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12世纪，一个同本笃会匹敌的修道士团体——西多会出现了。西多会是以神学家和哲学家著称的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伯纳德建立的，因为随着新加入修道士人数的增加，就需要进一步扩展，他把在法国西特荒地建立西特修道院叫“创立者会所”，在克莱尔沃建立的四座新修道院称为“女儿会所”。这四个“女儿会所”分别建立了新的会所，成为“创立者会所”，并有了自己的“女儿会所”。这些“女儿会所”后来又成为“创立者会所”，如此一直延续下去。
这种和谐的分散组织模式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西多会使用这种模式立刻获得了成功。到1153年伯纳德去世时，欧洲有330个西多会修道院，到1200年，上升到500多个，而到1400年则超过了750个。这些修道院合起来代表着一个庞大的企业，每个修道院就是一个“庄园”式的生产单元，有固定规模的土地，修道院既是独立的生产中心，又是独立的利润中心。所以，无论是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来说，西多会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组织。
——选自（英）摩根·威策尔的《管理的历史》
§§§第二节中国早期管理思想
历史是时间流逝的见证。它阐明现实，激活记忆，指导生活带给我们古老年代的音信。
——西塞罗
我们好像侏儒坐在巨人的肩头，我们能比我们的祖先看得更远比他们的知识更丰富。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积累起来的智慧引导我们将一事无成。
——伯尔纳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曾经创造了许多举世闻名的世界奇迹，这些奇迹的创造过程中处处充满和展现着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管理思想和智慧。同时，我国的历史文化中以典籍记载的管理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曾经对世界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因此，我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也是世界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古代系统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着管理文化的发展。在古代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中，整体思考和系统设计的思想观念在古代的管理实践中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可以通过历史事例加以说明。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在设计上可以说是古代系统思想的杰作。它沿长城设9镇，每镇设总兵，由兵部统一指挥，镇下分级设路、关、城、台等管理站点，这样就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多级集管理和信息传递于一体的多级管理系统。
闻名中外的大型水利枢纽都江堰工程又是古代劳动人民应用系统管理思想的典范。它由岷江鱼嘴分水工程、飞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和水利信息工程系统构成，集灌溉、蓄水、防洪、排沙等功能于一起，科学合理地解决了分水导江、防洪防旱、引水灌溉、排除泥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还有宋真宗年间，丁渭修复皇宫的组织方案也集中体现了古代系统管理的先进水平。当时因遭雷击皇城失火被焚，皇帝命宰相丁渭主持修复。丁渭提出了将宫前大街开挖成河，取土烧砖，引汴水入宫，水运建材，皇宫修复，以废砖烂瓦填平河沟，修复宫前大街的建设方案。这一方案解决了挖河取土、引水入宫、方便运输、清理废墟等关键问题，起到了省时、省工、省钱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管理的最优化原则。
二、古代决策管理思想
决策管理思想在我国古代可以说是一朵奇葩，在今天对现代决策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墨子“三表”提出了正确决策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思想，“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就是说，决策或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是对的、是否是可行的，首先要考察历史，看是否符合古代圣王的遗训或前人的经验；其次要听取百姓的意见，看是否符合民意民心；最后看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古代对策论思想。齐将田忌与齐威王赛马，田忌总是失败。比赛的规则是：各出3匹马，每匹马只出场一次，共赛3场，胜数多者获胜。两人准备的马速度快慢不一样，相比之下，齐王有较大优势。后来，田忌听了孙膑提出的计策，用自己的上、中、下马，分别与齐威王的中、下、上马比赛，最终结果是田忌以2：1获胜。这个故事说明了决策方案的整体优化原则。
《孙子兵法》是决策智慧的结晶，不但对军事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管理活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谋攻篇》中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所谓“知”就是对敌我双方的各方面情况要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他认为，只有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九变之术”、“知迂直之计”、“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知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才能做到“胜乃不穷”。在《虚实篇》中说：“水因地而治流，兵因敌而致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说，尽管战争形势如同水一样变化无常，但人们总是可以认识和掌握它的，只要掌握了它就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出奇制胜。
三、古代经营管理思想
在中国古代不但有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而且有非常成功的经营实践，还产生了如货殖家范蠡、白圭等商人名家，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多有记载和论述。
察时测变，待乏储饶。就是说经营者要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善于把握经营时机，预测市场行情。不但要观察和掌握当前情况，而且要能预见到未来的变化，不能只知眼前而无长远眼光。如子贡的“臆则屡中”、范蠡的“时用则知物”、白圭的“乐观时变”都说明这一思想。“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夏则资皮，冬则资稀”，就是说在短期或一时看来是违背经营规律的，但是从长期或未来的需要考虑却是合理的和必须的。
物极趋反，贵贱可料。范蠡提出的“一贵一贱，极而复之。”“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思想，充分说明了市场上供给与需求及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市场上某一类商品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开始下降回落；相反，当市场上某一类商品的价格下降回落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上涨。这种贵贱反复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价值规律及其调节作用。
完物上种，质量首要。范蠡致力于“务完物”，白圭坚持“取上种”，很早就给我们提出了商品质量问题。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质量好的商品不但好交易，而且从商业道德上也不会招人指责，对自己的商誉也会提高。因此，交易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商品。
行如流水，薄利多销。古代人们就认识到了要以利息和利润作为经营管理的两大法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攮攮，皆为利往”的说法至今流传。范蠡的“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说不在每件商品上加码抬价，而是要加快商品的周转速度，使同量的资金在一定的时间内做更多的生意，实现更多的销售额，从而取得更多的利润。而白圭“取下谷”的做法就是说要经营销路广但价格低、档次低的商品，这样，虽然在每件商品上获利不多，但由于经营的种类多，需求量大，也可以从中取得更多的利润。
有所取，有所予。古人的这一思想多少有些今天的宏观调控的意思。管仲认为治国之道在于：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也就是说将予取之，必先予之。白圭把这一治国思想用于经商并产生了良好效果。当粮食别人不收时，他就收而且价格比别人的要高，这就是“予”人以“惠”。但市场上大量的粮食就落入他的手中，掌握的货源多，从而取得了将来经营的主动权，从丰歉差价中得利也多，这就是“予”变成了“取”。而当人们需要粮食时，他把粮食以比较公道的价格售出，但比起丰年的收购价低些，老百姓觉得还是满意的，而且他也能够取得相当大的利益。更让人能接受的是，他这时是以给人以好处的形象出现的，人们还得为他说好。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在行“仁”术。这样，买卖做成了，商誉提高了，将来的生意会越做越好。不仅如此，白圭和范蠡坚持“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的道德原则，富还兼济天下，仗义疏财，做了许多对人们有益的事情。
四、古代的理财思想
在我国古代人们提出了反对贫富差别、竭泽而渔、奢侈浪费的理财思想，主张“量入为出”和“量出为人”的财政原则。荀子主张节用并认为节用是人们致富斗贫的手段和具有远见的经济行为，尤其主张对于个人消费应该节约。他说：“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然后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困窌，然后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后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凡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贮藏以继之也。”
在处理财政问题上，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应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认为应该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来决定国家的财政支出，才能节约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的税赋负担。如唐朝的陆贽认为在财富的生产上，“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不足，生物之丰歉由天，用物多少由人”。因此，提出应“是以圣王量人以为出，无量出以为人”。另一种认为应坚持量出为人的原则。如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则提出“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量出为人的原则。唐代的杨炎在他所创行的两税法中也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充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
五、古代的劳动分工思想
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中外管理实践者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古代也有劳动分工的管理思想。如战国时期的墨子就主张“各从事其所能”。还举例说：“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壤，能欣者欣，然后筑成。”
孟子尤其主张社会分工。当时许行提出“并耕论”认为，贤者和百姓同耕同食，仓廪丰足，黎民自养，天下可治。而孟子认为务农的人不能同时兼作织布、制帽、冶铁为器、陶土为皿的事情，其生活所需的布、帽、农具、器皿等必须经过交换获得，否则天下就会混乱而破败。由此他进一步认为，治理天下的人更不能兼作农业、手工业的事情，于是就得出了兼“天下之通义”而带有阶级偏见的结论，并被人们口诵至今，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但不管怎样，我国古代的圣贤们已经发现劳动分工的好处和发展的必然趋蛰。
六、古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日本学者铃木说，现代管理科学的人事管理中许多原理，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找到根据。中国古代管理者从重视人才出发，尊贤、知贤、察贤、求贤、举贤、选贤、用贤、育贤，阐述了对人才应有的态度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到处都可以找到求贤若渴，尊重贤士，选贤任能，知人善任，培育人才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人才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培养人才，重视人才，使用人才，则社会就稳定繁荣，相反则社会就处于乱世，甚至走向灭亡。在求贤尊贤上，比如周文王求得姜子牙并委以重任，成就大事；齐桓公抛弃前嫌，任命管仲为相，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备三顾茅庐求得诸葛亮的辅佐，最终三分天下，成就帝业；唐太宗李世明当上皇帝以后，认真总结历史规律并认识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最后在他周围可以说人才济济，经过励精图治，使社会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和谐繁荣形势。有了人才，还要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比如汉高祖刘邦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方面用张良；在“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方面用萧何；在“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用韩信。由于善用人才而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并最终兴邦振国。最可贵的是古人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流传千古，感人肺腑的事例就更多了。比如《礼记》中就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孔子尽其一生收徒讲学，致力于教育；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至今；管仲曾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总之，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的根本，古人如此，今天更应如此。目前党和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就是为了解决强国富民之根本。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要求：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这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决心和信心。
七、古代战略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战略管理思想可谓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从著作来看有专门研究的著作，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有以正史记载的如《资治通鉴》等，也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充满智慧的演义，如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从战略思想的运用看，主要是在战争领域，但是它的运用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地拓展，尤其是现代充满竞争的商战中运用得相当普遍，而且传统的战略管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在结合的过程中，焕发青春，发挥着智慧的作用。这里仅就《孙子兵法》为例加以简要介绍。
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主要由八个部分组成。一是慎战与敢胜相结合的竞争观。也就是说不畏强手，要敢于胜利。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在现代经营管理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竞争，但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切不可感情用事。
二是以人为本的竞争因素分析。决定战争或竞争成败的因素很多，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人的主观因素，但孙子却把人的因素放在首要的突出地位加以重视。孙子将其因素概括为“五事”和“七计”。“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即“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七计”就是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认为弄清这些情况，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吗。企业经营仍要以人为本，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