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这场发生在1898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被以慈禧、荣禄等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绞杀了。
在发动政变的过程中,荣禄助纣为虐,与慈禧紧密勾结,为击败帝党、镇压维新派绞尽了脑汁,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对“老佛爷”表现出奴隶般的忠诚,为其重揽大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荣禄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荣禄虽然为慈禧发动政变尽了犬马之劳,但他做事总是给自己留有后路,以便随风转舵。为维新变法死难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原与荣禄有旧,曾入他的幕中。在变法期间,林旭深受光绪帝的信任,成为“军机四卿”之一。荣禄恐镇压维新派的阴谋万一不成,则自己无以自立于皇帝之前,所以曾向林旭致信,“通殷勤,多寓依托”政变后,林旭对他已无用处,而且易泄其通信依托之密,故又急欲杀之以灭口,“乃使御史奏促诛之”明明是他促成林旭之死,而外对人言极力保全而不得也。
戊戌政变的成功,使已撤帘归政的慈禧再度重返政治舞台,又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独裁者,她自然对其政变谋主荣禄感谢不尽,愈加信赖,于是“尽以兵权委之”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管理兵部事务。至此,荣禄终于如愿以偿,真正到了春风得意、荣禄两极的时候。但是,他毕竟生当乱世,时值多事之秋,还不能安享尊荣。不过没关系,狐狸般狡猾和机警的荣禄有本事应付任何事变。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虽然被囚禁,但慈禧也并不甘心让他再继续戴着皇帝的虚衔,而急于废掉他。为此,荣禄又亲自出马,与大学士徐桐、尚书启秀之流“日夕密谋”积极策划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没想到英、美、日列强相继出面干涉,刘坤一、经元善等人又函电交驰,表示异议,结果,阴谋受阻未成。慈禧甚恨之。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于是荣禄又改变主意,为慈禧出谋献策:“于光绪二十五年至1899年年末,以光绪无子,先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徐篡大统”不料,又受阻于帝国主义列强,而那个经元善又电请收回立大阿哥成命。慈禧更恨之。
端王载漪因列强反对其子入承大统,也迁怒于洋人。为了清除障碍,使溥隽速登大位,以实现自己做“太上皇”的梦想,他竟然令人伪造了一份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假照会,以激慈禧之怒。
又有江苏粮道罗嘉杰,不知从何处捕得风影,急投荣处密报,说,“各国已分头调兵来华,决定攻打北京,与中国宣战’等等”一向审慎多疑的荣禄,因献媚邀功心切,又像当年星夜由天津驰往北京向慈禧告密一样,这次更是急不可待地“径自缮密折,入宫陈奏”。
慈禧得此密折,当然着慌,既惧且愤。端、庄等正喜师出有名,益乘机竭力盘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张开战,因此乃宣叫大起”可见,后来“庚子之乱”的发生,与荣禄关系甚大,他的这一密折对于促使慈禧对外宣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时,正值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之际。统治阶级内部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从各自不同的动机出发,产生了主抚和主剿的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端王载漪“谋窃神器”纠合刚毅等顽固派官僚,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达到在废立光绪的问题上,不受外国“挟制干预,得成其大欲”的目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当义和团的势力迅猛发展至京城时,感到剿抚两难。荣禄本来力主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但他狡诈善变,总是察看风色,根据慈禧意旨行事。故在是否利用义和团同外国开战的问题上,屡请皇太后独断”后来“见廷议已决,端、庄势盛”便一改从前主剿派的面孔,亦附和同声,从剿至抚”赞成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同外国开战。
荣禄此时不仅是激烈的主战派,而且是进攻外国使馆的总指挥。 但荣禄行事是那么审慎周密,充分估计到事件发展的各种后果,及早打算,给自己后来留有回旋的余地,阴为自全之计,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了。
荣禄在战事初起时,本来与载漪、刚毅等主张相同,等到义和团与董福祥军屡攻使馆不下时,他觉得事情不妙,又阴持两端,以使自己左右逢源,即胜则有功,败则无罪。在这种情势下,他的投机善变的秉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荣禄致电南方诸省,表示自己不赞成对外宣战而又无力挽回,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搞“东南互保”以预为卸责之计。
荣禄既对慈禧奉命唯谨,又不肯对可能发生的后果自担责任;既要讨好慈禧,又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列强。下面的军官张怀芝向他请示是否要向使馆开炮,他虽然拒绝给张怀芝发命令,但不发炮,在慈禧那里又交不了差,所以便巧妙地暗示张怀芝发空炮。聪明的张怀芝心领神会,荣禄顺利地解决了既要发炮而又不负后果责任的难题。即使后来追究发空炮的责任,别人也抓不住他口令笔谕的任何把柄。此事充分表现了荣禄见风转舵、随机应变的性格,可谓奸猾至极。对于自己的死党和亲信董福祥,荣禄则未去兜圈子暗示,他直接给董下令:以向空发炮,使宫中闻之可矣。董福祥按其指令去做,故使馆始终未下”
荣禄为向帝国主义列强讨好,为自己将来留有余地,又“频以瓜果馈使团”敌国交兵,既发空炮,通消息,又馈果瓜,实创千古奇闻! 荣禄等人如此同列强“作战”清政府的失败结局可知。光绪二十六年至1900年7月20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西安。23日,清廷谕令荣禄、徐桐、崇绮“均著留京办事,所有军务地方情形,随时奏报”荣禄“既不敢违旨,又察知外人以武卫军尝攻使馆亦不满于己”故以“退驻保定,再图恢复”为借口,率军进驻保定,然后去西安行宫。这样,既可以躲过帝国主义对他的惩罚,又能就近操纵局势。但因载漪、刚毅反对,诏不许前往,至平定而还”八月十四日,清廷谕令在保定的荣禄,驰往北京会同奕匡、李鸿章办理议和事宜,指出此乃 “大局所关,安危系之。该大学士为国重臣,受恩最深,当不忍一意借词诿卸也”但荣禄从不干临危受命之类的傻事,仍迟迟不受朝命。等到“载漪出军机,刚毅死,李鸿章为禄请,太后亦念之,故复用”八月二十日,慈禧命荣禄赴西安行宫,默定大计”荣禄与在北京的奕匡、李鸿章遥相呼应,主持议和事项。后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综上可见,荣禄同载漪、刚毅等一样,是引起“庚子之乱”的重要人物之一,具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但事后荣禄却寻找替罪羊,极力嫁祸于人。早在北京陷落前夕,荣禄看到清廷败局已定,便八次晋见慈禧,献策“下诏将首祸端王等斩首,正其矫擅之罪,以明朝廷本心,庶犹可挽”对于攻打外国使馆的责任,他则推到了部下董福祥身上。后来,载漪被充军,刚毅病死于随慈禧西逃途中,后被追夺原官。崇绮投水自杀,徐桐自缢死,毓贤被处死,李秉衡战败自杀,赵舒翘被赐令自尽。董福祥被革职降调。他们或被指为“拳党”或被指为排外仇教的首凶,死的死,放的放,贬的贬,调的调。而荣禄却吞舟漏网,安然无恙,依然高官得做,福禄终享。这除了荣禄善于推罪转祸外,亦与慈禧之庇护、李鸿章之斡旋有关。荣禄交结李鸿章,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对于荣禄的侥幸,当时便广遭非议,当时的《中外日报》就曾将荣禄与刚毅加以对比说,他们同为酿祸罪魁,荣禄与其他诸人相比,祸福休咎竟是如此不同。荣禄正是得力于“险而巧”这也是他一生的护符。
对于荣禄的嫁祸于人,侥幸免罪,连他的亲信董福祥也颇感不平,他曾怀着被荣禄欺骗出卖的愤懑的心情写信给荣禄,指明了一些事实。荣禄因此而颇受董福祥的挟制。他在收到董福祥这封信后,曾“急送五十万金,将士赏赐有差,董乃已”
其实,光靠“巧而险”是不够的。荣禄之所以能逢凶化吉,左右逢源,关键还是他那张庞大的关系网。
荣禄是忠烈之后。他的祖父、父亲、伯父都是为清朝立过战功的军官。荣禄的远祖费英东,是辅佐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可谓世代忠烈,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
荣禄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这两个妹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荣禄的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的福晋。荣禄的继配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时称“大王爷”月下老人把荣禄自己和妹妹以及两个姑娘,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成了姻亲,有“阀阅世家,连渊贵胄”之称。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荣禄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师傅的李鸿藻,换了兰帖,结成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都可与荣禄拉上关系。荣禄与李鸿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荣禄的最后十年,不但朝中有人,还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交好。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武卫军时的下属。荣禄晚年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视之如左右手,所有这些都与他的官场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