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命存在与否，它都是人们试图赋予事件以意义的方式，而这种做法又以人们自己的知识本身为限度，换言之，人们是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寻求事件的意义和对事情的解答。
五、山江苗族的惯习———惧感
布迪厄在其实践理论中提出了“惯习”和“场域”两个概念来揭示社会结构得一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和“逻辑”。“惯习”的概念偏重于强调行动者自身方面。布迪厄把“惯习”看做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一种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布迪厄认为，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个人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
在布迪厄眼中，“惯习”既具有先天的因素，又不完全是先天的，而是在社会化的个人境遇中逐渐习得，并逐渐演变的“第二天性”。它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指的是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惯习作为主观的结构，布迪厄强调其生成性和历史性，这个结构首先通过我们的原初经验，然后通过社会生活建构起来。它是“所有选择所依据的不被选择的原则”。
首先，惯习作为行动者的性情倾向是通过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内化于自身的。也就是说行动者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这种倾向是持久的，这是因为这种倾向扎根于行动者自身，并倾向于持久地保持原态，拒绝变化；另一方面，这些性情倾向是可转移的，即在某种经验中获得的性情倾向在其他的经验领域也能产生效果。最后，所谓的倾向系统，即这些性情倾向趋向于形成一致性。
其次，惯习可以看做行动者的策略。策略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其中引入了时间的维度，从而与结构主义者使用的概念“规则”相区别。
策略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使以模糊性、紧迫性为特征的实践成为可能。
但是，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在布迪厄对卡比尔人婚姻的研究中，发现婚姻作为一种交换形式，不同身份与地位的行动者大都会依据其位置作出恰当的选择。这个策略也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所主张的理性计算的过程，而是置身于一定场域下的，具有必然性的行为趋向。
第三，虽然惯习对于个体是统一的，但它们同时也是个别的、独特的。即使存在着群体类别式的和阶级的惯习，但每个个体仍然是以其独特的方式把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体系。一方面，惯习是被社会结构生产出来的，它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者；另一方面也能够从受限制的整体的行动和思维图式出发，当面对超出意料之外的情况时，被引向革新。
在世俗的生活空间里，生老病死、婚育嫁娶这一类事物使山江苗族人们紧密联系起来；而在神圣空间里，苗族人构拟了“蛊”、“命”、“鬼”等概念来解释一切或迅猛的或绵长的、不由人主宰的神秘现象，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保持一定的距离。向心力和离心力并存，构成了苗寨生活的基调。
同时，村寨生活使山江苗族处在一个熟人社会和狭小的文化空间里，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被人注视和评说，趋同的压力促使村落里的人产生从众心理，遵守村落文化规范的各种行为礼俗，恪守村寨内部的习惯法、巫法、家法、行规、教门等等，否则就自觉羞耻，“丢不起这个脸面”。
针对村落社会的各种规范，苗族人的话语中有“不要脸面”和“没有脸面”之分，前者是指做人“抛弃尊严与法度而恬不知耻”；后者是指做人“失去了尊严而受法度与良心的自责”。但是我认为，以上的分析还无法囊括村寨里苗族人的性情惯习。只有在我们把“惧感”引入分析时，我们才能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恐惧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情感。心灵借着一种原始的本能倾向于趋福避祸，即使这些祸福只被认为是存在于观念之中，并且被认为是只存在于任何将来的时期。当福利或祸害不确定时，于是随着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人们产生了恐惧或希望。一种祸害，在仅仅被认为是可能，甚至于不可能的时候，以及在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心灵都会产生恐惧。而人性一般是怯懦的，“当任何对象突然出现时，我们就立刻断言它是一种祸害，而不等到我们考察它的本性是善是恶，一下子就感到了恐惧”。因此，一切种类的不确定，都与恐惧有一种强烈的联系；凡是使情感动摇或混杂，并附带有任何程度的不快感觉的东西，总是产生恐惧。问题在于，不同的社会对于这种恐惧，有不同的文化表达。同一种文化对于恐惧的表达，又会随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改变。
蛊、鬼、命就是山江苗族构拟的一种“惧感”表达，一个以恐惧感为原点的对事物的解释系统。“蛊”流言表达的是人们对周边活着的人的疑惧心理，并以女性为替罪羊，其禳解方法是避免与蛊婆太亲热，并在中蛊后去匠人和巫师处等男性集团处解蛊；“鬼”意识是人们对死去的先人和各种异常现象的疑惧，人们将这些死去的先人和各种未知力量统称为鬼，将它们分为善鬼、恶鬼；“命”观念表达人们对与主体发生关联的，通过生辰八字来体现的现象的理解。人们认为可以通过择吉日和赶鬼来有效地避免一些负面效果。威廉·冯特（WilhelmWundt）就认为，那些指称并非直接经得起知觉检验的东西的观念，亦即他所说神话性的思想，都产生于那种“向外投射到环境之中的”情感（主要是恐惧）过程。
出于对独立于自我和家庭之外的外部世界的疑惧，山江苗族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采取暴力、躲避或求乞行为，以防他者侵害。人们的“鬼”意识和“命”观念，出于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和无法把握的力量的恐惧；
对“蛊”和“蛊婆”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村寨内家庭以外的人的害怕和猜忌；对他民族的敏感和回避，则出于历史上的压迫导致的受害心理和疑惧心理使然。在家庭内部，人们之间则有超乎一般的彼此依赖心理，这种心理依赖和群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使个体失去培育自己独立人格的可能性。以惧感为中心的山江苗族惯习，其产生基点是从自然到家庭、从家庭到村寨、从本民族到外族等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外区分，蕴涵着孤立自保的强烈心态，而这两种对内、对外的不同态度，潜意识里遵循的都是同一种生存逻辑，一种不管在如何险恶的环境里，横竖都要活下去的意志和决心。
深深弥散于苗乡各个社会结构之中的惧感，一方面来自人的本性中对他人猜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基础，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高山峻岭之中，草木静寂茂盛，早晚天光晦暗，雾气重重，人在此环境中视觉易恍惚不明，风吹草动，都使人容易疑神疑鬼，多生恐惧。更重要的一方面来自于人们的伤痛记忆。我所访谈的大部分人都记得两百多年里曾经遭受过的血腥屠杀，同时这种被血腥镇压的民族记忆积淀转化成了一种历史遗传基因，使苗族人本性上不敢轻易相信外人，尤其是汉人，不愿意和外人打交道，对外人的到来和他们的言行都很敏感，甚至于刚开始打交道时会很仇视。在人们的记忆中，外来的他族人大多数都很凶恶、喜爱欺诈苗人。屠杀与征剿、欺诈与诱骗，久而久之形成并固化了一种民族的仇外、防外、排外心理。
为了缓解心中对外界的惧感，苗族人想出了各种方式来隐藏自我以获取安全：寨子里设有寨门、卡子、碉堡、保甲楼、暗道、暗枪口、陷阱和暗洞以及村落里四通八达的小径；居住的房屋装两三道门、高高的院墙；房屋里常备有棍、刀以及各式各样的暗器；床上挂黑色麻帐；身上常带防身武器、暗器和迷魂药；所有的男孩、女孩都被要求学点武术或点穴术、擒拿解脱法、迷魂药的配制和使用、掌握一些浅显的巫术如“化水”以防身。
对外的不满和惧感使得民族内部的团结更为紧密。如果一个汉人和一个苗人同时向另一个苗人买东西，汉人出的价钱更高一些，很有可能最终的结果是，苗人最终买到了这件商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辉玉跟我解释说：“这很容易理解啊。这个卖东西的苗族人心里想：‘我多要了这两块钱也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把东西卖给那个出价少的呢！他毕竟是我们苗族人啊’。”“我们苗族人”是我和苗族访谈对象谈话时出现在他们口头上频率最高的词语，这表明该地区就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在一个家庭中，家长因为自身的经历，对外界的“惧感”远甚于小孩，因而家长常用恐吓的语气向孩子描述外界的险恶和凶残。在苗乡，孩子哭闹，爹妈总把一句话当成法宝——“你再哭闹，让汉人把你抱走去！”听了这句话，孩子一般立马收声，并且四处张望。这个“汉人”，其实一般苗族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指的不是所有汉人，而是以前所有欺压过苗族人民的统治者、奸商和恶人，然而人们对“汉人”的恐惧，也以这种方式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出于对外界的疑惧，家长不喜欢孩子远离自己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孩子的一切活动最好都在自己能力能够控制、见识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展开。对于孩子的远行创业，山江苗族大部分家长一般会恐吓在先，让孩子在一种恐惧中放弃“奔前途”的理想或者在不必要的惶恐情绪中踏上征程。一个从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免不了养成敏感多疑的个性。在陌生的环境里与人打交道时缩手缩脚，他们内心的满腹猜疑与恐惧非一般人能够理解。苗族人的“惧感”，在个性上具体表现为容易走极端、过分敏感自尊、含蓄、自卑和保守，对内极度依赖、对外则容易有仇视心理。在社会动荡时期，该地土壤和民众中易出“土匪”，或许也正是强烈的惧感所导致的。
以下苗族知识分子访谈人对自我民族个性的认知和评论或许能佐证我的观点：“我们的家庭中有一种过分强烈的‘相依为命’的倾向：青年一代和年长一代互相撒娇，互相依赖。彼此都感觉到要被人依赖，同时自己又能依赖别人。在我们的心中，相互依赖的关系才是比较美满的，尽管这种过分的相互依赖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相互牵制。我们特别看重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监护人的意见。女孩子可以不通过父母，以‘赶边边场’或者朋友做介绍的方式与某个男孩子初步接触了解、谈谈恋爱，但是这个时段不能太长，有胆量的男孩子必须较早地禀告双方的家长，让家长早日加入关注他们恋爱的过程中来。如果男孩子迟迟不向家长汇报，让双方，尤其是女方的家长等得心焦急躁了，这些家长们就会有想法，最后这桩婚事的可能性就不会很大了。”
“我们民族的人内心世界很丰富的，富于想象力。这种想象往往又成为自我恐吓，对自我的一种迫害。我们处理事情时，有时候容易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自己把自己吓得要死。”
“我们的为人处世讲究含蓄，不喜欢非常直爽地与对方进行交流。”
“我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较强，村寨内部都很抱团，对外界的防范心理很严重。不喜欢和外族人打交道。”
“我们自尊心很强，其实也是自卑的一种极端表现。我们的猜疑心也很强，对他人缺乏认知，同时缺乏自知力，小心眼儿比较多，做事爱留心眼。但是所有的猜疑我们都不会说出来。当别人说对了我们的心思时，我们也不会承认。一个人的直爽在我们看来很令人反感，它表示这人很蠢，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人不值得我们去打交道。”
极少数的人具有从惧感中走出来的经历，我的一个访谈者就告诉过我这么一段他自身的经历：在我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一生都影响很大的事情。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不再像我的族人那样惧怕放蛊、鬼怪、命运以及死亡。
那一天，我去寨子里一户蛊婆家去（外婆告诉我，那一家的女主人是蛊婆），用10斤粮票跟女主人兑换大米。当我扛着大米走出蛊婆家时，蛊婆站在她家门口大声问我：“你已经得了？”我信口回答：“得了。”一回答完，我马上后悔起来，因为外婆告诉过我，我这样回答“得了”，就会中蛊，而中蛊的人在第7天就会死去。想到这里，我害怕极了。
在以后的6天里，我不停地想，既然我已经中了蛊，命里注定了要死的话，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死才不会让家里人难过。当时我非常担心死在家里会吓坏妈妈和外婆。于是第7天一大早，我就到寨子后的山坡顶上放羊。白天我捡来许多石头垒成一个坟堡，里面铺了许多油菜秸秆，人站在圈里慢慢用石头把自己围住。到了傍晚，我垒的坟堡已经高过我的个子了。这时，我听到妈妈和外婆在悲切地叫我（当时爸爸不在家），不一会儿，寨子的人也在呼唤我，凄凄切切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听得出来，她们在围绕着寨子中间的水塘找我，她们肯定以为我掉进水塘了。可我不想答应她们，我反复告诫自己，不能让她们看到我死。就这样，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夜里各种虫子在啾啾地叫着，各种动物在嗖嗖串着，一切都是那么可怕，那么凄凉，慢慢地我眩晕起来，恐慌中我想，我马上就要死了。……等我再次有知觉时，一道道刺眼的光芒让我睁不开眼，我想了一会儿，发现自己仍然睡在这山顶的坟堡里———“我没有死呀！”活下来的喜悦顿时流遍了我全身！
于是，我马上爬起来，一边推石墙，一边大喊：“妈妈，我还活着！”“外婆，我在这里！”然而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了力气。不一会儿又失去知觉。当我第二次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我家堂屋的凉席上，许多人围着我看。这时，妈妈把我抱了起来。我于是把去山顶的原委告诉她。她听完狠狠地抽了我一耳光，然后痛哭起来。外婆马上过来给我“驱骇”。之后，我再也不怕蛊婆、鬼怪和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