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海楼市价高，上海********俞正声表示，将增加土地供给来调控楼市。先不论此一对策能否奏效，上海市能注意到楼价飙高现象，并拟采取对策，较之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坐视消极态度，是应给予较高肯定的。
中国房屋问题业已成为全社会最关注也最受困扰的问题了，因为它不仅牵动到经济发展，也关系到社会与政治的和谐与稳定。
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问题？他山之石，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或许有些参考价值。
这里就谈谈新加坡的公共组屋政策吧。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时，人口约200万，40%的百姓住在贫民窟中，住在比较像样的好房子的不及10%。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新加坡立国之初，就决定把“住者有其居”提高到一个“国策”的位阶上来抓，是当时政府调动全国资源全力以赴的巨大工程。扼要言之，这个高位阶的政策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通过“土地征用法”赋予政府可以用公共建设的理由参考市价，对民间持有土地予以强制征收。
（二）建立灵活的公积金强迫储蓄制度。受雇员工（不分政府与民间部门）每月提拨薪资之一定比例（例如15%）进入其公积金账户，其雇主也拨入同等金额进入同一账户，持续积累，直到退休才能使用。唯一例外的是，当员工在购买其一生第一个房屋单位时，可以动用。
（三）成立建屋发展局，统筹一切公共组屋之规划、设计、开发、兴建、销售、管理等问题。
房屋政策的三大关键，土地、资金、兴建管理，全都完善其制度建设之后，成片的新镇与社区就开始动工了。从“二房”（约60至70平方米）到“四房”（120至130平方米）不等，无论从个别单位，整幢高达四五十层楼的建筑，再到整个小区及城镇的配套，均十分完善，品质良好，售价低廉。新加坡房屋政策设定的目标是，任何一个年轻人，高中或者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五年，即有能力动用公积金，加上银行贷款，购入公共组屋居住。
此一政策迄今历时四十年，目前新加坡人口已达430万人，其中85%都住进了组屋，真是“已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矣。至于另外15%，当然是相对富裕者，凭自己经济实力即可住入豪宅或别墅。
这样的政策，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凡是具备一定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上、自己能解决问题者，就交给市场，这是市场经济；但是，若能力不足，单凭自己实力仍够不到一定水平者，政府就来帮助，责无旁贷，当仁不让，这就是社会主义。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所周知，房屋建筑业是关联效果极大的产业，向前带动土地开发、规划设计、兴建销售、管理经营，向后带动设计装潢、水电、家电、家具……是一个内需含量极高的产业活动，对经济发展贡献很大。
一个社会，政府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人人都有工可做，如果再加上人人都有房可住，正如孟子所说：“有恒产，则有恒心”，社会还能不稳定吗？
在新加坡，一个镇又一个镇，一幢幢公共组屋盖好，百姓纷纷入住之后，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党支部已早一步在里头设点了——为人民服务。人民行动党能长期得到选民支持，通过选票，当选议员，取得牢不可撼执政地位，其奥秘在此。
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十三亿人民“居者有其屋”的比例相对仍低。政府操作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理念的新房改政策，以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三大目标的潜在空间极大。新加坡的经验或可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