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要想破除这种阻力，要想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首先打破人们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最后通过整风学习，******达到了这个目的，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打破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克服了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对此，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曾经对******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毋庸置疑，自1942—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时，他已经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观察政治问题的习惯。他也确立了自己离开莫斯科而独立的领导地位。”
（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思想的指导地位得以正式确立，“******思想”这一概念最初也是在延安整风中提出来的。
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并且说它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2年2月18日、19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又使用了“******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并且说：“******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全党学习和掌握******主义》的社论，提出了“******主义”的概念，并且说：“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主义。”
党内最先正式提出“******思想”这一概念的是王稼祥。1943年7月8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正式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他指出：“******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对******思想作出最权威解释的是刘少奇。1943年7月6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章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5年七大上，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又强调指出：“******思想，就是******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至此，******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正式确立，写进了党章。这对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思想，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延安整风在确立******思想指导地位的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了个人崇拜的萌芽。这主要表现在对******个人的过分吹捧和抬高，认为他一贯正确，而且也将永远正确，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凡是按******的指示办革命就能胜利，否则就会失败。这种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观点，对后来党内民主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所幸的是，******当时面对这种歌颂和赞美，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1943年，******代理部长凯丰准备借毛主席50岁生日搞一个庆祝活动，宣传一下******思想。******就表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1945年，他在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又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他还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这说明******当时还是非常清醒和谦虚谨慎的。同时也正是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使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开展过反对“左”倾、****的党内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特别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党内斗争主要照搬苏共经验，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甚至肉体消灭，这在实践中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如说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很多人。关于苏区的肃反，******后来在七大上反思说：“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搞错了很多人。”而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克服错误倾向，保证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深刻总结了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延安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指出：“对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评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还多次讲过，我们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这与过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比，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正是在这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指导下，延安整风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深入人心，很多人后来都回忆延安整风让自己终身受益。李维汉就说：“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也说：“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更是强调：“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是不可能的。”甚至连******也从延安整风中得到启发。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特别解释说：“这次大会曾经印发给各位三个共产党的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实在，何等彻底，……大家要知道：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共产党常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们对调查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平日却一点也不注意，有时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他还专门谈到延安整风：“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所谓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开始发动以来，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内容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订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所以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如过去一样，你们看究竟还能与共匪斗争么？”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此时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对****的重要意义，并极力主张加以仿效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便痛心疾首地表示：“共匪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今天竟发动全面的叛变，由此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要恢复本党的力量，消灭共匪，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委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几天后，他又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提出：“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迫于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亟欲借鉴****的经验来重振士气，故而连续多次提到延安整风。对他的这种急切心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分析：“******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后来******败退到台湾后更是痛定思痛，在国民党内搞了一个改造运动，其中很多做法都借鉴了延安整风，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的整风术语。这无疑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