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以及个人的心计，造就了一介富官、贪官。据记载，和珅拥有的土地共计十二万丈千六百亩，主要集中在直隶、热河及京津地区。这些田产有的是乘人之危低价买进的，有的则是向有求于他的人直接索取的。另外，和珅还用相当一部分钱财会放债，并开有当铺、银号、钱庄，以实现钱财增值。他的当铺有75座，银号、钱庄有42座，共计本银3040两。和珅还经营工商业，他开有粮店、酒店、瓷器店、灰瓦店、旅店等。总之，凡是有利可图的行业，他都去投资。在经营中，他倚仗自己的权力排斥同行，垄断市场，从中牟利。尽管这些产业的收入也是一笔不少的数字，但比起他的贪污和受贿所得，那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的。
总之，和珅通过种种手段聚敛起无法统计的财富，在当政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爬上了人臣权力的顶峰，而且成为当时天下的首富，也成为了古代的大贪官。
4．执军不力，漫不经心
和珅本不懂军事，却也亲临战场，邀取战功。借力借智，是和珅惯用的手段。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不懂装懂，一意孤行总要栽跟头的。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曾发生了一件让和珅颇为难堪的事情，而这也可以说是阿桂对和珅的一次教训或戏弄。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爆发回民起义，进逼兰州。乾隆命令和珅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平定****（在乾隆本意，是想让和珅建立一点实在功绩，以免臣民闲话），但毕竟对和珅才干不十分放心，因此，随后又令阿桂督师。当时阿桂正值生病，和珅于是匆匆前往甘肃，企图在阿桂到达之前抢个头功。然而，他虽然善于在皇帝面前投机取巧，但对用兵打仗却十分外行，而且当时在前线的将领是著名猛将海兰察。海兰察以作战勇猛著称，但性格骄横，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认为当时没有一个人有才干，平生只听从阿桂驱使，就是阿桂对他侮辱谩骂，也照样听从命令。若遇到其他人为主帅，虽然也以礼相待，但就不怎么听从使唤”。现在趾高气扬的和珅来到前线，对他指手划脚，二人当然难免发生冲突。和珅到达兰州以后，命令海兰察等人率军分四路进攻起义军，自己和西安将军一道负责策应。这时，起义军正挖沟阻拦清军，勇猛善战的海兰察将沟中义军全部消灭，清军取得小小胜利。而和珅却错误估计形势，自认为胜券在握，于是率军乘胜追击，不料义军早有防备，清军大败，连总兵图钦保这样的高级将领也被义军斩杀。
不懂装懂、瞎指挥必将酿成苦果。清军的这次失误，本是和珅的责任，但垂头丧气的和珅率兵回到军营，为了推托战败责任，竟然指责海兰察等将领事先不将敌情搞清楚，以致自己吃了败仗，又上疏乾隆说：海兰察等人有欺骗蒙蔽皇上的行为。幸亏乾隆对和珅的为人还有几分了解，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说：海兰察等人到了前线就和敌人打仗，并没有什么不对，和珅想让朕颠倒是非，斥责没有过错的人，朕可不干这样的事。而海兰察等前线将领看到和珅无理取闹，当然就更加不听从他的指挥。于是，和珅虽然有钦差之名，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光杆司令，没人听他的调遣。
就在和珅在前线焦头烂额、镇压起义没有进展的时候，阿桂来到了兰州。和珅一见阿桂，不是向他报告敌我形势，商量对敌战略，而是抱怨海兰察等人不听调遣，说：“这里的将帅都傲慢无礼，不听我的指挥，公（阿桂）不妨试一试。”阿桂听后说：“不听命令者斩！”和珅问阿桂如何用兵，阿桂笑而不答。第二大早上，阿桂召集诸将，布置作战任务，让和珅坐在受命将领的旁边，而受命诸将无不听从命令，态度十分虔诚、与以前和珅下令无人听从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最让他难堪的是，布置完了以后，阿桂还问他：诸将态度都不错，你说该杀谁？以致和珅尴尬愤怒至极。
清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公每呼一将人，则命和珅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则应如响。如是者数。和珅坐上愤甚。公部署毕，问和（坤）日：‘诸将初不见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和珅战栗无人色”。
和珅遭阿桂和海兰察等人的戏弄后，惶恐不安。而乾隆看到阿桂到前线以后，局势很快发生变化，形势对清军越来越有利，也十分高兴，又降旨将和珅贬损了一通，说：阿桂到了兰州以后，所有筹办事宜，虽然和和珅一同署名，但其实都是阿桂的功劳。因为只是在阿桂到了以后，经他经理筹划，各方面才有了条理。看来这事阿挂一人就能够办理妥当，不必令和珅一同办理，而且和珅在那里，事权不能归一，就是海兰察、额森特等人，过去都是由阿桂带领打仗，现在由阿桂指挥他们，自然比和珅调遣更加管用，让和珅回京扈从朕前往热河。皇帝的责备使和珅更加恼怒，而阿桂这时也一点不给和珅面子，接到乾隆谕旨，“就命令和珅即日返京”。兰州之行大概是和珅被处死以前最为难堪的一次经历，据说他对阿桂从此恨之入骨，但阿桂德高望重，为清朝立下不少显赫功劳，乾隆对他也极为信任，因此和珅对他无可奈何。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却因在审理案件中过分掺杂个人感情，差点被和珅算计成功。
这次军事上的失利给和珅敲响了警钟，从此再不敢轻易造次。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名。执军不力让和珅发现自己的弱项。避弱就强，方为智者。
5．找保护伞，一劳永逸
和珅本人深知，他所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乃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不是因为别的，而主要靠的是乾隆皇帝，靠的是他与乾隆帝之间的“特别关系”。乾隆是把保护伞，他就是伞下被保护的人，和珅一生的兴衰、荣辱和福祸都与乾隆帝有着密切关系。
乾隆帝自己认为他执政久、成就大、影响深，且身历四朝，眼通七代，亲见曾玄，是历史上少有的君主，因此十分自信。他十分欣赏自己的统治业绩，例如他多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用兵，创立了“十全武功”；在他统治期间朝政清明、国泰民安、经济繁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几乎年年去木兰秋弥、巡视各地，曾六下江南、四谒盛京，西幸佛教胜地五台山，东巡曲阜“三孔”。他平生性喜吟诗作赋、撰文著述、挥毫题词，留存世问文集三部、诗集五部，是中国诗作最多的皇帝、题字遍于海内的书法家，又是巨型丛书——《四库全书》的提倡者和主持人。总之他一生诗琴书画、收藏文物、音乐、美术无所不好，是一个兴趣极广的人。他十分欣赏自己的业绩，自以为他在文治武功方面所作的贡献是超越前人的。他曾说：“合倦思之，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日外患、日权臣、日外戚、日女谒、日宦寺、日好臣、日宠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言外之意，他弘历是古今惟有的“第一天子”别人都不如他，他是历代任何帝王所不能比拟的。乾隆帝多年来的顺境与成功，使他养成了一种只能颂扬、赞美，而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的性格。特别是他到了晚年，更加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这就给和珅以他为靠山提供了机会。和珅正是借着他的绝对权威，擅弄威福，大开赂门营私舞弊，为所欲为的。
和珅也深知，正是由于乾隆的宠信和庇护，他才能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掌握着全国的实权”。如果离开了这棵大树，失去了这座靠山，他就会寸步难行，倾刻倒台。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博得乾隆帝对他的欢心和宠信，得到实权。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假帝命，以令众臣”。
事实也正是如此，前述和珅当政时期，对清朝前期一些成法、制度的变革，都是打着乾隆帝的旗号，由皇上出面进行的。如“议罪银制度”的实施；大臣奏章一式二份，一份直送皇上，一份（副本）送军机处；军机章京不设具体定额，而由军机大臣自选用，不必向皇帝引见；规定御史出缺，一律提名60岁以上的老臣充当等。反过来说，这一系列的变革对巩固和珅的特殊地位、钳制舆论都是十分有利的。
和珅在乾隆帝这把大伞的保护下，“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同时他还控制了官吏的诠选。据朝鲜来华使臣记载：“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贫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臬，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
乾隆帝也有意抬高和珅的身份，如特意把他家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使他家列入上三旗成员，与众不同，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乾隆帝每次出外巡幸旅途中和珅始终伴随皇上而行。据英国副使斯当东记载：和珅总是“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了轿子差人走过沟来向特使（指马戛尔尼）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正是由于和珅与乾隆帝的特殊关系和超乎寻常的特殊地位，以及掌握着实际大权，才使不少官员向他取宠献媚、行贿、逢迎，效忠依附。正如嘉庆帝所说：和珅柄政二十多年，“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擢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赂皆所不免”。和珅经常挥舞着乾隆皇帝这张王牌对大臣们施淫威，“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放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对于这些以他为“奥援”的大臣们向他献媚、行贿，是否是心甘情愿，姑且不论，但他们知道在和珅身后有一个乾隆帝存在，而人们又知道乾隆帝就是权力的象征，只要乾隆帝在，和珅就会掌握大权。人们要拜倒在权力之下，拜倒在乾隆帝脚下，必然要屈服于和珅。这是那些官员们的逻辑，也是和珅的逻辑。
6．名师指点，善辨忠奸
31岁的和珅终于由户部侍郎而升为户部尚书，同时任摄政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又与乾隆结为亲家，儿子成了皇上最疼受的女儿的额附，和珅可谓权势熏天！
可是，正当和珅气焰熏天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为和珅掘着坟墓，这个人就是朱珪。
朱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人，与其兄朱筠在乡试中同时中举，并负时誉。乾隆十三年中进士，时年甫18岁。初选庶吉士，后高宗乾隆喜爱其才学品行，让他做侍读学士，不久改福建粮驿道，后又升为按察使、布政使，也就是在和珅31岁、乾隆70岁的乾隆四十五年，朱珪任山西巡抚。朱珪在外做官，最是勤政爱民，视政之余，惟学问读书是好，整日埋首书房。
朱珪在家奉母治病一段时间，见母病已痊愈，还要回任，忽然乾降诏到，令他回京听命，山西巡抚由布政使毕沅署理。
朱珪在家奉母治病，见母病已痊，还要回任，忽然乾隆诏到，令他回京听命，山西巡抚由布政使毕沅署理。
朱珪大惊之余，思考着这事，虽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偶然中蕴含着必然。知道这一定是毕沅等在和珅及其他人那里使了银子，于是自己的“终日读书”竟成了过错。
经过此事以后，朱珪冥思苦想朝中的大事。回首走过的道路，求索着未来的前途。朱珪想，皇上再没有了过去的宏图大志，只以为天下安定，他总以为他做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伟大业，渐渐地贪图享受，终日夸示富强。和珅投其所好、讨得宠爱，以致于权宦当道，吏治腐败，官府衙门互相勾结、作弊营私。想想自己的同事同门或门生中，也徇庇同党，援引倾陷。谁若指摘这些弊端，必遭皇上迁怒，必受和珅陷害。朝廷中勋贵权臣都不敢进言，更谈不到更张现实。自己对这腐败霉变王世，绝对是无可奈何的。难道就没有希望了？若有希望，希望在哪里？
人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朱珪要做一个识时务的人，他看到了希望。希望在哪里？希望只能在未来的皇帝身上。
未来的皇帝可能是哪一位皇子呢？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当有人议论乾隆“贪恋禄位，不肯立储”时，乾隆曾向天下宣布：他于三十八年冬天就已经选立皇储，并且说：“此事有苍天作证。”皇储的名字密封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嗣皇为谁？
朱珪对诸皇子一个一个地分析，渐渐地，目光集中到皇十五子永琰身上。
朱珪回想着立定皇储的乾隆三十八年的事情，这年冬至，南郊大祀，大祀当天，乾隆就命永谈代祀东陵。
清东陵位于直隶遵化县马兰峪昌瑞山。顺治帝在一次狩猎中偶过此山，见风景优美，王气葱郁，流连忘返，于是亲定此地为自己死后的万年吉地。顺治帝驾崩后就葬于此处，后康熙帝也葬于此。
以往，代皇上祀东陵者即为储君，乾隆让永琰代祀东陵，岂不是暗示永琰，他已将祖宗基业托付于永琰？还有，自他代祀东陵后，有两年的时间，无人知道永琰的去向。有的人说他被禁于宫内。可是若果真的是被囚禁了，何至于被囚禁时皇上坦然，永琰复出时皇上依然坦然而无任何波澜？也有人说，皇上为惩治他，让他去寻木鱼石，此说较为可信。
若论诸皇子人品，储位更是非永琰莫属。
既然永琰皇储君，则希望就是他身上，就要想方设法接近他。可是清制规定大臣绝不许与皇子接近，接近就要杀头。
接近他的惟一途径是做他的老师，做上书房的师傅。
如何才能谋得上书房师傅而又是皇十五子永琰的老师的职位？
朱珪目标既定，便开始行动起来。首先，他投乾隆所好，与乾隆作诗唱和。乾隆每日数首乃至十几首、几十首，朱珪把这些诗歌收集起来，合之以进献皇上，皇上大喜，便渐渐地与他翰墨来往，初时寥寥，后来频繁不绝。
然后，朱珪把乾隆的诗歌和文章全都收集过来，把它们分门别类，编缉成部函，加上注释和按语，评论那些诗歌，掩过“三曹”，比肩“李杜”。乾隆最喜作诗，说自己“伊余有结习，对时耽属咏”，“笑予结习未忘诗”，“平生结司最于诗。”
既然作诗以成“习”，便额视自己诗作高妙，而朱珪又精当地点出其高妙超绝之处，乾隆越加认为自己的诗作无论是格调、意境，还是炼字锤句，都可比肩古人而藐视当今。
朱珪仅此还嫌不够，便把乾隆的文章拿来，详加解释阐发，从思想内蕴，到篇章词句，无不涉及。阐释评说之后，又写一后跋。后跋中总结皇上论著有四大特点：
“刊千古相承之误，宣群经本传之蕴，断千秋未定之案，开诸儒未解之感。”
这几句的意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就是：改正了千古以来人们对古文经典的误解与传讹；阐发宣扬了古代各种经典中从未被揭示出来的意蕴、精髓；明断了千百年来未定的疑案；解答了先哲今儒历代学者想尽办法解释而又解释不通的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