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均值”是场游戏
还有个问题就是“均值”怎么确定。“均值到底是多少，在经济生活中却是个很模糊的数字。昨天的正常值很可能被今天新的正常值所取代，而我们对这个正常值却一无所知。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也是基于均值回归原理。但是，学巴菲特的人多如牛毛多，能够成功的鲜如牛角。巴菲特只能崇拜，不能复制。
巴菲特的长子曾说：“我爸爸是我所知道的‘第二个最聪明的人’，谁是第一呢？查理·芒格。”
查理·芒格是沃沦·巴菲特最亲密的战友，有“幕后智囊”和“最后的秘密武器”之称。
有人曾问：如何评估一只股票的“内在价值”？
芒格回答：搞清一只股票的“内在价值”远比比你成为一个鸟类学家难得多。
★何必削足适履
高尔顿只是把均值回归应用到了遗传等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些领域，它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正确的。这也就是老子的几千年前观察到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老子的下半句却非常明确地指出，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回归平均原理为许多决策制定提供了哲学的方法。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大的事物变得无限大，而小的事物变得无限小的情况，比如树会长得穿越云霄。
社会领域运行的是“幂率”，是不平均的。一个普通的华尔街交易员的年收入，可能比中国西北一个县全年的GDP还高。一个国王可以娶4万个嫔妃，而一个农奴可能娶一房老婆都很吃力。
真实的社会，运行的“二八法则”——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而且，在这百分之二十的富人中，二八法则还可以进一步产生作用——百分之四的人，掌握着全社会百分之六十四的财富。
在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是“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
曾在某本书中读到这样一个案例，某老板每年都会给公司的业务员进行业绩排名，对业绩靠前的进行奖励，业绩靠后的进行惩罚。几年下来，老板发现一个规律，头一年受罚的业务员，次年业绩转好，头一年受奖的业务员，次年业务下滑。
作者最后总结：这其实是中值回归的自然现象。
对于这个案例的代表性，笔者持保留态度。也许，把手扶电梯当做跑步机来锻炼也没有什么害处，但用于决策，就可能是个陷阱。
笔者经营企业多年，深知公司的业务通常符合“二八法则”——大约80%的业务是靠20%的业务尖子完成的。在很多行业中，比如外贸，比如广告，80%以上的业绩是由20%不到的业务员签下的。笔者也曾对这些业务尖子进行奖励，对业务不佳者进行惩罚，结果并没有出现上面案例中的奇怪现象。
如果上面这个案例，改成计件生产的工人，则会让人信服得多，因为工人的能效，基本上可以就算出一个“均值”。
★不要将均值回归巫术化
虽然弗朗西斯·高尔顿发现了均值回归，但他本人并不迷信它，他反而鼓励我们去“欣赏广泛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平均值的观点。
对未来做判断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均值回归原理呢？
我们必须清楚，它在某些条件下，均值回归具有巨大的力量，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则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
经济体系具有复杂、动态和非线性的本质，我们可以大谈特谈其大趋势，却无法做具体预测。就算是天气预报，也只能告诉你立春和夏至，却永远无法预测出那天的天气如何，甚至无法准确地预测出明天的天气。
天之道不同于人之道，自然界中的力量不会赞同于人类灵魂中的力量。急于将数学公式、统计学原理，生搬硬套到社会学领域，以示自己的科学性，与伪科学、巫术何异？
均值回归仅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教条，更不是宗教仪式。如果一定要削足适履地迎合均值回归理论，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工具。
延伸阅读——高尔顿和他的优生理论
弗兰西斯·高尔顿
高尔顿是著名的医生和植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曾孙，另一个曾孙查尔斯·达尔文是高尔顿的堂兄，他写出了惊世骇俗的《物种起源》。高尔顿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极其成功的银行家。
统计狂人
据说，4岁的时候，高尔顿就能够阅读任何英文书籍，以及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
在高尔顿的时代，有一种很可贵的风尚，那就是纯粹为了科学而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出于谋生的考量。
高尔顿有一个嗜好，那就是统计——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高尔顿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录、计算。他曾制作过一份“美女地理志”。在逛街时，他对少女的漂亮程度进行分类，当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时，他就在右边口袋的卡片上扎一个小孔。在他的英国“美女地理志”上，伦敦女孩子得分最高；而阿伯丁的女孩子得分最低。
高尔顿通过对10000名法官的审判结果进行统计，发现审判刑期大部分是3，6，9，12，15，18和24年；11年和13年的刑期很少，唯独没有17年的。
他还记录下各色人等的头颅、鼻子、胳膊、大腿、身高、体重的数据，还记录眼睛的颜色、遗传的不孕率、人们听讲座时烦燥的次数以及人们在看比赛时，脸色变化的程度等。
高尔顿本人并不知道大数法则，但自己却从数据中发现了它，他还发明了一种“梅花相位仪”，通过往这种仪器里掷弹球，可以直观地演示钟形曲线的形成。
高尔顿喜欢在深夜进行学习和研究，他发明了一种的“精力恢复仪”来使自己保持清醒，这种装置可以向他的头上喷凉水，从而使他保持清醒。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发明了一种能在水下阅读的装置；但是有一次，当他在澡盆的水中阅读一本好书时，他差一点被淹死。
天赋遗传理论
1859年，高尔顿的堂兄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了，这部著作极为轰动，也极大地刺激了高尔顿。达尔文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在任何物种的成员之中，都有少量遗传的变化或者差异，进化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发生的。
《物种起源》只是主要是针对动物而言的，但高尔顿决定把它的结论推广到人类中。他认为，人类的进化很可能是通过卓越的大脑向子孙传递而发生的。他将这个研究领域命名的“优生学”。
半个世纪后，“优生学”这个词为纳粹所用。纳粹鼓励纯种“雅利安人”的繁殖，消灭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被他们认为是人类害虫的人种，他们屠杀了成百上千万的，他们认为“完全没有才华和价值”的人们。
古希腊的“优生学”
优生学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婴儿一出生，就要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任他死去。
学者易富贤指出，古希腊的这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没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了人口素质。从群体来说，某些人可能会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命运开的玩笑
高尔顿发现均值回归的主要动力，是要弄明白在某些家族中才华是如何被代代相传的，这些家族包括达尔文家族以及贝努利家族。他特别希望能在他所认为的有着极高才华的家庭中确认出“极度高贵特质”。
高尔顿希望他的后代能够继承他的才智，但命运和开了个玩笑，他和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一样，没能生下一男半女，基本上“绝户”了。
在研究过程中，高尔顿发现，某个人的杰出不能长久持续，也就是说，杰出的生命极为短暂。
高尔顿还发现，在杰出人物的儿子中，仅有36%的人仍旧是杰出的，更糟糕的是，在其孙子辈中，只有区区9%的人还能称得上堪称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