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史道：“先朝其实也并非于此土地兼并之弊端毫无觉察，雍熙三年七月甲午，国子博士李觉上言：‘秦、汉以来，民多游荡，趋末者众，贫富不均。今井田久废，复之必难；旷土颇多，辟之为利。且劝课非不至而尚多闲田，用度非不省而未免收赋；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雨露降而岁功不登，寒暑迁而年谷无获；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欲望令天下荒田，本主不能耕佃者，任有力者播种，一岁之后，均输其租。如此，乃王化之本也。’至道元年（九九五年）六月，开封府言：‘管内十四县，今年二月已前，新逃人户，计二百八十五户。乞差官与令佐检校，及遣殿中丞王仲和等十四人分行检勘，仍照今年四月已前申：逃并典卖逃户田土，割税不尽；及挟佃诡名，妄破租税；侵耕冒佃侧近佃田，妄作逃户；并见在户将名下税物移在逃户脚下夹带开破者，并限一月许经差去官陈首，仍旧耕佃输税。……’故臣以为当今之计，当限制土地兼并，使耕者各有其田，如此方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强民富！”
仁宗拿不定主意，便拿眼看谏官司马光。司马光会意，出班奏道：“陛下：臣有一奏折，请皇上御览！”
仁宗道：“呈上来！”侍臣便从司马光手中国接过奏折交给仁宗，仁宗接过，打开看时，见写道：“《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其中一段文曰：
“窃为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又水旱霜雹蝗虱（戈代几），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粮（乞代良，籸？）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仁宗看完司马光的札子，却有些不悦，认为司马光所说未免言过其实，仁宗认为百姓还不至于苦到这个地步，不然自己自己为什么听不到多少怨声载道呢！仁宗便淡淡地道：“对于土地兼并之事自然要治，农民的负担也当逐步减轻。但这是个系统的大工程，并非令行禁止一蹴而就之事，还得从长计议！”于是宣布退朝。
5、多事之秋
整天在宫中深居简出的仁宗，哪里知道，地主官僚形势户们对佃耕者进行的残酷的奴役剥削，又以各种手段蚕食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并且高利贷的盘剥在农村中放一收二的事实相当普遍。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负担绝大部分加在农民身上，这就促使北宋中期阶级矛盾日益走向尖锐化，迫使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从宋太祖到仁宗时农民起义就有百余次，特别是北宋中期，大小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其中小规模中较大的几次有：庆历三年即一零四三年五月京东路王伦在沂州（山东临沂）的起义，九月京酣西路张海在商山（陕西陕县）的起义，十二月湖南桂阳监唐和等人领导的瑶族起义等。它们都是北宋王朝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对外屈辱妥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被仁宗为首的统治者看作心腹大忧。谏官富弼认为这些起义乃是遍满天下之渐。谏官欧阳修则在向仁宗上的《再论置兵御赋札子》中说：“王伦、张海等相继而起，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多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
仁宗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他感到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于是仁宗下令让大臣们向他反映政治、民情的真实情况，“不准再欺上瞒下，文过饰非，抱残守缺，********，歌功颂德。如此方能发现弊端，寻找对策，以便革故鼎新，刷新政治。不然，朕只让你们蒙在鼓里，等乱民叛贼将大宋江山瓜分豆剖蚕食殆尽之后，到那时，亡羊补牢，必为时已晚矣！朕可不想步桀纣之后尘，也不要做隆基之第二！”
如此以来，大臣们方敢放心直言时弊。北宋中期封建统治危机，最突出的是表现在财政上面临了总崩溃的局面。简单地说，仁宗时期的危机形势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冗兵、冗官、冗费。
枢密院奏冗兵：“我朝自来以扩大养兵作为国策，太祖认为养兵可以有利于百代，用军队作为封建政权的支柱，以镇压人民叛乱，维护统治。故每遇灾荒，政府便趁机募兵，以分化和瓦解农民的反抗斗争。如此以来，虽有利于政局之稳定，然亦使我朝之兵员不断增加，太祖开宝年间（九六八至九七六年）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太宗至道间（九九五至九九七年）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真宗天禧年间（一零一七至一零一二年）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如今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兵员的扩充，使我朝在历史上豢养了空前未有的常备军。视前所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方妥。”
枢密院还奏：“我朝虽然军队多达百万余，但其素质却很低，战斗力很差。士卒多由召募而来，终身隶于行伍，年老而坐食，又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军队缺少训练，作战十人不当一人。”枢密院所奏当然属实，但有些话仍不敢明奏：由于军队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将领处处被动，变换无常，不得专兵，使军事力量出现了积弱的局面。在北宋政府对内严防、对外妥协的政策下，遂招致了辽、夏交替的入侵。
赵翼《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一零零一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北宋政权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宋太祖为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设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安置大量的官员。
]北宋建立和统一后，为取得广泛的支持，不仅对各国官员加以任用，而且诸国贵族也受到良好的待遇。特别是对周世宗的后代，更为优礼，铁券敕书，世为官宦，基本上与宋朝国运相始终。除普遍地使他们享受减免赋役特权外，还利用科举、恩荫、磨勘等种种办法，尽量把他们吸收到官僚体制中来，以抬高官僚地主的地位，巩固北宋封建地主政权。
6、宿弊待革
礼部奏科举弊端：“我朝之科举和唐朝比较，主要是诸科录取名额的扩大，免除了唐朝吏部考试，登第后便可释竭做官。屡试不第的考生，也有特奏名的入仕机会。稍孚众望的隐逸之士，可运用制料（科？制度）一类的笼络办法。做官期间，一切禄廪按实数支给，年老致仕，准许按品级高低领取告、敕，享受致仕规定的优待。如此以来，便造成科举之滥。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
吏部则奏恩荫之滥：“我朝之恩荫制度，也称任子之法，因父、祖官位高，子孙被授与官职者，叫做恩荫。每逢皇帝生辰及三年一次的祭天大典，或遇品官升转、致仕、老病垂危奏进遗表的时候，其亲族子弟、姻戚、门客，都有夤缘授官的机会。以宰相为例，可荫子弟达三四十人。如今，一次祭天典礼，官僚子弟以恩荫得官的达几千人。由此可见我朝恩荫之滥历朝以来是空前的。故应稍加遏制。”
吏部又奏磨勘（考核）之害：“我朝之制度规定，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转，称为磨勘。在职期间，只要敷衍现状，能够无大错，习故守常，纵无任何建树，也可按年叙进，照例升迁，致使官员质量极为低劣，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到如今，一个普通的职位，都需要三人而待一阙。这样的岁满则迁，日滋月溢，无复限极，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冗官现象。伴随冗员的日益增多，使禄廪俸赐，从而增广，成为一项颇大的开支。故应大刀阔斧，裁汰冗官，勿使官多扰民。”
仁宗便问三司使张方平岁入支出可否相抵。三司使则奏冗费：“如今宫内的开支极大，还有养兵费用的增加、朝廷的赏赐、官吏的薪俸和给辽、夏的岁币物资等，使支出不断增加，已使财政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三司使张方平自然最清楚北宋王朝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也很清楚宋仁宗终日沉湎于土木声色给财政增加的负担，但是他并不敢明里指责，只好以数字来说明问题。
仁宗道：“支出果真大到何等程度？财政又困难到何等境地？爱卿当如实详细奏来！”
三司使张方平道：“是！陛下！”于是奏道：“以官吏之待遇而论，由于我朝对官吏实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极为优厚政策，一般有俸钱、禄粟、职钱、无随（侍从）、傔人（承差）、衣粮、茶、酒、厨料、薪、炭、盐、马料等，照顾得十分周到与优厚。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每年禄米一千二百石。其俸钱就相当于如今二万四千亩土地一年的收入。从宫廷的生活用度来看，宫内的开支仅一才人之月俸，便值中户百家之赋。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贯，而平时又赐予无艺，所欲则给，圣库虽捉襟见肘，亦不敢抗命。”
仁宗道：“这个朕以后倒要注意节俭开支，率先垂范。自古勤俭方能治国，奢靡必败政。历览前朝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以个人言，亦是行成于俭败由奢啊！”
谏官司马光道：“陛下如此圣明，天下人当感恩戴德。然仅从削减宫中用度入手，二财政困境还不能最终解决，开源节流，须全国实行方可富国强兵。今一般勋戚贵族之家，则日新月异地竞以豪华相向，惟意所欲，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而广大农民却苦身劳力，衣粗食粝，官之百赋出焉，百役归焉。岁丰则贱贸其谷，以应官私之求；岁凶则流离冻馁，先众人填沟壑。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臣斗胆说严重些：这与杜甫所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反差现象实在无异！”
陈襄便接着奏道：“司马谏议所言极是！随着兵额的急剧增加，军需费用的扩大，已出现了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的严重情况。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赍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
张载《边议》则云：“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今边患作矣，将谨防于外，修实于内，为持久之计，而不爱用吾财，则患日增而力日不足，岂善为计议者哉！今关内诸城，诚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义勇习战以省兵，则每岁费不啻二百余万，不逾数年，粟实财丰而不可胜用矣。不如是，恐财匮力殚，虏乘吾敝，将无从而制也。”
在北宋的财政收支上，冗费造成了不易克服的困难。宋真宗天喜五年（一零二一年）时，岁入尚有盈余；后来仁宗皇祐元年（一零四九年）时，岁入支出，尚可相抵，三司使张方平却称已不敷用；更后来至英宗治平二年（一零六五年）时，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入不敷出，严重地威胁了宋政权的统治，加深了国家的危机。谏官司马光疏称：“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而在于财利屈竭。”
宋代的社会经济在唐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冗兵、冗官和各种冗费及送给辽、夏统治者的岁币物资等，使北宋财政开支巨大，人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出现了积贫的局面。这使得二宗君臣开始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