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组织与美国的斗争还有扩大之势。2004年5月，沙特阿拉伯两次遭遇基地组织袭击，两次对象均为西方石油公司员工或外国人被杀或被挟持。影响所及，原本既已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更飙升到每桶42美元以上的价位，这使得原就为电力不足所困的中国经济“火上加油”，还要为油价及与此相关连的油供问题烦恼。
30年前，全球发生石油危机，当时的中国尚未与全球化接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更重要的，是石油需求不大，能为本身供给满足，故免于被当时的危机所困。如今时移势变，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石油需求已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更关键的是，本国生产早已不敷所需，进口年年增长。值此之际，国际油价却持续攀升，于是一连串的相关问题迎面而来：国际油价还会继续上升吗？目前的飙涨究竟是短期因素还是长期因素所致？如果为长期因素，对中国而言，意义为何？影响为何？面对当前的国际利益冲突，越来越多石油纠葛，中国的石油战略该有什么新的思维？中国能否借取他山之石？
国际油价变动的因素分析
国际油价一如任何一种商品价格，其价格水平之决定与变动，理论上，概由供给与需求两股市场力量所决定；但国际油价由于（一）属战略物质；（二）特受风险因素影响，故在正常的供、需两股力量之外，往往不得不多考虑因“风险”而产生的“溢价”。油国设施受恐怖组织袭击，因此而反映在油价的调升的部分，即可称为“恐怖袭击溢价”。据《经济学人》的专题分析，这一部分的“溢价”约占当前每桶40美元价格的20％，即8美元左右。
“恐怖袭击溢价”应视为短期因素还是长期因素，自然须视恐怖组织与国际反恐的斗争形势而定，现在看来，它即便不是一个很长期都会存在的现象，但起码也不像是一个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短期间，对任何石油消费国或中国而言，还是适当地将它估计在购油成本中为宜。
跟“恐怖袭击溢价”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恐怕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石油市场长期供需结构的显著变化。近来不少研究报告及论文几乎不约而同地针对国际石油供需形势提出了警告，《国家地理杂志》6月号直指“廉价石油年代已告终结”即为其中之代表。这些分析是否暗示或明示，一个新的石油危机已然到来？国际新石油危机的形成？
在进一步分析新石油危机是否正在形成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个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产生的背景、过程与结束。
1973年年底，中东石油生产国突然联合调升油价，短短3个月，从每桶2.6美元剧升到11美元，之后几年持续攀升，在1978、1979年时，最高曾达每桶40美元，国际油价史无前例地暴涨，把当时的国际经济搅得天翻地覆，甚至导致了“停滞膨胀”。
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主要是全球石油市场供需两方以联合垄断实力对决的结果。在危机爆发之前，石油消费国在西方6大石油公司联合控制生产及采购之下，缺乏组织的石油生产国被予取予求，油价压在超乎正常的低廉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当时国际经济出现了将近20年繁荣的主要背景。石油生产国不甘长期被买方的联合垄断“挤兑”，乃联合一气，在70年代，也形成了卖方卡特尔，以联合对联合，以垄断对垄断，终于爆发了石油危机。
以西方国家为主的石油消费国（欧、美、日）被石油危机震得鼻青脸肿，付出了“停滞膨胀”的昂贵代价，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及加强替代能源的研发。令人佩服的是，这些国家几乎都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不过10年，大约到80年代中期，不但都熬了过去，而且都在经济更多的增长下使用了更少的石油，易言之，每单位GDP所使用的石油比危机发生前都明显地降低了。影响所及，全球石油剩余产能在1985年时达到了每天约1500万桶的高峰，占需求的25％，此一供需差距，迫得国际油价持续下降。然而，1985年时供过于求的差距并未能长期维持下去，因为供、需结构开始产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在供给方面，以当代人类的科学理论与科技技术，对于全球通过地质调查及探勘，大约已能相当准确地估计出全球石油的总蕴藏，大约在两万亿桶左右，还能新发现、新增加的机会委实不多，换言之，全球石油的供给弹性相当微小。再者，对几乎所有的油田而言，当开采量达到了蕴藏一半左右的时候，因为油压降低，开采的边际成本即会明显上升，这对供给弹性无异又多了一层制约的力量。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在全球范围内，平均的开采量均已达到了蕴藏的一半而有超过。于是，理论上，不谈需求，单就供给而言，未来的生产成本也将持续上升。
两国人口规模总和超过23亿，人均石油消费量必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日增，更须指出的是，中国大陆还是全球制造业大国，这将导致对石油需求量大幅度的增长，更何况中国大陆未历经西方国家上一次石油危机的教训，石油使用的效率明显偏低。
需求持续增加，供给却扩充有限，必然反映在全球石油剩余产能的明显缩减之上。1990年代初期，全球剩余产能已缩小到每天550万桶，占总需求的8％，远低于80年代中期的25％。这个数字，到2004年的目前，更进一步缩减到了每天300万桶及4％左右。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形势紧俏严峻。
作个小结，当前国际油价的飙涨，固有恐怖组织袭击油国的“溢价”因素，更根本的，却是长期供需结构变化的反映；形势紧俏，一方面是供给难以大幅扩张，一方面却是需求快速增长的结果。相对于供给，更大的变化则是需求。不但随着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石油的需求与日俱增，更关键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多是来自于中国与印度。
中国石油形势严峻
与全球的形势相比，中国的供需形势更为严重，堪称严峻。
第一，全球石油资源的分布，极不平均，高度集中于中东及中亚及西伯利亚，其次北非及中美。中国的储藏并非丰厚，以人均一除，就更显得贫乏。过去经济增长相对滞后，石油需求不大，甚至还有少许输出。1993年开始，则供不应求，进入到石油进口时代，且进口量迅速增长，2003年，中国每日消费546万桶，已超过日本的543万桶，仅次于美国（每日约1000万桶）。在国内生产增长不易的情况下，进口与年俱增，1997年4000万吨，2003年已逾9000万吨，此后至今真是“行情看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石油探勘就不遗余力，但成效并不彰显。2004年有好消息，5月20日，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宣布，在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甘肃省庆阳市附近）发现了储藏规模4亿吨级的西峰大油田。这是中国石油近十年来找到的第一个超过4亿吨级储藏规模的大油田。但即便立即完全开采出来，充其量抵上三到四年的进口总量而已，仍算“杯水车薪”。
其次，中国使用石油的效率太低，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甚至还不能同自己的过去比。原因之一，石油价格机制恐有缺陷，不能充分反映出它真正的影子价格，以致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原因之二，中国未历经上一次石油危机的教训，在节能科技的发展及应用上缺乏认知，相对滞后；第三，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结构性地使耗能增加。
供给增长有限，需求大幅扩增，使用又缺乏效率，形势严峻可想而知。但中国的石油危机还不止于此。因为：
（一）由于过去危机意识不强，对全球主要油源无论在探勘、投资、生产、控股等方面都不够积极，以致许多机会均为他国（尤其是美国及日本）捷足先得，当然，必须指出，掌握及取得油源有赖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支援，中国这些方面，迄目前为止仍非强项。
（二）石油的运输分海、陆两道，目前中国进口仍以海运为主，路线绵长，需要有强大运输船队，更应有强大海军护卫，甚至对必需之通道（如马六甲海峡等）还要有一定之控制或影响能力。这些，中国实力均普遍不足。
（三）石油形势在供与需之外，还有第三方面的关注点，即“战备储存”。由于中国石油危机意识启蒙甚晚，关于战略性石油储存，无论在观念、法制、政策、技术及行动上，都处于开始阶段。现实上，现在的储备以每日消耗量计算，比之一般国家（如美国为4个月，日本为6个月）相去甚远。
总之，当前中国的石油形势，无论就供给、需求、储备、产业结构、油源掌握、石油运输任何一个环节来看都呈现出很多的弱点，若再对照于当前国际新石油危机正在形成之中，不能不谓之既严峻，又头痛。
他山之石
在提出中国面对严峻形势应有些什么样的思维与对策之前，应该先看看其他主要用油大国是如何处理石油资源问题的。以下简单比较一下俄、美、日、法、德的基本思维与对策。
（一）俄罗斯。俄罗斯比较幸运，油储、油产均相当丰富。目前它已是世界最大油产国（超过沙特阿拉伯），第二大输出国（次于沙特阿拉伯）了。国际油价上涨为俄罗斯赚进不少油元。
（二）美国。美国油储、油产也不贫乏，但其消耗太大，加上不愿积极开采，留为后用，因之供不应求的部分靠进口（进口约占其使用量的一半），但美元厉害之处，就是控制或伸入了全球几乎除了俄罗斯以外的主要油源生产地。
（三）日本。油储、油产至为缺乏，几全赖进口，成了日本国家安全最大的罩门之一。日本国因应之道，多渠道介入或控制中东或中亚的石油探勘、生产及运输，致力节能科技的发展，强调制造业科技发展的“轻、薄、短、小”以减轻对石油的依赖，甚至将制造业移至他国（前有四小龙，后有中国大陆），增加服务业占GDP的比重。
（四）法国。也缺油，石油储量仅有3000多万吨。但法国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靠的主要是核能发电，核能发电占法国总发电量的7成以上，中国则仅约3%上下。
（五）德国。有别于法国，15年前决定废核政策，30年内停止所有核能电厂的运转。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来取代核能，目前已在风能、太阳能、沼气能等方面取得了技术上的明显突破。
中国石油战略的思维：死门与生门
最后，来谈谈中国面对新石油危机，究竟该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
首先，要决定的是战略大方向的选择。俄罗斯情况特殊不论，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路：美模式或德、法、日模式，选哪一种？
中国决不能走美国模式，第一，美国模式不足取。美国以占全球5%的人口，耗用全球30%的资源，生产并消费全球28%的GDP，其他国家如都走美国模式，地球资源必将难以为继。第二，如前所云，中国也不具备美国控制、占有国际主要石油生产地的条件。因此，以中国本身经济规模之巨，如选择美国模式这条路，必走不通，是死门。
美国之外，中国可以参考或选择的是德国、法国及日本的思维与做法，衡量中国的发展环境与条件，参酌采行。如平行发展核能电力与其他清洁电力（风能、太阳能、沼气能等），亦应致力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这条路是生门，走得通，也走得活。
战略大方向选定了之后，就可以而且应该在下列各相关政策作法上采取积极行动：
（一）供给面：除了致力国内陆上及海域的探勘、生产及替代能源之研究发展外，还应积极从事海外石油生产油井的投资、控股；分散石油采购来源，建立石油储备，强化运输船队及海上军事护卫力量。
（二）需求面：检讨两个政策，一是所有能源的价格，除应力求通过市场供需来反映其价格水平外，还应考虑“社会成本”（如德、法等国刻意提高国内汽油价格）给予适度的“加码”。其次是交通运输政策，积极发展轨道交通，即铁路、地铁、轻轨、电车等，以减少汽车的使用。美国进口大量石油，其中60％消耗在汽车之上的作法决不足取。德、法两国大力发展全球最便捷的轨道交通，提高汽车使用成本，却又无碍于它们全球汽车生产大国的地位，才是中国该认真思考、学习的典范。
（三）机制面。中国该更努力学习市场经济的操作技巧，甚至是在石油买卖的期货操作方面。中国应以最积极的态度加强培训相关的专才，建立相关的法制与市场。
对中国而言，当前的石油危机不仅是一个全新的经验与考验，而且来得急，来得猛，可预见还将长期持续。其影响不仅及于生产、消费等经济层面，更影响国家安全。对全盘形势之掌握，又非全部能操之于己；在相当程度上，还触及国际强权利益的矛盾。如何因应此等情势，相关政策遍及产业、科技、金融、运输、油储、海外探勘与投资，甚至外交、军事等，至为广泛。因此，最后一个建议，是成立一个高位阶、战略层次的石油（或能源）战略小组，针对新世纪中国能源战略进行全方位的统筹研究与政策协调。
21世纪的强国需有很多条件，驾驭能源必为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