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着让我们的客人知道，我们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将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处理。我将坚持我们的意见，相信他也会如此，但我们将会以相互尊重的原则处理。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在介绍我们的客人之前，我想说说我对到中国访问的期待心情。我今年秋天将到中国访问，中国政府已经邀请我到北京，而我也已经接受了邀请，我们将会拟好访问安排，我真的非常期待这次的访问。
年轻时，我曾在1975年到中国拜访我的父母亲，我期待着再次到中国，我等不急想看看中国在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时，到现在我成为一个老家伙这中间的改变（笑声）。我期待到你的国家去访问，先生，欢迎。
******：我完全同意总统先生刚才的讲话。确实，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维持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但符合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在我们的共同利益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分歧部分，我们也可以开展良好的意见交换。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一些问题将可以得到解决。
我确信我们可以找到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我认为自己这次的访问就非常成功。透过信件往返，******和布什总统已经达到基本共识，这已经为我们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
我们也期待着在今秋接待布什总统来访。
布什：谢谢你，先生。
问：你倾向于允许出售驱逐舰给台湾吗？
布什：根据台湾关系法，我们必须承担一些义务，而我们也尊重这些义务，但关于军售台湾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
再来，我们来自中国新闻界的客人。（要求记者提问）
问：总统先生，你对即将到来的十月上海、北京访问，有些什么期待？
布什：我期待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景象，我也期待看到至今记忆犹新的美丽农村风光。
但最重要的，我期待着认识中国的领导人。我想最好的情况是双方代表能坐下来，面对面地坦诚对话。
人们将会发现我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会以一种坦率的方式表达我们国家的利益，但我会用一种尊重的方式去做。
问：总统先生，是不是如果中国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可能影响你关于军售台湾的决定？
布什：这次会议将给我一个机会来确认一项事实，就是我将尊重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我期待着尽力对我们的客人说明此事。如果他提及军售问题，并把它当成一个议题，我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目前仍无任何决定，但我将会依据我认为的两国关系最佳利益，及符合我们义务的最佳利益来处理此事。
问：总统先生，我可以说汉语吗？
布什：你是跟中国新闻界一道吗？你的英语说得很好。
问：是的。
布什：你的英语说得比我还好。（笑声）
问：中国对你的父亲非常热情，他们一个团接一个团去拜会你的父亲，关于中国政策，你会接受父亲的指导吗？
布什：我相信，中国人喜欢我父亲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好太太（笑声）。和我的父亲一样，我的母亲在中国非常受尊重，他们在中国住了很久，也结交了很多现在成为领导人的朋友。
问：谢谢你。
布什：我要感谢新闻界朋友这次没有违反禁止使用手机的规定。（笑声）
问：我们不想再替高登惹一次麻烦。（笑声）
布什：高登变成国际知名人物了。（笑声）
★施罗德：德税收改革将成为德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2000年8月3日）
法国《费加罗报》今天刊登让—保罗·皮卡佩尔对德国总理施罗德的一篇访谈录，题为《施罗德说：我既不是一件复制品，也不是什么样板》，摘要如下：
经过了1998年至19999年的不利的开始阶段之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终于在1999年至2000年让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还让工业界放弃了核能。他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去年在好几个地区的选举中都失利了，而今年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北莱茵—威斯特****州却重整旗鼓取得了胜利。他最近在会见法国《费加罗报》、意大利《信使报》和西班牙《国家报》的记者时回答了《费加罗报》记者的提问。
《费加罗报》记者问：你曾承诺要做一个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人。你的诺言兑现了吗？
施罗德总理答：我认为兑现了。我们在经济和财政领域以及在被人们称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实现了或者正在实现彻底的变化。我特别想到的是国籍法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政治上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还正在寻找一种能使那些同性恋者在一个合理的法律基础上在一起生活的法规。
问：在法国看来，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实施了税收改革？
答：确实，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决心更大。上星期五（7月14日）通过的税制改革在我们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这次改革能使个人和企业都受益。我们的考虑是在这两者之间维持一种持久的平衡关系。这样，我们的税收政策便多年来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实际工资的增长，我们还在使企业有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税率。这一措施还将使我们能够腾出手来解决其它问题。我们还正在考虑退休金的改革。
问：从这些改革来看，你难道不是更接近托尼·布莱尔而不是更接近利昂内尔·若斯潘了吗？
答：又是那个无休止的问题和古老的辩论！有些人总是喜欢归纳和分类。总是有人问我：你是德国的布莱尔还是德国的若斯潘？他们两人都是我很好的和很聪明的同僚，但我首先是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我说这话的意思是，照搬一些在他们的国家里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行事的政府的做法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政治就是分析自己国家的结构及问题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当然，人们可以甚至也应当学习和借鉴其它国家的运转方式。但我已经是56岁多的人了，到这个年龄上，我既不愿意作一个复制品，也不愿作一个样板。
问：在你看来，德国的情况比两年前要好是吗？
答：德国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怎么能不看到这一事实呢？它已再次成为被投资者看中的地方，这跟我们已经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不无关系。我们可以说，今年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复兴是看得见的，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它已经对就业市场产生了影响。我还要说我们将要使我们同工业界一起决定的放弃核能的法律生效。
问：但反对派不是说要宣布这一决定是无效的吗？
答：它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我们设计这一法律时就考虑到联邦参议院是不会通过的。此外，在2002年之前，我们将努力保持多数派地位。那样，就不会出问题。当然，我并不否认我们同我们自己的选民团之间在相互关系上有一些困难。但当我们进行这么重要的变革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不坚定态度的。如果认为政治就是要弄出一个大家都视为宝贝的东西，那他就是一个傻子，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问：你谈到了选民……现在，社会民主党的那些选民对红绿两党的结盟是怎么看的？
答：从我们的情况来看，我可以说是有效的。在那些由这个联盟管理的州里，我们都取得了成功。所以，我绝对没有任何要拿别的东西来取代这个联盟的想法。当某件事情办得不错的时候，就不应当贬低它，不要老是提出其它的可能做法。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危机面前，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联盟已显示出它的稳定性。
问：在你当选之后，有人说你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一个新手。那现在呢？
答：在我的政府的领导下，欧洲的事情至少还算办得不错。我对我们已经在2000年议事日程的基础之上确定了欧盟的金融前途一事感到很自豪。再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就通过参与科索沃战争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的对外政策。50年来，有一种禁忌阻止德国军队参与各种和平使命，特别是在那些它曾带去过灾难的地方执行这类使命。现在我们打破了这一禁忌。新闻媒体也低估了我认为很不简单的这一变化。当我还是青年社会党的主席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我的前任施密特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可能会表示反对。总而言之，对于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没有什么可羞愧的。
问：在这次冲绳七国集团会议上，你会取消俄罗斯所欠的债务吗？
答：保持良好的德俄关系对德国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对****总统说不。
问：车臣问题呢？
答：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已经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了他。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不再次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分歧。
问：你对菲舍尔和希拉克对欧洲的展望有什么看法？
答：我的这位外长说的话很重要。他对人们所说的欧洲的最后归宿进行了思考。然后，希拉克总统又在德国作了一次很长和很好的讲话。
现在，就是要朝着这两个观点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说，德国在近几个月内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使法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这段时间内的工作获得成功。在这方面，应当解决阿姆斯特丹会议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还要解决灵活性方面的问题。
问：在今年12月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你们将要解决重新平衡欧盟理事会投票权的问题。你希望人们考虑德国的人口状况吗？因为德国是欧盟中人口最多（8300万）的一个国家。
答：在扩大后的欧盟内，大国不应当被置于少数派的地位。如果你问我德国希望怎么做，那当然，我们要引起人们对平衡票数的重要性的重视。但我认为这个票数比例的问题更多地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数学的问题。正因为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所以我坚信在法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我们一定能把它解决。
问：德国出现了献金丑闻。你认为这只涉及到科尔的基民盟呢？还是涉及到你们国家的整个民主运作？
答：这明显是基民盟的事情。它绝对不是德国民主的危机，而只是基民盟的危机。它应当由这个党自己来解决。我看基民盟现在还远没有摆脱这场危机。
问：你对你的这位前任怎么看？
答：我对他的不幸感到难过。我看他的行为既是一种悲剧又是一种自我毁灭。
问：你的内政部长奥托·席利建立了一个处理移民问题的委员会。你们想要怎么做呢？
答：要想让人们知道像德国这样一个在接受遭遇困难的人方面无需自责、甚至可以说接纳了60％的欧洲难民的国家是有权说话的：我们让那些我们所需要的人进来，而不仅仅是让那些处于困难境地的人进来。
问：在德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排外情绪吗？
答：没有，我不相信有。在所有的社会中，人们都害怕外来的人。但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德国社会变得非常开放了。它学会了把外国人当朋友看待。当然，也发生了一些排外的过激行为，这我知道，也进行了谴责。但尽管如此，德国仍比人们有时所想象的要国际化得多。
问：你希望取消对奥地利的制裁吗？
答：这是一个应当向欧盟主席提出的问题。但我跟你说说我为什么不爱天天谈起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总理，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我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的，即不让海德尔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国际社会不怕奥地利出一个海德尔，但如果你把海德尔说成是德国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它就会可怕多了。话虽如此，不管轮值主席国法国在这方面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而且其它国家也附和的话，德国是不会以任何方式加以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