兵们吃馒头和稀饭。他真的不应该起床。我弟平常的这个时候，即使是天上打雷，他也是不醒的，硬要妈走进房拉他，揪他的耳朵，对他大吼他才爬起床，迷迷糊糊地去上学，逢星期天，我弟不睡到上午十点钟，是没人叫他起床的。那天，是死神把他叫醒的，死神不但把他叫醒，还要他去坐车。他见他二叔爬进驾驶室，忙起身说：“二叔，我也要坐卡车。”
我二叔当然不会反对，司机更不会反对，司机说：“上来吧。”我弟就爬进了驾驶室。卡车开走了，带着我二叔和我弟向爹的军部而去。那天是个阴天，与前两天并没什么两样，气温甚至还低几度。街上也没什么新奇的事和新奇的变化，卡车开到军部前，二叔和我弟都跳下车。何大金站在军部前迎接，军部前有很多岗哨，我二叔去了军部作战室，去与我爹讨论起义的事项。我弟却在军部前玩。军部前有一棵牛奶树，这树的树汁跟牛奶一样，有一种金壳虫很爱吮吸这种树汁，我弟很喜欢捉这种金壳虫，捉了，拿奶奶的线系着金壳虫的脖子，金壳虫飞的距离就限制在线控制的长度内。青山街上的男孩，夏天里，不是捉蛐蛐玩，就是捉这种金壳虫玩。我弟捉了好几只金壳虫，捉了，放到口袋里，又再捉。
在我弟捉金壳虫的时候，我二叔正告诉我爹，据打进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下党送出的可靠情报，程潜和我爹等几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都成了白崇禧开出的黑名单上的人，白崇禧已下令特务对黑名单上的人进行暗杀。二叔要我爹千万别大意，在起义前，千万不能走出军部，任何名义的军事会议都不要去参加，以免身遭不测。爹对自己上了特务的黑名堂并不吃惊。爹对他二弟说：“暗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二叔说完这事，又跟爹说另一些有关起义的事项，九点多钟，二叔要走了，因为他还约了别的同志上午十点钟在松桂园的邮局前见面。二叔走出来，我弟要跟着他一起回去。二叔没拒绝，想等走到有人力车的地方，他叫一辆人力车把我弟送到青山街三号。但他们没走出多远，只是走到街口，距我爹的军部还不到一百米，从一家小粉店里走出来两个帽子压得低低的穿着黑衣黑裤的男人，我二叔正奇怪天这么热，这两个男人还戴帽子，突然那两个男人同时拔出手枪，几声尖利的枪响后，我二叔和我弟都倒在血泊中。何大金听见枪声，忙带着几名士兵举着枪大步跑来，但晚了，那两个开枪射击的特务已逃走了。
我二叔的肩膀和胸部各中了一枪，然而人还有气。我弟何天亮的额头上挨了一枪，那颗子弹打烂了我弟那光洁的额头。由于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想到罪恶的子弹会射向身为孩子的他，两只漂亮的眼睛还是睁着的，只是生前这对水灵灵的眸子，此刻却毫无光泽。
爹悲痛和愤慨地击了下桌子，桌上的物件吓得都跳起来，爹对何大金说：“何营长，马上带一个排的卫兵去青山街，把你爷爷奶奶、大哥大嫂都接到军部，以免特务再下毒手。”爹拿起电话，打李文军师部的电话说：“马上叫李师长来军部。”爹盯着他最小的儿子，满脸痛苦、愤恨和羞愧，自己身为军长，由于违抗白崇禧的指令，借口他的新一军不过是这半年收罗的从前线退回来的残兵败将，守守长沙还勉强，拉出去打仗就会涣散而拖着不动，没想儿子倒成了他的牺牲品。爹对自己说“现在可不是悲伤的时候”，他迈到窗前，从窗户望出去，一条街道青灰色，一幢幢破烂的房子耸立在街道两旁，有人在这一幢幢灰不溜秋的破房子前出入。空气中似乎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粘状物将空气抓住了，因而连一丝微风都没有，窗帘垂直在窗前，纹丝不动。
一辆美式吉普车驶来，先跳下来三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跟着李文军师长跳下了车。李文军一脸精神，步伐稳健有力，踏得楼板咚咚响。李文军一步入军部，看见何天亮躺在地上，大吃一惊。爹绷着脸对李文军说：“马上做好跟白崇禧打仗的准备。”
那段时间，身处长沙的国民党高官都人心惶惶，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成了再没人争辩的事实，很多高官开始把自己的亲人送往香港或台湾。青山街的大门已落了大锁，我们一家人都住在军部，都在悲伤、紧张和不安中，尤其我妈，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岁。就是那几天，程潜主席在白崇禧的逼迫下，辞去湖南省主席一职，带着几个人去了邵阳。新主席是中央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爹整天呆在军部，所有的人都枪不离手，也不许我们走出军部半步。军部外有特务。爹每天站在窗前，举着望远镜，看到形迹鬼祟的人，就叫声何营长，何大金忙带一班警卫冲出去，把那人抓到军部盘查，搜出身上有枪，就用皮带抽，戴上脚镣手铐，关到地下室。这样扣留了七八个形迹可疑的人，军部前干净了，早晨就只有雾，晚上寂静得只有蛐蛐叫和天上的星星了。
有天，爹起床漱口，顺手拧开收音机，听到共军电台广播：“我军已拿下岳州，现已对驻长沙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形成了强大的包围之势，将对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岳州距长沙不过百多公里，就是用两腿行军，最迟后天能到长沙。爹没漱口了，点上支烟。贺新武和杨福全也听了电台，慌忙走来，不安地望着我爹。贺新武说：“军座，共军把岳州拿下了。”爹吐一口烟，“做好战斗准备，不过不是跟共军打，而是准备跟想阻挡我们起义的人打。”贺新武盯着我爹几秒钟，“军座，你说陈明仁将军会不会向我们开火？”爹瞥着手中的骆驼烟，也没把握，“现在还不知道，”爹说，“局势复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吧。”
就是那几天，第四野战军又攻下平江县和浏阳县，跟着又解放了澧县和石门县，直逼长沙。白崇禧早已弃下湖南的军务，匆匆逃往衡阳。程潜回到了长沙，打电话到新编第一军军部，爹一听到程潜的声音就十分欣喜，忙问：“程将军有什么指令？”程潜说：“我命令你新一军的官兵坚守阵地，但不要与共军交火，等待结果。”爹只说了两个字：“遵命。”爹对贺新武副军长和杨福全军参谋长说：“程潜主席回来了，要我们等待洽谈结果。”爹等来的结果就是新一军的全体官兵放下武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