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九年，河北等地再次发生严重饥荒，大有赤地千里的景象，在此情况下，乾隆命截流漕粮、发库存钱粮进行救济。所以，纪晓岚作为本籍大臣，又有《恭谢恩命截漕拨帑筹备直隶赈务折子》，对乾隆此举再次表示感激：
稻米如白雪，转运米船一艘接一艘；白银灿烂，银箱朱赤，皆来自大内之库。担心黎民迁徙流离，先期以黄榜告知；为防墨吏侵渔，临事又以册书相诚。纤微必考虑周到，以见曲加体恤之心；告诫维严，务使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臣觉得五十九年来，圣恩与岁而俱增；追源四千余年来，从前旧史所未见。即如父母家庭之家，也无此周详；惟有皇上乾隆覆载之功，才有如此高厚。但愿帝都千里之内，总得术极泉水滋润；祝愿皇上享寿万年，永注长生之录。
洋洋近千言，才情纵放，一气呵成，赞扬乾隆皇帝对臣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仁慈有加。但不管怎么说，纪晓岚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应是事实。
在正义的包围之中，在与对手较量时，和珅紧紧抓住皇帝这棵大树，巧妙周施，躲过多次灾难。战战兢兢之中，勉强保住了自己的头颅。和珅虽位及宰相，活得却也不比常人轻松。
10．两面周旋，平衡二主
一朝同时有两个皇帝，这在历史上是绝少有过的现象，而对当时的臣子们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两个主子，老皇帝余威犹在，得罪不起；新主子早晚会总揽大权，可以决定你以后的命运，当然更惹不起。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方法，做到左右逢源，这是每一个臣子头痛的事。
乾隆皇帝禅让后是一丝一毫也不肯让权，他是那种越到晚年，对虚荣和权力的欲望越强烈的人。决定传位的同时他就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他决不会置之不问，而仍要亲自处理。他命军机大臣拟定的传位规定，使太上皇的礼仪规格和实际权力都远在嗣皇帝之上，嘉庆虽贵为天子，乾隆却是凌驾于天子之上的天子之父。他决不甘心做历史上常见到的那种虽然养尊处优却毫无实权的太上皇。
按他的规定，太上皇帝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题奏行文时，遇天、祖等字高四格，太上皇帝高三格，嗣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要称万万寿，嗣皇帝只好降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新任官员离京赴任，都必然觐见太上皇，恭请太上皇的“恩训”。这还不够，传位以后，乾隆借口已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才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到早就修葺好的宁寿宫。于是，理应入养心殿的嘉庆皇帝，只好仍屈居在皇子所住的毓庆宫中，乾隆还给毓庆宫赐名“继德堂”。
还有，嘉庆改元，全国上下当然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是清官中还是用乾隆年号，譬如乾隆六十一、六十二年等等。新皇帝即位，按说钱币也改铸“嘉庆通宝”，可在这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各半分铸。
此时的嘉庆皇帝，已是35岁的壮年，满腹抱负不得施展，反倒成了太上皇的陪侍。正月初一，御太和殿的不是皇上，而是太上皇，皇上只能率领着王公大臣以及百官在殿下向太上皇庆贺行礼。太上皇外出巡幸，他不得不跟随左右，太上皇面南听政，他只能在殿内西向侍坐，每日只全神贯注于一件事，就是太上皇帝的喜怒哀乐，这是嘉庆皇帝修心忍性的一段日子。朝鲜史书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也就是传位大典举行的半月以后，朝鲜到清朝朝廷进贺的使节李秉模，被乾隆召见于圆明园的山高水长阁。诸位使臣到乾隆御榻前跪叩之后，太上皇帝便派和珅宣旨说：“我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就不必差人来谢恩了。”黄昏时分，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出来登上一只小船，嘉庆皇帝也坐上一只小船跟随着，让李秉模等人乘大船跟在最后，行几里许，下船进入庆丰图殿，又见太上皇躺在楼下的榻上，嘉庆皇帝侍坐一旁，看戏喝茶。
回到住所后，李秉模曾遣人去礼部询问：“从今以后，我国凡有进奏进表的事，是不是要在太上皇帝和嗣皇帝面前，各进一份呢？”他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军机处还未定例，以后会发文书的”。二十六日，李秉模等人被召到礼部，官员向他们宣读了太上皇的御旨：“以后外藩各国，只须查照年例具表进贡，就没有必要添备贡物给太上皇帝、皇帝分成两份呈进。”
三月十二日，朝鲜国王召见了回国的李秉模。国王问他：“太上皇身体还康健吗？”
“还好”。秉模回答。
“听说新皇帝仁孝诚勤，声誉远播，是吗？”
“看相貌倒是英俊洒脱，只是看他在终日欢宴游戏之时，总是目无旁视地侍坐在太上皇身旁，太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也就知道他是什么样了。”
实际上，这正是嘉庆帝的韬晦之计。他平日起居和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于色。可每当举行经筵典礼的时候，他却倾听得特别专注，而最受他眷注的，是阁老刘镛和纪晓岚等人，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朝野德高望重，为人正直，而且惟独他们不阿附和珅的缘故吧。
嘉庆当嗣皇帝的那几年，如果说对当太上皇的老子尚可容忍的话，那么最让他忍无可忍的，就算是太上皇的宠臣和珅了。
乾隆禅位给嘉庆后，虽然仍不肯放权，但毕竟已八十有六，记忆力大为衰退，所热衷的只是享乐游宴，和珅便成了出纳帝命之人，所传的太上皇意旨是真是假，谁也无从印证，于是和珅专权日甚，甚至敢在嘉庆帝面前炫耀老皇帝赋予他的特权，竟毫不顾及日后会招致杀身之祸，真是十足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在太上皇的“训政”之下当皇帝，那滋味已够嘉庆难受，再出来这么个“二皇帝”，嘉庆又怎能不切齿？只是所谓的“投鼠忌器”，碍着太上皇的面子，表面上不动声色罢了。
乾隆六十年公布皇太子人选之前，和珅先抢了一步，给永琰呈递一柄如意，意思是向他透露消息，表明他能当选皇太子，都是和珅拥戴的结果，永琰自是十分恼火。传位大典举行之后，和珅又以拥戴自居，出来进去一派狂傲之色。
有史料根据的一件事可以说明和珅当时的影响：嘉庆即位后，曾有意把他的老师、时任两广总督的朱珪调来京师任大学士，并已征得太上皇的同意，嘉庆非常高兴，便寄诗向朱珪告知消息并表示祝贺。和珅知道后极为不满，立即在乾隆帝面前挑唆说：“新皇帝想示恩故人。”结果，已在北上途中的朱珪被发到安徽去做了巡抚。
一次宴席上，他又挑唆乾隆减掉太仆寺马匹，弄得嘉庆叹气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
可是当人们看不过，纷纷议论时，嘉庆又装得若无其事：“朕正依靠着相公（指和珅）治理四海之事，你们怎么能轻慢他呢！”
然而和珅尽管狂傲，也深知太上皇来日不多，所以对嘉庆处处提防。嘉庆也深知自己嗣皇帝的位子能否坐稳，决定于太上皇的好恶，所以决不能让和珅抓住把柄，二人的斗法，从嗣位之日即已开始。和珅把自己的心腹吴省兰安插到嘉庆身边，明为帮助抄录诗草，实为监视他的行为。嘉庆心下明白，虚与委蛇而不露破绽，韬晦之功，委实不浅。不过，嘉庆也知道，和珅再狂，毕竟是个奴才，在适宜的场合，他也会抖抖皇上的威风，来个“偶尔露峥嵘”。相传有这样一则逸闻：
一次，和珅与朝贵们谈话，言必盛称太上皇。嘉庆闻知，在私下里怒骂：“和珅这个狗奴才，可恨他竟敢蔑视朕躬，不给他一点颜色，他还做梦哩！”第二天，便把和珅召到便殿，低声问他：
“太上皇待你好么？”
“太上皇恩典，天高地厚，奴才虽死不忘。”和珅顿首回答。
“那么，我待你又如何呢？”
“陛下待奴才恩典，虽不能与太上皇相比，奴才亦誓以死报。”
“好个誓以死报！”嘉庆冷笑，又问：“太上皇与朕，哪个贤明呢？”
“……这个，奴才不敢说。”在嘉庆的强行追问下，和珅只得回答：
“太上皇有知人之明，陛下有容人之量。”
“好个容人之量！你等着吧！”嘉庆又一次冷笑。
和珅吓得浑身战栗，及至出得便殿，已是汗流浃背，身上几层衣服都被浸得透湿。
也许，正是因为和珅对嘉庆多少还惧怕几分，嘉庆的嗣皇帝才终于坐稳。
还有这样一则传说：
当太上皇训政时，一日早朝罢，太上皇又专门召和珅入见。和珅进去时，见太上皇南面独坐（这历来是皇帝的位子），永琰则西向坐在一只小杌上（太上皇训政以后召见臣下，都如此坐），和珅下跪良久，只见太上皇双目紧闭，中口喃喃好像在说什么，永琰极力倾听，却怎么也听不懂一个字。过了好久，太上皇突然睁开眼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和珅马上应道：“徐天德、苟文明”。太上皇又闭上双目念叨起来，过了很久，才让和珅退下。
这一场景，嘉庆帝十分惊骇，便去问和珅，和珅告诉他：太上皇念的，乃是西域一种秘咒，只要对所憎恶的人诵读此咒，这人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会无疾而死，或者遭到奇祸。我听太上皇念这种咒，就知道他肯定诅咒的是教匪（指当时刚刚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无疑，所以我就拿教匪中两个首领的名字来应对了。”
嘉庆帝闻听，益发惊骇，他知道和王串肯定也娴于此术，若是哪天一不留神得罪了他，让他咒个无疾而终，岂不太冤！所以，永琰就下定决心要尽早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太上皇一死，永琰虽明知父皇丧事未办就先杀戮父皇宠信的大臣，是要背“不孝”之名的，却仍然不顾一切，甚至等不及找个借口，就先下手将和珅革职查问。这时与太上皇之死，仅仅5日。
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和珅还算是个明白人。他依附老皇帝，也不愿直接与新皇帝对抗，而且两面周旋，小心谨慎，才在自己的权力高位上多留了些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