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会有纯净人们心灵的巨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广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以及传说历史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民族习惯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绪是人们遗忘的动机这种现象后，提出了针对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律”。
与对名字的遗忘方式相同，印象的遗忘也往往相伴以错误的回忆，这描述为错误。病理状态下回忆错误——在偏执狂状态下，回忆错误是造成妄想的主要原因的资料很多，但很少涉及到这一动机。仍然遵从目前的研究构想已经不适应了，因此，从我们涉及的这个新的方面来探讨神经症患者的病因是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我要做的只是描述自己的单一的回忆错误，这些来自潜意识的动机，压抑着这些遗忘的材料，以及与此有关的态度和思想，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会被我们明确地认识到。
在写《梦的解析》的最后一节时，我碰巧在一个避暑胜地，因此，无法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资料，我迫使自己在笔记里通过记忆来找到所有这些参考资料以及引用的文献，以后再对此进行校对。在写“白日梦”这个部分时，我想起了一个很精彩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于都德的《总督大人》一书，作者借助一个贫困的书贩来表达自己的幻想。我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幻想，其内容是一个叫加斯林的人想象着自己在穿过巴黎的街道散步，如何奋不顾身地站在受惊奔跑的马车的前面，使马车停了下来，这时马车的门打开了，一个伟人从车里走了出来，握着加斯林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使我得到了再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这想象的说法即使有什么出入，我相信也可以通过到家里查阅该书而得到校正。然而，在我的这个稿子准备付印时，我翻开了《总督大人》这本书校对我的这段手稿，使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根本找不到关于加斯林的这个想象的部分。事实上，这个人也不叫加斯林，而是简易斯。我找到的第二个错误使我发现了我出现第一个失误的原因。我的名字的法语翻译是“Joyeux”，而其阴性词是“Joyeuse”。那么，我原来错误地将这个归于都德的幻想究竟出自何处呢？它只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的白日梦，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或曾经意识到过但又被完全遗忘了。或许这是我在巴黎街道上散步时的一种想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孤独，很希望有一个帮助自己和保护自己的人。后来，沙可让我加入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家里，我多次遇到《总督大人》一书的作者。
我有一个患者，有抱负、有能力。有一次，我对他谈到我的一个学生，由于他致力于一个很有意义的著作——《艺术家，试论性心理》——而成为我的弟子。一年多以后，这本书出版。我的这个患者坚持说，在我第一次对他提到这件事以前的一个月，或许是六个月，他很确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或许是书店的广告）见到过这本书的说明。当时，他的头脑里出现了这本书的广告说明，而且又说，作者对题目做了一些改变，把“试论”改为“论”。仔细地询问了作者，并比较了所有这些资料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声称回忆的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出版前，从未有过这本书的预告，当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本书出版前的一年多时间没有这本书的广告。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患者的这种回忆错误进行分析，但这个患者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失误，他说最近在书店的柜台上看到过一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现在想查询一些出版社的出书目录，然后向这家出版社购买一本，但一无所获。我向他解释了他的这种无效工作的原因，这个关于广场恐怖的书仅仅出现于他的幻想，他的潜意识的动机是，这本书是他写的，他有和那个年轻人竞争的抱负，也企图通过一本科学著作而成为我的弟子，这便是他出现这两种回忆失误的原因。他回忆起来，这个导致他出现回忆的书店广告与一本书名为《创造及其产生规律》的书有关。另外，他所提到的题目的变化与我有关，在我说这个书名的时候经常将“论”说成“试论”。
没有任何现象比意向的遗忘更适合解释这种失误行为了。但就意向遗忘的本身而言，无法解释这种失误。意向即做某种活动的欲望，其程序是：首先认可一种欲望，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付诸行动。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愿望的认可到付诸行动这段时间，动机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意向就不能实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向并没有被遗忘，仅仅是被掩盖了。在每一时刻、每个地点都可能产生的意向遗忘，并不能简单地用动机平衡变化的习惯解释来加以说明。一般地，我们对此不予解释，或者我们企图对此做出这样的一种心理说明：当这种意向要实现的时候，没有获得对活动的必要注意。注意是意向来临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在活动到来的那一时刻必须获得这种注意。通过对与意向有关的正常活动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如此的肤浅和牵强。如果我早上形成一种晚上活动的意向，在这一天时间内，我要提醒自己两到三次，当实现的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个意向会突然闯入大脑，使我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如果计划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顺便发一封信，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就没有必要一直把信拿在手里，眼睛不停地寻找着邮筒。相反，我习惯将信装进口袋，自在地散步，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浮现，我相信自己，在遇到第一个邮筒的时候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会将信从口袋里拿出，投进信箱。在意向出现后的正常行为和催眠情况下的“长时间催眠后效”极为相似，即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实验诱发行为。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如下：一旦向一个被催眠的人暗示一种意向，在这个意向完成前，它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但在意向就要实现时，这个意向便马上活跃起来，唤醒他或她去强迫性地做出某种行为。
日常生活有两种情形，即使外行也会意识到，这种与意向有关的遗忘，不能被看做一种不能复原的基本现象，他会发现，这种遗忘有意识不到的动机存在。这两种情况即爱恋关系和军队纪律。如果一个恋人没有去赴一个约会，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说他完全忘掉这件事情，就根本不能得到太太的原谅，她往往会这样针锋相对：“一年以前你怎么没有忘记过，很明显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即使他用上述的心理方式对此加以解释，或说自己由于繁杂的工作把这件事给忘掉了，其结果也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太太以不亚于精神分析医生敏锐的洞察力反驳：“奇怪的是，这些繁杂的工作在过去怎么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太太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方遗忘的可能性，问题是，无论是有意的推拖，还是无意的遗忘，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他对这个约会不太情愿，这个解释不无道理。
同样，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下，由于遗忘而没有执行部队的有关命令和有意地忽视这些规章，二者之间似乎区别不大，这和上述爱恋情况的表现一致。一个士兵是不能够忘记部队有关自己行动的命令的，如果他确实忘掉了，尽管他知道这些命令，这是因为，促使他执行命令的动机被另一个与它相反的反动机所阻止。一个要服一年兵役的新兵，如果在首长面前忘记擦亮自己制服上的钮扣，他注定是要受惩罚的，这种惩罚比起他因为在首长的面前说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是“我讨厌这种无休止的训练”要小得多。为了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出于经济的原因，他以遗忘作为借口，或将此作为一种妥协的方式。
对女人的爱恋和对军队的服务，都要求我们不要忘掉与此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暗示了这样的观念，重要事件的遗忘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被遗忘的重要事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将它作为重要的事情看待，或否定其重要性。如果我们用心理的方式对此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没有人会忘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心理正常的话。我们的研究仅仅是那些或多或少引人注意的意向的遗忘，我们并非认为所有的意向都没有意义，否则，意向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正如我们前面对机能混乱的解释，对这种现象我也收集了很多亲身经历的例子，并企图对此加以分析。这些遗忘都可以追踪到潜意识的动机的干扰——或者说与“对立意志”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的情况和上述两种生活状态下表现出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强迫自己去做一件并未完全放弃的活动，我的这种状态便通过遗忘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很容易忘掉给一些朋友寄生日、婚礼或庆典贺卡，我曾下决心消除自己的这一失误，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现在，我只好放弃这种努力，有意地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对立动机，在我的这种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一个朋友让我在某一天以他和我的名义各发一封贺电，但我警告他说，或许我会将这两件事都给忘掉，结果事实的确如此，这当然也不会使我感到意外。由于生活中自己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因此，很不善于表达同情，在那些需要自己表达同情的情况下，很难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由于我经常将他人虚伪的同情误认为真实的感情，因此，我对传统表达同情的方式十分反感，尽管我也认为同情的表达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当然，对人们失去亲人时的哀悼应另当别论，当我决定将表达自己哀悼的电报发出去的时候，我是不会忘记的。这时，我的情绪活动并非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它的表达从来没有被遗忘所阻止过。
里南特报告过—个来自战俘营的例子，也属于这一类遗忘。这种被压抑起来的意向以“对立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个战俘营主要是为官员而设的，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受到了他的战俘同伴的攻击或羞辱，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出现，在他重新分配人员时，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手段将这个人转移到其他的战俘营。但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采纳这些朋友的意见——虽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欲望——尽管其结果不能使自己满意。同一天上午，作为一个高级军官，在营警卫的监督下，需要对这些官员点名，他对这些官员早就很熟悉了。在点名时，以前从未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他却漏掉了这个攻击过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当所有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时候，唯独这个人遗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失误时为止，这个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写在名单上。有的人将这个偶然事件解释为一种存心的攻击，而另一些人则将此解释为可能会被误解的不幸事件。后来，在熟悉了弗洛依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后，这些当事人才对这种情景有了正确的解释。”
传统的责任和我们同样拥有的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本答应要做的活动等，结果使这个可能的受益者相信，遗忘有表达歉意的力量，那个要求他去做的人无疑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否则他也不会忘记。”那些被人们普遍认为健忘的人，如果在街道上忘记给我们打招呼，用同样的解释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说他是一个近视眼。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所有的许诺，忘记他人委托自己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自己表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自己不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认为对这样的失误不应见怪——或者说我们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归于他们的品性，而应归于机能特性。我本人不属于此列，因此，没有分析这种行为的机会。通过有选择地考察这些遗忘现象，也可以发现其动机。通过推理，就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其动机是掩蔽了对其他人相当程度的蔑视，遗忘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合法方式。
在另一些情况下，发现这种遗忘的动机并非易事，一旦发现了这个动机，自己往往会感到非常吃惊。例如，去年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对我探访的患者而言，我忘记去探访的是没有付费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我发现这个污点后，我便设法将每日的探访记录下来，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出现。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是否有同样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忽略记录一些东西的原因，在他杂乱的“笔记”中，往往忽略告诉医生的东西，其原因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记忆的再现能力没有信心，这也是正确的。但事情的进展往往是这样的，患者以流水账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许多表现和要求，在他说完并做了片刻的停顿后，拿出他的记录，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些记录，因为这些我很难记住。”他通常发现他记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不断重复这一句话：“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这种记笔记的方式或许仅仅表明了他的这些症状之一，或说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这种潜意识动机干扰的频率。
和大多数健康的朋友一样，我很难避免这种遗忘，我承认——尤其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很容易忘掉归还借了很久的图书，很容易在做一些事情后忘记付钱。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经常买烟的店里，我买了烟后没有付钱就离开了，这种忽略并无多大妨害，因为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只要以后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这个压缩开支的企图，和前一天产生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关于生活预算的想法不无关系。在这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中，涉及到钱财的时候，他们都会流露出这样的行为。这或许源于原始吃奶时的贪婪，他们想拥有每一件物品，现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将此完全消除。
这些事例众所周知，而且能够被每个人理解，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进行科学分析。如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晶的智慧，在获得科学知识时拒绝这种提练，对此，我是难以理解的。科学工作的本质特点，并不在于所研究事物的特殊性，而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收集事实，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重要的意向，其遗忘一般来说，在潜在的反对其表现的动机下干扰时产生。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们认为与另一种遗忘机制有关，即在另一种材料与这个意义的意向内容在表现上形成联系时，它就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向。这里有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十分珍视高质量的吸墨纸罗斯奇吸墨纸。一天，我决定下午在外出散步时买一些这样的纸，但是，连续四天都将这件事忘在脑后，直到我开始分析这种失误的原因时，发现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通常将这个词写成罗斯奇吸墨纸，但我在说话时则将之说成弗利斯吸墨纸（吸墨纸的另一种叫法）。弗利斯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些天他使我出现了一些焦虑、厌烦的思想，当时我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这种防卫倾向由于其单词的相似，通过转移的方式表现出来，原来的意向，转化为另一种不重要的意向，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我写了一本关于梦的小册子，文中总结了《梦的解析》一些观点，这属于《心理和生理生活的边缘问题》系列书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出版社负责人柏格曼将书的清样寄给了我，并让我尽快将校对好的清样寄过去，因为要赶在圣诞节前争取见书。当天晚上我就校对好了清样，将它放在我的抽屉里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将它取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将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装纸时才想起来。但是，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仍然将寄这件清样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天下午，才强迫自己将这个清样投进邮筒。我当时一直不明白这种拖延的原因，很明显，我并不想将这个清样寄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给维也纳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梦的解析》一书——打了一通电话，我谈了一些要求，然后说——好像是强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属于劳温费德——卡拉系列的一本小册子。”但他仍对此感到不满，他担心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会影响《梦的解析》一书的发行，我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问道：“如果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你，你会拒绝这本书的出版吗？”“不会，我当然不会。”他说。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实践上，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对这家出版社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样的动机。前不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我关于婴儿的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原封不动地搬到《纳森格尔手册》上相应部分，这种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诚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第一家出版社，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虑。沿着这个回忆线索，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译一本法语书时，我实际上侵犯了原出版者的权益，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译文中加上了些注释，后来我认识到，这个作者肯定会对我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满意。
有一句格言揭示了意向的遗忘并非偶然这个常识：“如果一个人忘掉一次，那么，他会忘掉多次。”
诚然，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关于遗忘和失误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使我们吃惊的是，仍很有必要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别让我去做这件事，我肯定会忘记的。”如果结果的确如此，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不去履行诺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认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虚假意向的构成”，我们对意向的遗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应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书评，但出于内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将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应晚上将它写出来。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又将这件事给忘了，因为这天晚上我不得不准备一个不能拖延的报告。由此，我便发现，我的这个意向是虚假的，因此我放弃了我的这个抗拒的挣扎，拒绝了这个作者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