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在演讲和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谈到接班人的问题，谈到您将来不能领导古巴时这个国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您怎么看待一个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
答：我以前的角色是决定性的，比今天重要得多，因此才有各种暗杀我的计划。而今天我所拥有的是更多的权威和对人们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信任。
我以前说过，我们一直在关注人民的意见，研究民意。我们几乎是通过显微镜在跟踪民意。我可以告诉您哈瓦那和古巴其他地方人民的想法，我可以把人们的一切想法都展现给您看，即使有反对意见。但绝大多数民意都是支持我们的。
在经过四十六年的斗争，四十六年的经验积累后，我们现在的权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比我们与之斗争、与之开战并最终带来国家独立的那些人要高很多。
问：如果您以某种形式消失了，劳尔？卡斯特罗会是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吗？
答：如果我明天出事，一定会举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劳尔，这毫无疑问。政治局也会召集会议，选举他。
但劳尔也不年轻了，和我差不多，接班人应该是两代人之间的问题。幸运的是，参与古巴革命的有三代人。在我、们之前有人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和军事家，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而在我们之后还有新一代人。这是要取代老一辈的一代。我相信他们，我总是这样说。但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古巴革命进程所面临的风险也非常多。我已经想到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这是新一代人的事了，我们这代人正在成为过去。在新一代人中，有您提到的劳尔，他只比我小四岁，但还有更多比我年轻得多的人。
问：我注意到您对古巴革命的未来并不担心。但您见证过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崩溃、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失败，中国也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您对这些不感到担忧吗？
答：我认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是痛苦的。这个国家应该自我调整，不应该自我消亡。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这是一个新型的强国，它并没有割断历史，仍固守着一些根本的原则。
★叶利钦：最后一次生日前夕接受专访（2006年2月1日）
2006年2月1日，叶利钦刚过了75岁的生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之前，他接受了莫斯科著名政治周刊《Itogi》的采访，并且对俄罗斯目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以及****总统的成就做出了评价。在他逝世前的一年，仍然保持对政治的敏锐力，并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将要扮演的角色充满信心。
记者：2000年，当您把权力移交给****的时候，您嘱咐他要好好照顾俄罗斯。那么如今这个国家成了您所希望的那样了吗？
叶利钦：你知道我最满意的是什么吗？人们的心情发生了改变。国家在不断发展。经济状况在改善。现在，不仅仅是积极的年轻人对新俄罗斯充满了信心，就连最弱势的群体——靠救济金生活的人、老年人也是这样。人们感觉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事实上这是真的。
当然，我对于我正确地选择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深知快速变化的俄罗斯需要一位年轻的总统。而我曾经寻找的人则是拥有追求自由、市场经济这些理想的人，可以与这个文明的国家一起进步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找的是有强烈意志的人。而这些正是****所具备的。俄罗斯人民感受到了他的能力，所以选举他当选总统。
记者：这些天你们经常见面吗？
叶利钦：当然，不是很频繁。上一次我们见面是在飞往哈萨克斯坦的飞机上，准备参加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就职典礼。我们在飞机上长谈了3个小时，之后又在招待午宴上进行了交谈。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谓的“颜色革命”的？
叶利钦：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在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吉尔吉斯，新人已经掌权——所以现在我们必须与他们合作。在政治层面，人不应该为自己的喜好所左右。
如果你问我在俄罗斯革命有没有可能发生，我的回答是肯定“不”。我们既没有革命的政治基础，也没有国民基础。
记者：那么对于2008年的总统大选，你是否会建议****继续留在克里姆林宫呢？
叶利钦：他已经多次表示不会违反宪法，接受第三任任期。
记者：顺便问一句，您怎样看待列宁的遗体一直安放在红场上的列宁墓里供公众瞻仰？
叶利钦：我还没有时间了解列宁被安葬的所有故事。我们很早以前就应该把他的遗体埋葬。
记者：您认为****的垂直权力是可靠的吗？
叶利钦：我主张总统应该有铁腕和强有力的权威。反之，我们的国家将分崩离析。一旦中央权力稍有放松，分离主义行动就将抬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给予议会太多权力的原因。这会毁了行政机构的权威，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记者：当您把俄罗斯引进世界领先国家的精英政治俱乐部时，许多人表示这是西方国家提前认可了俄罗斯年轻的民主。您认为我们现在名副其实了吗？
叶利钦：俄罗斯是G－8的主席国。参加该会议的领导人都将聚集在圣彼得堡。当然，这是一个评估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经济以及政治分量的时刻。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世界上的任何重要问题都不能被解决。同时，俄罗斯也不恐吓任何国家，我们不参与任何可疑的国内战争，我们不支持独裁者。俄罗斯是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它的行为都有自己的逻辑，而且我们准备好向整个世界解释我们的逻辑。
记者：但是西方仍旧不满意。他们认为我们限制了言论自由。
叶利钦：如果只是他们不满意，不能说明他们必然是正确的。你感到压力了吗？你的写作受到限制了吗？为你的权利而斗争，如果你不喜欢某些事物的话。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开始新生只有15年。对于历史来说，这点时间太短了。至少再过50年，然后你才能评判结果和过程。
我肯定在几十年后，媒体也将变得完全不同。即使是八卦小报的记者也会毫不伤害读者感情，他们将停止撒谎、停止侮辱别人。这就是文化的所在。
★**********：改变了世界，失去了国家（2003年8月19日）
近日，凤凰卫视记者专访了“八一九事件”的主角之一，前苏联总统**********。年届72岁的戈氏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主政苏联六年的得失成败，展现给人们一个理想主义政治家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内学界对**********的看法仍无法明朗，在西方世界里戈氏却备受推崇。
采访**********的是凤凰卫视驻美国的记者赵一力，采访在莫斯科进行。赵一力与**********之间的交流通过俄英译员转译完成。
米哈依尔·**********今年72岁，195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5年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90年3月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并获颁该年度的诺贝尔******。戈氏曾于在1989年5月访问中国，他在任内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撰写《改革与新思维》等着作。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相继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联随之解体。1992年，俄共开除了**********党籍。
在一些人眼里，**********是搞垮苏联，覆亡共产党的罪魁祸首。
●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
赵一力（以下称一力）：你能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我们十分荣幸。
**********（以下称戈氏）：遗憾的是，我的时间不多。我会尽力而为，因为我得尽快回医院。
一力：冒昧问你几个私人问题。有人说您头上的暗红胎记，是你成为伟人的预兆，你是否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伟人，命中注定要领导一场伟大的改革？
戈氏：那只是个胎记，不是别的。
一力：有人说您头上有幅世界地图。
戈氏：说是世界地图，那是玩笑话。
一力：在苏联主政的六年间，你认为自己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戈氏：最大错误在于，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因为反对改革的声音，一开始就来自党内，因此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共产党在苏联是独占政权的力量，进而成为国家的代称。
我实施的直接开放步伐实在太快了，无论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民主方面。权力分散是必需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会无法跟上。在苏联有官僚体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调整，因为有许多来自官僚体制的阻碍。
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党内的机制失去控制，他们趁机各自营私，那是最大的错误。
●失去了权力，但并未放弃理想
一力：当你面对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受威胁时，是使用武力维持国家统一，还是让各加盟国依据民主原则进行自决，这种进退两难的选择，是否使你十分矛盾？
戈氏：这是个重要问题。通常要拟订出基本的规则，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改革，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要太急着想改变什么，这就是我们自己走的路。谨慎推向民主，每个国家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节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步调，这是人民的智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经历，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这是艰钜的任务，只有透过自己的实际操作来改革。
一力：你是否认为动用武力，还是可以阻止前苏联的解体？
戈氏：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和我的伙伴们选择实行民主化、改革与开放，进行不动武、不流血的改革。你必须负起全责，不能让国家处于战乱状态，我关心苏联人民和国家的和平，因此获得国际支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不可忽视的强权。
一力：那么是否可以说，你改变了世界，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却失去了你的国家。
戈氏：我是失去了权力，但并没有放弃我的理想──依循民主原则行事，承担起责任的理念。
●成为理想主义者，总比愤世嫉俗好得多
一力：你指控叶利钦不在乎国家的统一，并造成前苏联解体。但是，你是否认为，你所推动的改革，必须为前苏联的解体负责？
戈氏：我并不这样认为。不过我个人有一点罪疚感，因为我提拔了叶利钦，让他担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他在苏共**********遭遇危机时，我帮助他渡过了难关。叶利钦是毁灭高手，而非建设者。他不是注重民主自由的人，因为他沉迷权位，他给苏联带来了非民主的宪政乱象。
要是我当初能够发现叶利钦的问题，根据苏联的行事风格，我可指派他去偏远国家担任大使，终结他的政治生命。但如果这么做，别人对我在位时的评价就会有所不同。
人们说**********是理想主义者，但成为理想主义者，总比愤世嫉俗好得多。这是我秉持的指导方针，改变世界的就是理想主义者。
担任苏联领导者的经历，让我了解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我认为结合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政客沉迷争权，但政治家并非如此
一力：在你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是不是在1985年3月，当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之时？
戈氏：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许多转折点，当然最重要就是当选为总书记。因为我知道，改革可以自上而下推行，一般党员做不到，但总书记就有可能做得到。
一力：你曾经提过，安德罗波夫（编按：1982到1983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历史上评价甚高）如同您的义父，在你登上权力最高峰的过程中，他是否起了关键作用？
戈氏：他从未公开说明他有何计划。关于我事业上的计划，其实他从来没有和我讨论过。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热烈讨论他研究中的某个议题。我说，我服从你，因为你是总书记。然后我站起来正要离开，他拦住我对我说，“米哈依尔，听着！思考问题时，不要顾虑你的职位与权责，要做全盘的考量。你能明白我吗？我了解你的信念。”
是的，我们互相认真对待，互敬互重。在我攀上权力高峰的过程中，他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你可以在我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一部份。我很高兴在出书八年后，这本回忆录终于在中国出版上市。
一力：你曾说过要改革，就必须拥有权力。你也曾说过，你绝不恋栈权力。对你而言，权力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权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都认为，政治家的角色相当重要，而且影响力与日俱增。
戈氏：现在政治家自身、其跟随者，或者国家都无法达成什么事。在一个国家境内的民间机构，及其成员可以发挥影响力，在国内及国际上，民间机构会越来越重要。
政客沉迷争权，但政治家并非如此。
民间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民间的参与将影响政策的形成，我致力于成立非政府组织。现在将注意力放在民间及非政府组织成员提出的意见，会对政客产生的影响。如果政客不愿与之对话，沟通过程将会失控。
一力：有人说你会玩政治魔术，在你的政治技巧中，你最拿手的是什么？
戈氏：我只是个平凡人，犯错时才会变成魔术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做重大决定时，我最注重的是道德考量。我敦促追随我的事业和理念的人，在设法达成目标时，无论目标是否达成，都要注重过程的参与。
政治应该是洁净无私的，是不可以衡量价值的，但可惜现在的政治并非如此，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我必须说，人们要诚实地，来思考该选谁出来执政。设法达成目标时，无论目标是否达成，都要注重过程的参与。
●责任及使命改变，关心的目标未变
一力：你曾经领导过人类历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大变革。如今，当您独自静处时，你的内心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