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年诞生于福建平和县。1919年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分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1936年举家赴美，长期从事写作。
林语堂一生写过60本书，上千篇文章。他以图书馆为天地海洋，著书立说。
“从图书馆汲取知识，是最佳的学习方法”
无论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或是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林语堂都以“高材生”著称，这位渴望潜入知识海洋去探宝的青年人，年轻时就不满足于仅仅在知识岸边的观望和徜徉，他迈出了教室四壁的狭小天地，登上“书”的航船。他认为，在一所大学里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当时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规模还十分有限，仅拥有五千册图书，其中三分之一还是宗教书籍。林语堂却认真和细心地浏览了馆内藏书的组合和布局，他精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ErnestHaeckel）的《宇宙之迷》、《生物创造史》和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的基础》等书。渐渐地，圣约翰大学在林语堂的眼里已不再是一座神秘莫测的知识库，从中所汲取的知识，为他以后从事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几年之后，林语堂漂洋过海，就读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对林语堂的吸引力，与其说是它那阵营坚强的教授群，还不如说是它那收藏丰富的卫德诺图书馆。林语堂住在波士顿赭山街51号，就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他听房东太太说，卫德诺图书馆的藏书如果排列起来，有好几英里长。这令他相当神往。此后，卫德诺图书馆成了林语堂的乐园，除了上课时间外，他都泡在图书馆里了。别人在看戏看球赛，他就从图书馆借书。在林语堂看来，“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在图书馆选择自己爱读的书，从中汲取知识，他认为这是最佳的学习方法。他在《论读书的艺术》一文中写道：“我们须知道读书的方法，一方面要几种精读，一方面也要尽量涉猎翻览。”因为得益于图书馆，日后林语堂对女儿林太乙说，进大学还不如到图书馆读书有收益。
林语堂的文化经历有着奇特之处：他在异邦莱比锡的学府里，熟悉了中国训诂大家王念孙父子、段玉裁和顾炎武等人的考据成就。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的时候，这所大学中国研究所的中文书籍非常丰富，林语堂从这里，还从柏林大学邮借到自己所需的中文书，充分利用这些书籍，认真地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又钻进了《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和阮元刻的《皇清经解续篇》等古籍中。在莱比锡的那段经历，是林语堂穿越国学文化“断层”中的一段非常艰难的路程。
在“有不为斋”里做学问
林语堂酷爱书，尤其酷爱搜集书。这段历史应追溯到他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年代，那时候，他是一位英文教员，但他又自惭形秽于对中文知识的贫乏，于是与琉璃厂的书店书商们结下了因缘。琉璃厂是北京书铺会集之地，如一些学者一样，林语堂也常常光顾那里寻找价廉物美的古旧书籍。那里的书铺老板几乎个个精于目录学、版本学，林语堂不耻下问，常常向他们请教版本源流和辨别优劣方法。去琉璃厂的次数与林语堂的中国文化知识的增长速度成为正比。他在那里买到了许多需要的书，有的甚至是善本，堪称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这段时间，林语堂填补了自己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许多空白。当时，林语堂还相当热衷于汉字改革，在1918年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后来，又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发表长篇论文《图书索引之一新法》，从目录学视角提出建立图书新分类法，就此还引起了刘半农等人著文讨论。“初出茅庐”的林语堂，所写的文章正好触及到“文学革命”初期被学界多人忽略的图书馆目录学问题。
30年代，林语堂移居上海，寓所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43号（A），这是一座花园洋房。林语堂的小书房在楼下，取名为“有不为斋”，墙上挂着梁启超亲笔书赠的一幅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洋装书和线装书并存，真是个颇具规模的私人藏书室。林语堂并不对自己的藏书进行分类排架，他认为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你那五尺高的书架，应当别成一个小天地。必须把这本诗歌搁置在科学的文章之上，同时使一本侦探小说与名人著作并列。这样安排之后，一个五尺书架会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感到天花乱坠。如果架子上只有司马光的一套《资治通鉴》，当你无心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书房常有一种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气存在。林语堂在这间书房里，为《论语》、《人世间》等杂志组稿，处理编务，接待客人；林语堂的许多著作和译文也先后诞生在这个“有不为斋”中。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家中各种繁琐杂事均由妻子操办，唯有对家中藏书的处置仍由林语堂“大权独揽”。他将十几箱书寄存商务印书馆，剩下要带走的书仍非常多，仅是有关苏东坡的各种参考书籍就达13类100多种。可以断言，若干年后，林语堂所著《苏东坡传》和《孔子的智慧》、《庄子》等盖出于此吧。
在国外生活的几十年中，林语堂一家在迁移中有时把家具都卖掉了，留下的仅仅是衣服和书，在林语堂眼里，这数千本藏书，无论家搬到哪里，都要带走的。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木箱，竖起来便是书架，搬起来简便多了。1966年他从美国返回时，又带回了二十大箱的书，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还有希伯莱文，在视书为第二生命的林语堂眼里，书比金银财宝更珍贵。
发明造字九万的中文打字机
兴趣广泛的林语堂，并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视野仅仅停留于写作和语言学的范畴中，他在治学过程中，编过索引，发明过“上下形检字法”。在他漫长人生中的这些浪花，使他的生活更具色彩。
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时，他深感参考书目的重要，“以短短几行字介绍某一题目该读什么书”。他曾协助编了一本大学生的“好读物”索引，作为指引研究生的入门之钥匙，这份目录极受欢迎，居然卖了约一百万份。
在语言学方面造诣颇深的林语堂，对文字也相当有研究。1924年，他发明了“汉字号码索引法”，主张“首末笔留在字之外围，不可跟字母笔顺入于中部”，并认为，“凡一字必有四个号码以定其位置”。这一年，他又发明了“国音新韵检字”，刊登于图书馆协会专刊，还担任了图书馆协会索引委员会会长。
也许人们很难想像，这位作家、语言学家，居然还是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40年代后期，林语堂在自己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巧妙设计，竟然制造出一架64键能以拼音法造字九万的中文打字机，取名为“明快打字机”。尽管这项发明几乎使林语堂倾家荡产，但此后，这项专利得到了万国商业机器公司（IBM）的重视，特别是键盘输入法。在此基础上，公司制造出“电子翻译机”。当我们跨入信息时代，电脑的使用已十分普遍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想到，当年电子计算机的雏形，与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的输入法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呢？
1976年林语堂在台北逝世以后，家人将他生前藏书、作品、一部分手稿及有代表性的遗物，捐赠给台北市。1985台北市便在士林区仰德大道二段241号成立了“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图书馆保留了林语堂原来的书房、卧室及客厅，参观者可以看见他的书桌、眼镜、烟斗等等。文物陈列室里展示他中外文著作手稿、画画及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原始资料以及一架以“上下形检字法”为输入法的神通电脑终端机等。图书馆每周开放5天，供公众阅览。时人有诗为证：
有不为斋作馆名，大师才气任纵横。
心悬宇宙文笔著，足履东西学术精；
麓色青舒环墓苑，园花红映入轩楹。
能遗手泽高评价，千秋文光日月争。（陈家添：《参观林语堂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朱正娴）
链结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发生难题，常常赴附近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核实，但不便使用自己名字，其女儿替他取了一个名字：“林语珠女士”。
余思台湾阳明山林语堂故居的墙上，写有他的名言四句，前两句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那么后两句呢？
