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7年8月,明熹宗病逝,其弟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与熹宗不同,朱由检少年立大志,一心想要恢复大明王朝昔日的辉煌。十七岁登基,便不动声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魏忠贤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当时民心为之大振,被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大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一直是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称“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无宴乐之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立志勤勉治国的君主,最终却落得个国破人亡的悲惨下场。怪不得崇祯帝临死前还说:君非亡国之君,臣实为亡国之臣。真是至死也没明白,朱元璋打下来的江山,主要是坏在自己的性格猜忌多疑、不会用人这一点上。
在铲除魏忠贤之后,明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摆在崇祯帝面前的,也是明朝所面对的,有三大难题须解决:内忧、外患和选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才用才了。做好这一件,整治好国家,就可以不怕内忧外患了。
魏忠贤的嫉贤妒能,使明朝人才大失,相当一部分大臣先后归附了后金。此时崇祯帝要做的应是选拔人才,委以重任。人才是选拔了,可惜不会使用人才,更别说收揽人心了。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总共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史书上称其:败一战,杀一将。除袁崇焕之外,被杀的督师或总督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最突出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就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处死袁崇焕。
明朝大将袁崇焕戍守辽东,先后大败来犯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稳定了辽东防线,鼓舞了明朝军民抗击后金军的信心。后因遭阉党魏忠贤的诬陷,罢职归乡。崇祯帝继位后,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河北、山东的军事防务,并赐给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给予他先斩后奏的大权。
然而,崇祯帝是一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而又生性多疑的人。当袁崇焕于次年六月用尚方宝剑杀了私通敌国、为非作歹、不听军令的总兵毛文龙之后,崇祯帝就开始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
1629年10月,皇太极又率军南犯。由于畏惧山海关、锦州一带的袁崇焕,便绕道长城喜峰口入关,攻克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闻讯,立即挥师入关,他自率几千名骑兵,昼夜急驰,抢先赶到北京城下,正遇后金军到,两军相峙,后金军不能战胜。
此时,魏忠贤余党以温体仁为首的一伙奸臣,乘机重弹“议和通敌”的老调,制造谣言,说袁崇焕“纵乱拥兵”与后金早有联络。这加剧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怀疑,当袁崇焕因兵马疲劳而要求入城休息时,他断然予以拒绝。同时,他派大学士孙承宗驻扎通州,督理所有兵马。
皇太极获知明朝廷中的上述情况后,便决定施行反间计。正好有两个赴通州的传旨的太监,中途为后金俘虏。为此,皇太极故意引兵撤退,安排将这两宦官在军帐中看管,看管者则是明军降将高鸿中、鲍承先、宁先我三人。三人夜里窃窃私语,说后金大汗昨日单独出营同北京来的骑马者谈话很久,又说他们不愿与袁崇焕兵戎相见,袁崇焕大帅与大汗已定密约。两名太监偷听谈话之后逃跑,竟无人发觉,逃回京城,密告崇祯帝。
由于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当此危急之秋,崇祯帝竟不加思考,认定袁崇焕通敌。他马上以召袁崇焕议事为名,把袁崇焕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为抗议朝廷逮捕主帅,自率部离京还宁远。身陷囹圄的袁崇焕时刻以国家安危的大局为重,在崇祯帝的恳请下,亲笔手书请祖大寿等全体官兵听从朝廷命令,团结一心,坚持抗金,决不能因为他个人生死而轻举妄动,千万不要危害抗金大业。祖大寿等全体官兵被袁崇焕的信感动得失声痛哭,当即挥师入关,期望能用奋勇杀敌之举来保全他们主帅的性命。
但是,一意孤行的崇祯帝在后金军撤离北京后,不顾广大明军将士的强烈呼声,竟在1630年8月16日,以“谋叛”的罪名,将袁崇焕残酷地杀害了。
崇祯帝制造了冤案,还自作聪明以为除了内患。天下正直者都知其冤。崇祯帝杀害袁崇焕,自毁“长城”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无论是对“内忧”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外患”皇太极的进攻,明皇室都没有了有力的抵抗。李自成起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入朝,最后上吊自杀于煤山。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崇祯帝不是疑心重重,不断变换任才标准;如果不是他刚愎自用,猜忌忠贞,而是对选拔的人才都能充分利用,那么,不只袁崇焕不会死,明朝的江山也很有可能持续下去。能够善用人才,大度收揽人心,那么明朝的内忧外患便会迎刃而解。崇祯帝自登基到自杀,虽然勤勉亲政,但十七年中却都没有学会善用人才,自然无法挽回明王朝本已倾颓的命运。
反观清皇太极,只要是明降将,一概委以重任。袁崇焕手下部将祖大寿投降又反,反后再降,最后也未被杀,最后终老于顺治十三年。看双方对待人才的态度,反差之大,明朝的败亡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