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独揽六权，权倾一时，一手遮天，仍不知足。他要挟太上皇以令皇帝，连****、王子、王孙，甚至乾隆以及后来登基的嘉庆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或辱之，或远之，可谓名副其实的“二皇帝”，真正走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天下谁人不惧和珅！
1．越俎代庖，蔑视皇上
嘉庆帝即位时已经37岁，他吸取了曾祖康熙时期立而复废，废而复立太子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侍奉自己的父亲太上皇乾隆帝，虽然他有时对乾隆所作的决定不满，但也丝毫不露声色。对于和珅，嘉庆帝虽然心里不满，看不惯他飞扬拔扈、揽权****的行为，但深知他是乾隆帝的耳目和影子，在时时注意和提防自己，所以，也不敢得罪于和珅。为了不让和珅在乾隆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更主要的是为了巩固嗣皇帝的皇位，嘉庆帝决定实施韬晦策略，于是遇事总是顺水推舟，得过且过，任和珅放纵行事，专横跋扈，等待时机算总账。
和珅此时正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他“乘高宗昏耄，颇有挟太上皇帝以号令皇帝之势”。他“权倾一时，内而部院群僚，外而督抚提镇，其不由和（坤）门者或寡矣。当嘉庆已未之前，今上尚未亲政，而川楚用兵，军营封章，必先关白而后进呈”。和珅也曾想到一旦太上皇乾隆归天，新皇帝嘉庆会不会继续信任自己，于是也在时时提防嘉庆帝，但当看到嘉庆帝平时无所作为，也就放下心来。他利欲熏心，目空一切，文武百官无人敢与之抗衡。朝野上下对他都敢怒而不敢言，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敬而远之，有的嘴上不说却心里忌恨，甚至连乾隆帝的诸皇子们也都对他望而生畏。据史载：当太上皇“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或传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封擅，甚于前日，人告侧目，莫敢谁何云”。当和珅“出入宫中时，伺高宗喜怒，所言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坤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技，且行且语日：‘今日上震怒，某阿哥杖几十，某阿哥当枝十’睿（仁）宗为皇子，必屡受其侮辱，放在谅暗即愤而出此，不能再容忍矣”。和珅不但轻视诸皇子、皇孙，有时甚至也不把乾隆帝放在眼里。乾隆帝因年老视力减退，手拿笔时常常打颤，批折时笔画往往不清楚。和珅见此，竟毫无顾忌地说：“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后来嘉庆帝在宣布和珅的罪状时就有这么一条：“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当然，在正常的情况下，和珅还是通过乾隆帝的手和嘴达到他的目的。例如，他虽然是首席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但在爵位上并不显贵，只是个伯爵。于是，就借勒保“生擒”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一事，请求乾隆帝给他晋爵。乾隆满足了他的要求，王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初九日晋封他为一等公爵。这件事根本未通过皇帝嘉庆就批准了，当然嘉庆帝是不会高兴的。次年春天，嘉庆帝曾发布上谕，冬季要举行大阅典礼。可是，和珅却鼓动乾隆帝下了一个相反的谕旨：“现在川东北教匪虽将次剿除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著行停止。”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太上皇可以直接提升、加封官吏的职位和爵位，皇帝只有默许认可；皇帝决定的事，太上皇可以否决，而太上皇所作的决定，又多半是权相和珅出的主意，皇帝实质并无多少实权，纯粹是个傀儡。嘉庆帝对此虽不满意，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诸事让和珅三分，装出一副与之无争、事事依靠和珅的样子，以麻痹他。当时虽有不少大臣偷偷向嘉庆帝告状，嘉庆帝不仅不生气，反而表示自己要依靠和珅处理政务。朝鲜使臣有这样一段记载：“皇帝登极以后，虽恶和珅，而无一言相及。一日和（坤）筵奏太上皇减太仆马匹，皇帝独自语日：‘从此不能复乘马矣。’筵臣之旁闻之者，知坤之必无幸焉。”这一切都说明，嘉庆帝很有心计，外表上不动声色，任和珅所为不加干涉，并不时表示对和珅十分尊重，“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日：‘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所以当时的人都称赞嘉庆帝聪明、有智慧：“自即位以来，知和珅之必欲谋害，凡于政令，惟坤是听，以示亲信之意，俾不生疑惧，此智也。”嘉庆帝这样做，既麻痹了和珅，又瞒过了太上皇帝，博得了一个“孝”名，真可谓两全其美。为了蒙蔽和珅，嘉庆帝表现出对和珅十分信任、尊重和依托。每遇有事向父皇乾隆帝奏报晓时，往往请和珅“代言”，每当身边有人反映和珅种种不法行为时，他常解释说：“朕方倚相公（即和珅）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
和珅虽然聪明过人，却没有把嘉庆帝的心理活动摸透。和珅一方面采取拉拢、靠近的方法。如在嘉庆帝即位前先呈递如意，表示自己有拥戴之功，又向皇帝讨好，皇上的衣食都由他贡献，没有动用国库帑金，以唤起嘉庆帝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在嘉庆帝周围布置了一些亲信，以窥伺嘉庆帝的动向。例如，他让自己的老师吴省兰以帮助嘉庆帝审阅诗稿为名，了解皇帝的想法和活动。但嘉庆帝对和珅一句不满的话也不说，从而瞒过了和珅，为日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和珅打下了基础。
恶有恶报，和珅罪有应得。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时的得势并不代表永远的保障。为人也好，为官也好，总应懂得什么可得，什么不该得，适时收手。
2．扣压军报，克扣军饷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震撼了中华大地，同时也引起的以乾隆帝为首的清统治集团的恐惧。乾隆帝的三年太上皇生活，就是在波澜壮阔的“白莲教”大起义中度过的。这使他时刻处于惶恐不安、忧心忡忡的境地，他的身心也受到了不可治愈的创伤。
军事上的失败，使乾隆帝对清军丧失了信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神佛保佑，乞求上天“显圣”，派来天兵天将，帮助他扑灭人民的反抗怒火。但上天和菩萨并未“显灵”，清军更没有报捷凯歌，而起义的烈火却以燎原之势迅猛地向前发展。乾隆帝没有办法，甚至采取了诅咒的方法，也就是用一种统治阶级惯用的荒唐、魔幻的巫蛊术——“镇魔术”。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高宗纯皇帝（即乾隆帝注）之训政也，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坤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时（每日召见巨工皆如此）。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急启目日：‘其人何姓名？’坤应声对日：‘高（徐）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坤问日：‘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坤对日：‘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竞以二人名对也。’上闻，骇之，知坤亦娴此术，故上皇宾天后，数日即诛坤。
从和珅的内心来说，他当然是十分痛恨白莲教大起义的。他知道，如果清政权垮台，他的地位和家业也保不住。因此，他也极力主张对白莲教、天地会等秘密结社组织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彻底追查。例如乾隆帝与和王申在一次重华宫茶宴群臣时，分别在《御制诗》（即《重华宫茶宴诗》）与和珅的《联句》中都强调要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以来的“失察邪教之督抚及文武大小员弁、彻底查明、据实参奏”。但另一方面，他若想左右嘉庆帝，就要趁时局不安，在混乱中增大自己的权势，来个混水摸鱼，大发战乱财，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扩大自己的家业。
当时，和珅为军机处首辅，是乾隆帝惟一信任和宠荣的大臣。他凭着可以为皇帝起草上谕、发布廷寄反掌握军事大权的机会，欺上瞒下，竭力捞取钱财。他不断向太上皇乾隆及皇帝嘉庆推荐私人，以出任镇压起义军的指挥官。事实正是这样：只要他的亲信和党羽身赴军营，就可以利用多报兵员、冒领军饷、虚报战功的手段，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正如嘉庆帝所指出的：“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卿于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积弊”。和珅推荐的人员，当然要效忠于他，并保证向他做“贡献”，钱和物自不必说，就是军队中有什么动向也要直接向他汇报。这样，他就可以完全控制前线的动向，然后再依据战局的变化，要挟太上皇和皇帝。他深知乾隆帝已是年近90的老臾，再经不住重大的刺激，如果再把清军连吃败仗腐败无能的消息告诉他，那他一定承受不住，真的有个三长两短，那自己岂不是失去了后台和靠山。所以，每当乾隆帝问起前线战事时，和珅总是报喜不报忧。有时干脆就把战报压在自己手里，不通过乾隆、嘉庆二帝就处置了。另一方面，他并不把军务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最关心的却是如何利用战事发财。他所选派的领兵大臣，多半是他多年的部下、心腹或亲属，出任当地的总督、巡抚之职，如毕沅、景安和秦承恩等人；其次则是投奔他门下不久，送了厚礼并保证永远效忠他的人。这些人大多专事拍马奉承，不知兵事，胆小如鼠，不仅不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而且只要一得到起义军要打来的消息，便即刻紧闭城门龟缩在城里，宣布“戒严”。如景安，“系和珅族孙，平日趋奉阿附，每于奏报之便，附寄信件，禀承指使，以为有所倚恃，既不能实力剿贼，又不能实意抚民”，素有“迎送伯”之称。有的清军将领虚张声势，起义军一来，就躲起来；起义军一走，就在后边尾追。所以当时流传着许多民谣：“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这种军队的战绩，怎么能向最高统治者——乾隆和嘉庆二帝报告呢？所以和珅只有扣压军报。嘉庆帝在上谕中曾指出：“剿办川楚教匪，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意欺蔽，以致军务日处未竣。”前奉皇考敕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骗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这一点连和珅也不得不承认：“军报到时，迟延不即呈递，也是有的。”另外，嘉庆帝曾指出：“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削厝；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由此可见，和珅与乾隆、嘉庆二帝一样，对白莲教大起义一开始认识不足，把农民军看作是乌合之众，以为只要多调集军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像往常一样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然而出乎和珅意料的是，军事进展十分不利，一直到他被捕入狱，农民起义仍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当然，战事时间拉得越长，和珅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因为只要不间断地调兵遣将，他得到的“贡献”也就会源源而来。又因为他掌握着国库，开支越大他越得心应手地运用“掩饰虚捏之技”中饱私囊。嘉庆帝曾说：“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祗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主，虚报功绩，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弄权舞弊，僭妄不法，而贪婪无厌，蠹国肥家。”这话一点不假，军营中许多统兵大员均“捏词虚报，并不亲身督办，仅派镇将等堵剿，率照所禀奏报塞责。伊等拥兵自卫，安心度岁，甚至饮酒宴乐，置军事于不问。”“兵力不敷之故，皆由伊等平日漫不经心，并未认真查核。以致镇将等坐冒空粮，虚糜廪给，即乡勇亦恐有名无实，不过为滥销军需地步。”和珅虽明知有此事，但那些带兵大员多是他的心腹和私党，况且所获的贪赃款数大半落人自己的腰包，故他是不会深究的。清廷为镇压起义而进行的这一旷日持久的战争，共耗费饷银2亿两，相当于3年的国库收入。这不但使百姓更加困苦，而且多年积蓄起来的国库被弄得空空荡荡，而和珅却使自己的家赀日趋雄厚。
和珅还随意役使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如前所述，他在修造私人宅第时就动用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平时，“在和珅宅内供厮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实出情理之外，其两翼步军协尉及司员笔帖式等官，亦有坐甲十数名，以致步甲之数日少，盗贼肆意夜行。”
嘉庆帝在上谕中着重指出，严惩和珅，就是因为他扣压战报，贻误军国大事。嘉庆帝说：和珅“扣压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旨虚报重级，坐冒军粮，军务日久未竣，赔误军国情罪，尤为重大。”“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缓。”当然，嘉庆帝也许怕人们说他惩治和珅是为了抄其家产，而强调他贻误军国。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和珅掌握了军队就是对封建****皇权的严重威胁，所以嘉庆帝无论如何也要把和珅打下去。
和珅之所以能这样明目张胆地克扣军饷，扣压军报，就是因为他仰仗太上皇乾隆的信赖和支持。但是，此时乾隆帝已是老态龙钟，无论精力和体力均大不如前，因此许多重大事务不得不依靠和珅出谋划策。这就使和珅成为乾隆末年操持一切大权的人物了。
3．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专权乱政、党同伐异的最终目的不外乎营私，而营私又集中表现在对财富的搜刮、积累与挥霍上。和珅索取钱财贪婪无度。而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又为他贪污索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乾隆帝后期怠于政事，却又连年兴兵，大兴土木，频频巡游，每年消耗经费达亿万之巨。这些事情乾隆都委托和珅去办，和珅就乘机假公济私，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和珅揣摸透了乾隆的心理，他见乾隆常常以康熙为行动的楷模，就投其所好，鼓吹康熙下江南的盛德，以怂恿乾隆南巡，他说，当今天下太平，万岁爷如果也能像圣祖那样南巡，将是万民的幸事。在和珅鼓动下，乾隆决定巡游江南，和珅奉旨筹办，物色工匠，购买木材，建造龙舟，并令沿途各地疏浚水路，修缮旱道，搞得豪华而铺张，耗去不计其数的钱财，和珅从中克扣了大量财富。和珅又通知沿途各省、抚台、衙门，让地方官赶修行宫，迎接皇上。各地方官深恐接驾不周，纷纷贿赂和珅，不惜用最珍贵的宝物买通和珅，请他从中周旋。和珅借南巡机会，攫取了大量财富。
和珅在承办各项事务中，收受的贿赂不计其数，各种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凡是国库、宫廷里有的，和珅家中都有，宫廷国库里没有的，他家里也有。各省的金库渐渐亏空了，而和珅家的库房却一个接一个地盖了起来，遍布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