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柳诒徵：直接培育人才的图书馆模式

柳诒徵是以学者出任图书馆馆长的。图书馆馆长应该是大学者，这才能有力地保证图书馆是富有学术气氛的文化、信息机构。柳诒徵在南京国学图书馆的建树，至今仍有很多值得借鉴，而他的人品更为后来者追思。有中山大学王起教授诗为证：“东西学术志沟通，文笔东南第一峰，还见郇堂风范否，相看剩有六朝松”。

由教授改做图书馆馆长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子展教授曾对我说起柳诒徵：“老师是古今、中外、南北学术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自1903年，老师奉张之洞之派随江阴缪荃孙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引进西方学制，回国后大办新学，却是开风气之先的。回国后，是年即在南京创办思业小学堂，任国文、历史、书法课程，并自着操衣，带着学生上操，当时学生后来知名的有周叔弢、陈方恪、宗白华、茅以升等。

1901年他为江楚编译局编出第一部历史教课书《历代史略》。1905年始柳诒徵先后在江南高等学堂、商业学堂、二江师范（后改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任教，撰有《中国文化史》、《中国商业史》、《商业道德》、《中国教育史》，《东亚各国史》等书。

柳诒徵治学，实事求是，1921年撰《论近人言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批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诸人讲论诸子之失。章太炎首先驰书认错，书中并誉先生之论如“凤鸣高岗”，后来并写一扇赠柳冶徵，那是《汉书·刘歆传》中“博闻强识，过绝于人”八字。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柳诒徵恶学校经济不公开，校长郭秉文为排挤杨杏佛，不惜以私人恩怨，裁撤工科，柳诒徵主持正义，助杨反郭，但郭得学阀为助，他痛正义之不得申，乃愤而辞职，同时竺可桢教授亦辞职改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则北上任东北大学教授，旋改就北京女子大学教职，兼北京高等师范教授。

1927年北伐胜利，六月柳诒徵返南京，筹建第四中山大学，时友朋劝他出任中大文学院长，他力辞而应聘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长事，馆址在南京乌龙潭，馆名屡改，后名国学图书馆，且亲书馆额。当时馆藏书177234册，善本18549册，续提善本31726册。此馆乃先生之师缪荃孙从杭州购得八千卷楼丁氏藏书后建成。

柳诒徵担任馆长后，乃积极谋图恢扩，续聚图书，厘定规章，开放阅览，1927年起撰写《国学图书馆概况》、《国学图书馆小史》，即印《国学图书馆年刊》，年出一厚册，鼓励馆员进行学术研究。至1936年已出十厚册。80年代顾廷龙还建议上海书店翻印此书。并聘请汤用彤、陈汉章、王伯沆、李小缘四人为国书馆顾问。征求海内族谱，他自己撰写《族谱研究举例》在《国学图书馆年刊》发表。

柳诒徵一转多方从事图书馆学术研究，1931年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在上海开馆（今陕西南路卢湾区图书馆），柳诒徵为科学社社员，因为该馆举办“中国版本展览会”，并编写《中国版本概说》一书。1933年8月教育部聘柳诒徵任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他因于《国风半月刊》三卷六期发表《选印四库秘书拟目》一文。同时刊印馆藏珍本秘笈近百种，八一三以后，有关抗日激励民气之书甚多。

柳诒徵任国学图书馆馆长任中最大之业绩，即为编印《国学图书馆总目》四十四卷，30巨册，图书馆指导读者读书，最要在有分类目，仍可使读者，因类求书，进行研究。此决非书名卡片，作者卡片所可替代，且目录可以人手一册，检索方便，国学图书馆乃一僻地小馆，费时三年，1935年终于编就此一部兼有线平装乃至杂志、碑帖的分类目，1986年我的七弟柳曾修赴美国各大学访问，来信说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莫不有一部《国学图书馆总目》。

柳诒徵于此目躬亲编校，厘定部类，收书22万余册，分7部、85类、832属。上法班刘，下规《四库》，贯串古今，大有改进。他亲撰序言，以明其分类编纂之始末，自有图书馆以来，能将全部藏书编成总目者，当以此为第一家。其特点有三：一、将四库分类加以增删，增设志部以收方志，业部收业书，图部以收地图及各种图册，增四分法为七分。二、将丛书子目分隶各类，读者查阅，可以一览无遗。三、集部编次，以作者卒年为断，便于定易代之际作者归于何朝，其方法在图书馆界有一定影响。当柳诒徵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顾廷龙撰《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以作纪念，内特述及：“合众图书馆编印藏书目录，即明确说明分类采用国学图书馆分类法。关于丛书子目分别部属，1938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均将子目分类。国学图书馆之《总目》，实导夫先路，在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定之地位。”①

学者培植读者的创举

柳诒徵办图书馆全心为读者服务，其中有一项创举，即可以让读者住馆读书，免收宿舍，这样读者长年住在馆中，可以大量阅读，易于成就。当时住馆读书，后来成为大学者的有蔡尚思、谢国桢、任中敏、吴天石等人，就中以蔡尚思最为突出。

蔡尚思说：“柳诒徵所给我的多读书，多搜集史料的机会与经常为我讲近代掌故，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

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蔡尚思在南京龙幡里住馆读书，他一天用16至18个小时，翻阅全部馆藏集部收集思想史资料，晚上八、九点钟向柳馆长请教，柳馆长一点不摆架子，边谈边笑，蔡尚思把南京国学图书馆当作“太上研究院”，把他手批国学图书馆《总目》集部五大册作为自己读书的结业证书。1997年蔡先生已九十三岁的高龄，他的藏书几经沧桑，多已损失，但还保存着这5本集部目，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密密地写满了蝇头小字。

1935年，柳诒徵的学生郑鹤声介绍蔡尚思到上海沪江大学教书，临行蔡尚思向柳诒徵致谢，哈哈大笑说，我应该感谢你，你帮我将书中的蛀虫全部赶跑了。

蔡尚思曾将在国学图书馆住馆读书事，多次撰文发表，80年代有位读者看见了，写信问蔡尚思，问现在可有这样免费住读的图书馆，蔡尚思特地写信向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询问，顾廷龙回答说：“我实尚无所闻。”

1937年抗战军兴，国学图书馆拟建新书库未成，8月，柳诒徵日夜督员工装运善本等书110箱至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1月自运方志、丛书等107箱至苏北兴化，当时我才六岁，随祖父同行。我年纪虽小，亦知宋元本为国之瑰宝，存南京不运，独运此方志50箱同行何哉！此念存之心中60年，1997年11月我至江阴参加缪荃孙学术讨论会，会上有学者宣读缪荃孙与方志研究的论文，始明先祖青年时代即随缪荃孙熟悉方志的重要，其详莫过于军事地图，如一旦大量方志沦入敌手，不啻国家门户洞开，可见图书与国运大有关系！

我始知学者之尊，学问之重要，如但知宋版书一两黄金一页，那只是玩物丧志罢了。与国家之兴亡，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①顾文收入拙编《柳诒徵郇堂学记》，此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柳曾符）

链接柳诒徵自日本留学归国，曾将西汉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以为座右铭。

余思图书馆可以开展哪些出乎常规、而又能方便于读者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